藏书印与版本鉴定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
一
玺印和符节一样，最早是用做取信的标识。从何时起，把玺印钤盖在书籍上，作为收藏、校读、鉴赏等等的印记，不可确知。唐王建《宫词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王建是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进士，初为渭南尉，历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其《宫词》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①。可见藏书用印，早在雕版印书之前。
在书籍上钤盖印章的习尚，以明清两代为最盛。当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有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这些藏书家，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们学有专长，精于鉴别。因此，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很受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都把印章作比较详细的著录。
印章和版式、行格、字体、纸张、墨色、讳字、刻工、序跋、牌记等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但是又有不同。版式、行格等条件是先天的，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是鉴定版本的主要根据。印章则是后天的，是在图书流传过程中钤盖上去的，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即凭藉它可以考查出一本书的流传源流。这一点，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也是很重要的。书商射利，伪造版本，也往往是在这一点上露出马脚。就印章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印文作为史料，可用以考查一个人的
异名别号、生年行第、氏族乡里籍贯、家世门第、仕途经历、学行师承、癖好志趣等，也可用来考查一个时代的职官、玺印制度和谊里关系。关于这一方面，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图书用印，源远流长，但以明清两代为盛，大概与宋元以降，文人喜欢治印，明代文(三桥)何(雪渔)而后，文人治印技巧逐渐走向高峰有很大的关系。明清两代的藏书印，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很多是篆刻俱佳的艺术精品。特别是清人印，从风格上看，有凝重的浙派印，有秀逸的皖派印，也有莆田派和其它游离于各派之间，而独树一帜的名家作品，可以说是集一代篆刻艺术之大成，是研究我国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印章的形制和印文的内容，明清两代也都有新的发展。
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钤盖上几方朱白得宜的藏书印，朱墨灿然，古色古香，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使它成为艺术珍品。这大概是历代藏书家，喜欢在藏书上用印的又一个原因。
二
藏书印，就印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二十类：
(一)名号印：印文直刻藏书人的姓名字号，分为名号印与别号印。或直文或横文或回文；文或白或朱或朱白间用。如“季振宜印”、“沧苇”；“钱曾之印”、“遵王”；“乾学之印”、“健庵”等②。明代以前多用单印，或刻姓名，或刻字号。清以后多用双印，一颗印刻姓名，一颗印刻字号。两颗印大小一致，文或俱白或俱朱，或一白一朱，名上号下，钤盖在一本书上。也有单刻一个姓的，如赵松雪有“赵”
字方圆二印，缪荃孙有八分书朱方“缪”字印。或者把姓名字号全部刻入一印，如“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王禹声遵考甫一名卓字昭回”、“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等。像“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余”、“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一”两印，或冠以籍贯，或缀以行第，但以姓名字号为主，仍属名号印。名号印中，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联珠印，是把姓名拆开，每个字自成一方，几颗印连缀钤盖，姓名方才完整。顾蒙、孔继涵等，都有这种印。
我国古代文人，往往喜欢在正式名号之外，起上一个别号，表述个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点，并用以入印，这种印叫别号印。如赵松雪的印“水晶宫道人”，文彭的印“渔洋子”，唐寅的印“六如居士”，阮元的印“研经老人”，黄丕烈的印“佞宋主人”等。
(二)堂号印：我国古代文人，还习尚于把个人起居、游憩、读书、藏书等处所，据其特点题上一个堂号并用以入印，这种印叫堂号印，也有人叫做斋馆印。如文征明的印“停云馆”、“辛夷馆”、“悟言室”、“玉兰堂”、“翠竹斋”、“梅华屋”、“梅溪精舍”；项元汴的印“天籁阁”、“退密斋”、“世美堂”、“世济美堂”；毛晋的印“汲古阁”、“目耕楼”、“弦歌草堂”；丁丙的印“善本书室”、“八千卷楼”；杨以增的印“海源阁”、“宋存室”、“四经四史之斋”；瞿镛的印“铁琴铜剑楼”；张金吾的印“爱日精庐”；黄丕烈的印“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读未见书斋”、“学耕堂”等等。
以上举例，是印文比较简单的。有一些名号印或堂号印，或者在名号前冠以籍贯、乡里、氏族、官职，或者在名号下缀以“珍藏”、“秘籍”、“收藏印”、“书画印”等尾词，如“浙右项笃寿子长藏书”、“长白敷槎氏堇斋昌令图书”、“汪士钟字春霞号朗园书画印”、“当湖小重山馆胡氏遽江珍藏”、“苏州常熟虞山精舍至乐楼主人河南道御史陈察元习之记”、“古槜李江山风月主人子渊项元深氏世济美堂收集书籍印”，以及“八千卷楼珍藏善本”、“桐凤庼所收清儒著注选戢校刻书印”、“曾在南云蔡氏犹半轩群签之内”等，文字虽然多所变化，但以藏书人的姓名字号或堂号为主体，仍属名号印或堂号印。
由于藏书人的境况不同，堂号印多少不一。如文征明有不同称号的堂号印十颗，项子京六颗，毛晋、黄丕烈各七颗，上面提到的几颗，是善本书上常见的。堂号印和前面提到的名号印，是藏书印中使用最多，最常见的一种。
(三)鉴别印：这种印多见于宋元刻本书，用者多数是精于鉴别的名家，印文用语以简单肯定的居多。如“沅叔审定”(傅增湘)、“艺风审定”(缪荃孙)、“芙川鉴定”(张蓉镜)、“杨绍和鉴定”、“叶名琛名澧兄弟同鉴定”、“苏斋真鉴”(翁方纲)、“完彦景贤精鉴”，以及“高氏鉴定宋刻版本”(高濂)、“贵阳陈氏审定宋本”(陈渠)；“毛晋秘箧审定真迹”、“张之洞审定旧椠精钞书籍印”、“长白马佳氏宝康审定宋元旧椠并元明旧抄旧校之记”等。当然，印文也有含蓄一些的，如“谭元庆学看元本书籍印”。
有些名藏书家，如项元汴、毛晋、季振宜、席鉴、杨守敬等人，更在所藏善本书上，加钤“宋本”、“元本”、“赵宋本”、“甲”、“乙”或“神品”、“稀世之珍”、“天下无双”、“人间孤本”等圆方小印，以为版本品位高低的标识，这种品评性质的印章，也属于鉴别印的范围。
(四)校读印：这是对善本书上常见的校勘印与阅读印的通称。校勘印如“益之手校”(杨以增)、“喜孙校本”(汪喜荀)、“惠定宇手定本”(惠栋)、“又玄斋校阅过”(秦四麟)、“曾经燕庭勘读”(刘喜海)，以及“张海鹏校正图书记”、“南陵徐海昌勘误鉴真记”、“颖川陈氏校定典籍之章”(陈子龙)等。阅读印如“彭兆荪读”、“深柳读书”(金元功)、“赵凡夫读残书”(赵宦光)、“曾经筠川读”(刘筠川)、“吴岫尘外轩读一过”，以及查岐昌的印“巢经阁读古记”、吴翌凤的印“枚庵流览所及”、“丁福保三十以后读书记”等。
从上面的印文看，校勘印和阅读印似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印章，但实际上校读相因，二者往往不能截然分开。
钱谷的印“白发抄书”和“钱谷手抄”，沈与文的印“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雠记”等，也可归人校读印一类。钞书与刻书，也不能和校完全分开。明清两代很多的藏书家，也是钞校名家和刻书家。
校勘印和钞书印，多用于钞本和批校本，在刻本书中也往往见到。
(五)观赏印：这种印的印文多种多样。有的称“观”，如“方若蘅曾观”、“正(汪士)、“橘里清赏”(何良俊)、“翰怡玩赏”(刘承干)、“梅花庵鉴赏”(王
时敏)、“芙川张蓉镜心赏”、“克文与××夫人同赏”，以及“莫云卿赏识”、“桂坡安国赏鉴”、“茅斋赏玩”(冯文昌)等。有的称“经眼”，如“受珊经眼”、“陈彰经眼”、“白堤钱听默经眼”；有的称“过眼”，如“三松过眼”、“惕甫过眼”；有的称“过目”，如“云孙过目”、“仲鱼过目”、“古本过目记”(王晋卿)；有的称“阅目”或“目击”，如“锡庚阅目”、“柱尊目击”；有的称“眼福”，如“瞿安眼福”、“良士眼福”等。还有的称“缘”，如“结缘”(沈岩)、“苏斋墨缘”(翁方纲)；称“玩”，如“刚主秘玩”（谢国桢）、“培芝秘玩”(戴植)等。观赏印的印文样式，实际上不止这些。我国古代藏书家对待善本书，大体上持两种态度：一种是秘不示人，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甚至在书页钤上“鬻及借人为不孝”的印章，告诫子孙。另一种多数人是持开放态度，同好之间可以传观，观者可以在书页上题识，也可以钤盖印章。因此，在善本书上，观赏印比较多见。
(六)记事印：定名为记事印，是从印文内容的性质来说的，印文的字数并不一定很多，所记内容多数和书籍有关系。如“甲子丙寅韩德钧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是记同治三年和五年，太平天国战争中，夫妇两度携书避难出走。鲍廷博的印“老屋三间赐书万卷”，是记乾隆年间开四库馆时，他因献书七百种，被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辟堂三楹贮之，并颜其堂日“赐书之阁”。吴骞的印“临安志百卷人家”，是记他先后得到宋咸淳本《临安志》九十一卷，乾道本《临安志》三卷，淳祐本《临安志》六卷，合为百卷，欣赏之余，治
印留念。韩泰华的印“金石录十卷人家”，是记他得到阮元旧藏宋椠《金石录》十卷。他如杨守敬的印“星吾日本访书之记”、郁松年的印“郁泰峰己酉年所收书印”、王受珊的印“受珊六十以后所得书画”、马思赞的印“衎斋师友遗传之物”、朱锡庚的印“笥河府君遗藏图书”，以及“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进”、“光绪戊子湖州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之书匮藏南学”、“前分巡广东高廉道归安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籍”等印，记一家一地一书之得失的，都可归诸记事印。
有徐勃一印，“义溪方伯陈公某，精于谶纬多奇篇，厥后散失如云烟，末学徐勃收得焉，重加装饰师前贤，是为崇祯甲午年。”③在记事印中别具一格。
记事印，也有的是记际遇、生辰等，和书籍并无关系，如阮元的印“臣元奉敕审释内府金石文字”，朱彝尊的印“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壮十日癸酉时”等。
(七)仕履印：这种印是在印文中记个人的官职和仕途经历。明以前已有，如宋江正有“越州观察使者”印。明以后，这种印大为增多，如明都穆有“乙卯举人已未进士”印，王鏊有“大宗伯”印，郑晓有“大司寇章”印，文震孟有“两月平章”印，陆琛有“国史经筵讲官”印，唐寅有“南京解元”印，范钦有“古司马氏”印，吴宽有“古太史氏”印，孙克弘有“汉阳太守”印，范大澈有“典属国”印及“典客侍从”印，袁忠彻有“尚宝少卿袁氏忠彻”印等。
人清之后，这种印更有发展，一个人甚至有几颗内容不同的印，记载仕途经历和际遇。如翁方纲有印三颗，一颗是“秘阁校理”，一
颗是“内阁学士内阁侍读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一颗是“恩加二品重燕琼林”。宋筠也有三颗，印文是“己丑进士”、“太史图书”、“三晋提刑”。朱彝尊两颗，“南书房旧讲官”、“七品官耳”。孙星衍两颗，“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等等，一颗者更多。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到，仕履印的印文有两种，一种是以当代的职官名入印，一种是以古代的职官名入印。如明王鏊曾任户部尚书，故印文曰“大宗伯”；范钦曾任兵部右侍郎，所以印文称“古司马氏”；孙克弘的印文称“太守”，因为他曾任汉阳知府；宋筠的印文称“三晋提刑”，因为他曾任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
明人更有以官署印或关防做个人藏书印的，如王世贞藏书上钤“太仆寺印”，或“抚治郧阳等处关防”；叶盛藏书上钤“镇抚燕云关防”，或“巡抚宣府关防”；顾仁效的藏书钤“南京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关防”等。入清以后，以官署印或关防做个人藏书印的，比较少见。曾见河南馆藏道光抄本《聊斋文集》，钤有“沈项分驻新兴×县丞之关防”、“陈留县典史钤记”及“×县巡检司印”等，似乎是一个人署理不同职务时，钤盖在个人藏书上面的。
(八)门第印：这种印的印文，有的是炫耀高贵，如朱大韶(?)的印“唐室分封肇姓皇明科甲世家”，袁忠彻的印“袁氏父子列卿”；有的是自诩书香，如沈与文的印“吴门世儒家”，鲍廷博的印“世守陈编之家”，文掞的印“东吴文献衡山世家”等。也有从另一个角度讲门第的，如董其昌(?)的印“积善世家”，周锡章的印“光风霁月人家”等④。
有一些记身世的印，按印文性质也可入门第印一类。如明李孝元的印“太保尚书之嗣”(孝元父廷相，字梦弼，弘治进士，历官南京户部尚书，谥文敏)；秦汴的印“太保秦端敏公仲子”(汴父金仲，字国声，弘治进士，官刑部尚书，谥端敏)；叶国华的印“文庄七世孙”(叶盛，字与中，正统进士，历官礼部左侍郎，谥文庄)，以及顾千里的印“陈黄门侍郎三十五代孙”(顾野王，吴人，字希冯，初为梁宣城王宾客，梁亡入陈，仕终黄门侍郎)，阮元继妻经楼夫人印“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等。
吴宽的印“延州来季子后”，陆叔度的印“象山之裔”，毛表的印“叔郑后裔”等，也是记身世源出，只是世代上不能具体。
(九)里居印：这种印是在印文中记载籍贯或族氏里居。如文征明的“江左”印，顾从德、顾夏珍的“武陵”印，以及赵松雪的“天水赵氏”印，王宠的“古吴王氏”印，卢文弨的“范阳卢氏”印等。大族同姓，聚居一地，印文更有以街巷分的，如吴县顾至的印刻“骑龙巷顾氏”、顾应昌的印刻“混堂巷顾氏”、“碧凤坊顾氏”等。
明人藏书印中，多见一种“世家”印，如王鏊的“震泽世家”，秦四麟的“雍门世家”，顾从礼的“武陵世家”，项笃寿的“浙西世家”，杨仪的“华阴世家”等，也属于里居印，“世家”一词，是累世做官，门第高贵的泛称。清人的印文中，少用“世家”字样。
里居印中，还有一种以所居地址的历史或风物特点为文人印的，如毛晋的印“仲雍故国人家”，项笃寿的印“桃花村里人家”，项元汴的印“桃花源里人家”，唐寅的印“桃花坞人家”，孙育的印“开
皇山下人家”，金檀的印“家在黄山白岗之间”，戴大章的印“绿柳桥西戴大章”，阮元的印“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等。
曾见辽宁大学馆藏旧抄本《壮观禄》，钤钱保寿一印：“荷花池畔红渠舍，便是吟莲馆之家”，朱方小篆，篆刻俱佳，十分醒目。
(十)行第印：以行第相称的习惯，盛行于唐代，唐人诗文集中多见这种例子。明清以降，以行第相称者亦有，如“李十九”(良年)、“包十二”(铭)、“朱十八”(振嘉)等(见朱彝尊《曝书亭集》)，余绪而已。以之入印的，如“东郡杨二”(杨绍和)、“吴下汪三”(汪振勋)、“汪大喜孙”(汪喜荀)、“钱四”(钱勰)、“李二”(李鹿山)、“汪十”(汪洋度)等。
(十一)箴言印：这种印是以格言、成语、警句等入印，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治学态度，或是对书籍的感情。这种印宋元已有，如宋人有“贤者而后乐此”印。明清以来，这种印大为增多，如毛晋的印“开卷一乐”、项元汴的印“神游心赏”、邢祖恪的印“温故知新”、席鉴的印“学然后知不足”、劳格的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徐乾学的印“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以及鲍廷博的印“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等等。也有的印文是表述个人修养和处世态度，如文淑的印“端操有从幽闲有容”，邢祖恪的印“中庸不可能也”，厉文晖的印“温柔敦厚”，朱大韶的印“心同太虚”，江以周的印“乐天知命”等。
箴言印更多的是谆嘱子孙后人，要他们继承先人遗志，保存好藏书。印文有的很少，只有几个字，如“永保”、“子孙保之”、“子孙永宝”等，毛晋、陈昂、祁尔光等许多藏书名家，都有这种印章。
有的则字数较多，如杨继振的一颗印，竟有二百五十字。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失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言，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谓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风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又曰“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帙精整，未敢轻事丹黄，造劫楮素，至简首卷尾，钤朱累累，则独至之癖，不减墨林，窃用自喜，究之于书，不为无补。”可谓煌煌巨制。王昶的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述庵传诫。”六十四字。毛晋的印：“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勿宁舍旃。”五十五字。祁尔光的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四十二字。其次，钱谷的印：“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张晓渔的印：“清俸买来，勤加雠校，鬻及抛残，谓之不孝，唯张氏子孙，手泽是好”等，均在二
三十字以上。从这些印文中，可以看到藏书人对子孙的期望多么殷切。可惜的是后人不肖者多，藏书鲜有传及二世、三世的。因此，印文也有作退一步想的，如钱侗的印：“积书万卷无不有，子孙读之惟所取，文章道德期不朽，才或未逮贵能守，万不得已求主售，读书养亲赡戚友，得钱他用天不佑，鬼神殛罚安其疚。嘉定钱季子藏书记”，但是比较起来，终不如孙从添的印“得者宝之”，卢文弨的印“精校善本得者珍之”，崇恩的印“语龄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宝之，庶传久远”，以及浙东汤氏的印“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更令人觉得亲切一些。
箴言印也有的是要求借书人珍惜爱护书籍的，如姚咨的印“颜氏家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损，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一也，皇山人述”。
(十二)吉语印：这种印起源很早，汉代就已经有用吉语入印的。吉语用于藏书印，如毛晋的印“子孙世昌”，冯文昌的印“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沈岩的印“好学为福”，马思赞的印“永以为好”，刘世珩的印“葱石贵寿吉利”，邓邦述的印“邦述长寿”，以及“博明长乐”、“祖培印信长寿”(叶蕃)等。
张蓉镜的印“在处有神物护持”，毛晋的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是说善本流传人间，全赖神物呵护，是吉语印的变种。
(十三)诗文印：这种印文，有的是刻一首完整的诗，如王鏊印“御书：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相与细论文”；丁芮朴的印“手抄集万卷，数世之苦心，流落不知处，壁出丝竹音”。但多
数是自制或摘取前人的诗文成句入印，借以记事、述怀或抒情。如文征明的印“惟庚寅吾以降”，钱陆灿的印“儒师马文肃，佛嗣熊辟庵”，是记事。“惟庚寅”句出自《离骚》。待诏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干支正当庚寅。季振宜的印“吾道在沧洲”，毛晋的印“汲古得修绠”，徐恕的印“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是述志。“沧洲”古人用来称喻隐居。《北史·明帝赠韦琼诗》“六爻贞遁世，三辰光少微，颍阳让逾远，沧洲去不归”；谢朓《出新林浦》诗“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唐王维诗“鲁连功未报，且莫蹈沧洲”，都是用的这个意思。“汲古”一句，出自韩愈诗《秋怀》：“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表达的是做官人厌倦官场生活，希求退隐汲古的心理。毛晋虽然没有做官，但他是求仕落第才转向刻书的，因此，《秋怀》诗能引起他感情上的共鸣。毛晋的另一印“月明千里故人来”，莫云卿的印“清味少人知”，范大彻的印“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之民”，萧萝松的印“名山草堂，萧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沉酣枕籍，不知其余，俯仰今昔，乐且宴如”，是抒情。从不同角度抒发读书的情趣。“月明”一句，出自唐寅诗《题草堂话旧图》：“新扣柴扉惊鹤梦，月明千里故人来”，用做藏书印，可能是隐喻观旧书如逢故人。
诗文印还有把两句诗文作为上下句各成一方入印的。如北京中国书店藏年羹尧刻本《陆宣公集》上钤二印，一方是“旧学商量加邃密”(句出朱熹诗)，一方是“始终臣节霜雪寒”。
诗文印中，以抒情之作为多，有抒发健康感情的，当然也有抒发颓废感情或闲情逸致的，如金券的印“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书”，宋兰挥的印“风月无边庭竹交翠”，马思赞的印“空山无人水流花开”，项笃寿(?)的印“美酒饮到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以及“痛饮读离骚”，“人生行乐尔”等等。有的人叫它是“闲章”，认为是骚人墨客无聊之作，不值一顾。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把一个人的诗文印和他的人生观、经历联系起来看，往往可以看到，正是所谓“闲章”的印文内容，很多倒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不应一概否定。况且，从鉴定版本的角度说，它和其他印章同样可以起到识别的标识作用。
(十四)典故印：这种印不很多，如何良俊的印“陆沈金马门”、项笃寿的印“马生角”、陆时化的印“蕉鹿梦”，以及“种五色瓜”、“太史公牛马走”、“女娲氏博浪石外山”等。
这种印有典故本身的意思，又有用作藏书印的隐喻含义。如“陆沈金马门”是把两个典故联结起来刻入一印。“陆沈”即“陆沉”，沈沉古通，比喻隐于市朝，不为人知。语出《庄子·则阳》。黄庭坚《答张沙河》诗：“丈夫身在要勉力，岂有吾子终陆沉”，用的就是这个意思。“金马门”又称“金门”，汉代宫门名。语出《史记·滑稽列传》，汉代征辟士人，一般都要待诏公车；才能卓异的，则得待诏金马门。登上金马门，就是登上了飞黄腾达的阶梯。所以《汉书·扬雄传下》有“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谢惠连诗有“登金马而名扬”等句子。藏书人以此二典联结入印，可能是表达希求做官扬名的心理。
“马生角”，语见《史记·荆轲传赞·注》：“燕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以此用做藏书印文，大概是隐喻版本罕见。《天禄琳琅书目》说“马生角，笃字离合体也”，意思说“马生角”，是藏书人项笃寿的“笃”字的离合体，把典故印解成谜语，不确。
“蕉鹿梦”，语出《列子·周穆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打死一只鹿，藏了起来，待到去取，忘了藏处，遂以为是做了一场梦。藏书人用这一典故入印，可能是表达他个人把世事看做梦幻的消极态度。
“种五色瓜”一印，据《天禄琳琅书目》说，是英人布衣瓜畴的印。“五色瓜”用召平故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东陵瓜即五色瓜，见李峤诗：“欲识东陵味，青门五色瓜”，骆宾王诗：“一顷南山豆，五色东陵瓜”。以“种五色瓜”入印，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隐喻藏者的布衣身分，一是隐喻书的版本珍贵。
(十五)肖形印：肖形印有两种，一种是上刻肖己像，并缀以诗文，如朱彝尊的印，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一面镌白文十二字：“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陈仲鱼的一颗，上刻肖己像，题“仲鱼图象”，并缀以十二字：“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另一种是在印文的上下左右或四边，刻龙凤虎云雷等图案花纹，或青龙、
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图形，印面鲜明悦目，装饰趣味浓厚，具有典型的东方艺术特色。这种印起源也很早，汉印中已多见。清代藏书家杨继振、钱谦益和清帝雍正、乾隆等，都有这种印章。齐齐哈尔市馆藏嘉庆二年刻本《薛氏钟鼎款识》，上钤杨继振不同形制的肖形印数颗，有几颗印面造型极其美观精致。
(十六)纪年印：如毛晋的印“戊戌毛晋”，阮元的印“癸巳”、“戊戌”，钱陆灿的印“壬子癸丑”等。这种印有的是记年龄。如毛晋，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生，清顺治十五年(戊戌)正六十岁。阮元，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生，道光十三年(癸已)正七十岁，十八年(戊戌)七十五岁。有的是兼记生年和年龄，如钱陆灿，明万历四十年(壬子)生，清康熙十三年(癸丑)，周岁六十又一。他把“壬子”、“癸丑”合为一印，可能有几个意思，一、他是壬子年生；二、治印时六十一岁；三、进入了第二个花甲。另有一种纪年印，如周星诒的“癸巳人”，冯舒的“癸巳人”和“癸巳老人”，王献臣的“己丑父”等，纯属记个人生年的。冯舒，明万历二十一年生，周星诒，清道光十三年生，生年干支并当癸巳。
记年龄的印和单纯记生年的印不同，具有双重含义，既是年龄的标记，同时也是活动时间的标记。如阮元把“戊戌”一印用在宋刊本《金石录》的题识下面，既是记他个人的年龄，同时也是记他题识的时间⑤。
(十七)宫廷印：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宫廷藏书印，是宋高宗的“德寿殿书籍印”⑥以及时间稍晚一些的“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等(缉熙殿建成于南宋理宗绍定六年六月甲午)。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宫廷藏书印在文字内容和形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清代的宫庭藏书印，除了常见的“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二印之外，很多皇帝有专用玺印，如雍正的“雍正御览之宝”、“雍正宸翰”、“朝乾夕惕”、“为君难”、“圆明主人”，乾隆的“乾隆御览之宝”、“古稀天子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和“几暇怡情”、“犹日孜孜”、“含味经籍”、“庄敬日强”等等。清代皇帝专用印章数量很多，如乾隆就有一百九十多方⑦。从《天禄琳琅书目》看，书籍上常用的不过三十方左右，数量倒并不很多。
(十八)藩府印：明代藩府藏书刻书的风气都很盛。藏书著名的有周府(朱)，常见印章有“周府御书楼宝”，晋府(朱钟玄)，常见印章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书画印”、“子=孙=永宝用”等，庐江王府(朱见楠)，常见印章有“庐江王文房记”、“宗藩清暇”。他如楚府、衡府、秦府等，也都有藏书。清代王府藏书，著名的有果亲王弘瞻，怡亲王弘晓、成亲王永理等。常见藏书印有“果亲王点定”、“果亲王府图籍”、“果亲王府图书记”；“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藏书记”、“怡亲王宝”；“皇子永王星之印”、“永瑆私印”、“皇十一子”等。
(十九)官书印：官书藏印，多用官署印、关防权代。也有专为藏书篆刻的。如南宋的印“绍兴府镇越堂官书”，元代的印“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失，典掌者不许收受”，明代的印“翰林国史院官书”等。又，明永乐四年，命礼部尚书郑赐访购遗书，所采之书钤以“礼部官书”，这颗“礼部官书”印，传世善本书中多见。
《藏书纪事诗》载：《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书中，每间数纸，则有真书木印“鄂州州学官书”、“鄂州官书带去准盗”，这与元代国子监崇文阁的印，以及明代另一印“安抚提刑汪郎中置到绍兴府学官书，许生员借看，不许带出学门”的内容很是相近。因为要向读书人开放出借，难免损坏缺失，藏借双方都要告诫一下。这种印多数是真书木印，印文也可能有代表性。
历代的书院和清代官书局的藏书，也钤有印章，因为没有什么特点，不再一一举例。
(二十)杂记印：如钱谦益的印“如来真子天子门生”，钱陆灿的印“明经别驾，书经解元，临济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马思赞的印“前身是罗浮头陀”等，属杂记印。还有一些印，如周良金的“毗陵周廷相氏装潢印识”，杨继振的“云蕉馆骑缝印”，“金坛蒋宅平安家报印”等，各自代表一种类型，因为数量不多，也都归入杂记印。“金坛蒋宅平安家报印”，是以平安家报印代藏书印的仅有一例，对研究印章制度有很大参考价值。《天禄琳琅书目》说它是“坊贾所为”，非是。
三
古籍善本上的藏书印，数量既多，文字内容也很繁杂。上面就所见印文内容，大体归纳为二十类，为的是能对它有个比较全面的条理性认识，便于从版本鉴别、艺术价值及史料内容等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研究、应用。
一方完整的印，是由形制不同的纽与体两者构成的。其质料有金、银、铜、角、木、石、竹、玉、玛瑙等等。文字有印面文字和边款文字。我们在善本书看到的藏书印，并不是一颗印章的整体，而只是由文字、形制、印色三者组成的一个印面。以这个印面为对象，除了研究它的文字内容之外，还要研究文字的形体、印的形制和印泥的颜色等。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不辨字的形体也就无从了解字义。藏书印的印文，主要是用秦篆，也就是所谓的小篆，用六国文字、钟鼎文字、缪篆、汉隶、八分书、真书和叠文入印的也有一些，但与秦篆相比，数量上就少得多。叠文主要用于官印，私人藏印用者很少，见到的有项元汴的“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叶氏进学斋藏书记”和“献县张氏藏书之印”等有数几方。甲骨文字，因为发现的时间较晚，只在清末以后的藏书印中才能见到。玺印文字是比较难以辨认的，特别是缪篆和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印很少。六国文字和秦篆，本出自甲文金文一系，它比较难认，是因为六国当时文字异形，后来见到的这种文字数量比较少，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系统地研究整理，缺少适用的字
书。秦篆的规律性比较强，一般地说，掌握了《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和懂得六书规律，大体上可以解决识字问题。但有时在个别字的辨识上也会有困难。因为治印者，由于印面章法美观的需要，常常变易字形结构的体位，或者增减笔画。这种变易有些有规律可循，也有些是治印人以意为之，辨认时令人很费揣度。关于解决识字问题，前人已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许慎的《说文解字》，桂馥的《缪篆分韵》，袁日省的《汉印分韵》初、二集，孟昭鸿的《汉印分韵》三集和《印字类纂》，罗福颐的《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容庚的《金文编》，徐文镜的《古籀汇编》，顾廷龙的《陶文孴录》等，为我们提供了查考古代文字的极大方便条件。但是要充分利用这些工具书，仍然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古文字学基础知识。
印章也有用少数民族文字入印的，特别是清代官印，多满汉合文，满文居左，汉文居右，字用叠文⑧。私人藏书印，满汉合文的特别少。曾见徐松有“大兴徐氏藏图籍印”，朱文方印，右半汉文两行用秦篆，左半满文三行用篆文叠书，篆刻都很精致，是少有的一例。
还应该特别提一下花押印。花押，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文字或书体，而是个人专用的一个符号。花押印，实际上是姓名印的一种。这种印盛行于元代。因为当时的蒙古、色目官吏多不识字，各人图画一个符号，介乎字画之间，刻到印上，作为代替姓名的标记。明清两代藏书印，仍然有人沿用这种形式。如杨继振、樊荫荪都有这种印章，上半
《中国传统文献学》复习纲要分析
绪论 文献P2 文献：文—文字，记载。献—贤，贤者所述，真实性口述。 郑、朱把“文献“一词分解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指书面材料，即文章或典籍，另一部分指口头材料，即贤人所讲述的材料。因此，今天有学者（如李泽厚）把孔子所说“文献”翻译成“文字材料和活材料”。 而马氏所谓“文献”包括三种历史资料： (1)正式印行的典籍； (2)未正式结集印行的官僚名士的零散章奏诗文等； (3)社会名流的谈话记录或采访笔录等。 简言之，就是指正式印行的典籍和未印行的文字资料。 传统文献学 传统文献学正是在综合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指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如分类、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PPT） 古典文献学的体系 中国古典文献学：书史古典文献学史古籍目录学古籍版本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注释学古籍翻译古籍整理学古籍索引学专科文献学（PPT）
第一章 金石P21 广义地说，作为文献载体，这里的“金”指金属，“石”指石材。 缣帛P26 缣就是绢，帛是丝织品的总称，缣帛就是现在所说的绸缎。 第二章 版本 版本是刻版（雕版）印书出现后为区别刻本与写本而使用的名称。最初的印版是以木板为原料雕刻而成，因此“版本”又称“板本”。(PPT) 版本类型(PPT) 一般所谓版本类别，主要是指纸质书籍的形式而言。纸质版本按其形式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写本，一为刻本。 （一）写本 又称手写本，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主要版本形式。 （二）刻本 刻本的分类最为复杂，因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有不同的分类。 （三）珍本与善本 善本：指好的版本。不仅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可称善本，大凡经过名家精校过的版本亦可视为善本。 珍本：指珍稀版本。凡是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甚少的版本均可视为珍本。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足本、精本即是善本。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 一 玺印和符节一样，最早是用做取信的标识。从何时起，把玺印钤盖在书籍上，作为收藏、校读、鉴赏等等的印记，不可确知。唐王建《宫词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王建是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进士，初为渭南尉，历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其《宫词》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①。可见藏书用印，早在雕版印书之前。 在书籍上钤盖印章的习尚，以明清两代为最盛。当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有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这些藏书家，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们学有专长，精于鉴别。因此，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很受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都把印章作比较详细的著录。 印章和版式、行格、字体、纸张、墨色、讳字、刻工、序跋、牌记等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但是又有不同。版式、行格等条件是先天的，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是鉴定版本的主要根据。印章则是后天的，是在图书流传过程中钤盖上去的，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即凭藉它可以考查出一本书的流传源流。这一点，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也是很重要的。书商射利，伪造版本，也往往是在这一点上露出马脚。就印章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印文作为史料，可用以考查一个人的
异名别号、生年行第、氏族乡里籍贯、家世门第、仕途经历、学行师承、癖好志趣等，也可用来考查一个时代的职官、玺印制度和谊里关系。关于这一方面，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图书用印，源远流长，但以明清两代为盛，大概与宋元以降，文人喜欢治印，明代文(三桥)何(雪渔)而后，文人治印技巧逐渐走向高峰有很大的关系。明清两代的藏书印，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很多是篆刻俱佳的艺术精品。特别是清人印，从风格上看，有凝重的浙派印，有秀逸的皖派印，也有莆田派和其它游离于各派之间，而独树一帜的名家作品，可以说是集一代篆刻艺术之大成，是研究我国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印章的形制和印文的内容，明清两代也都有新的发展。 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钤盖上几方朱白得宜的藏书印，朱墨灿然，古色古香，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使它成为艺术珍品。这大概是历代藏书家，喜欢在藏书上用印的又一个原因。 二 藏书印，就印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二十类： (一)名号印：印文直刻藏书人的姓名字号，分为名号印与别号印。或直文或横文或回文；文或白或朱或朱白间用。如“季振宜印”、“沧苇”；“钱曾之印”、“遵王”；“乾学之印”、“健庵”等②。明代以前多用单印，或刻姓名，或刻字号。清以后多用双印，一颗印刻姓名，一颗印刻字号。两颗印大小一致，文或俱白或俱朱，或一白一朱，名上号下，钤盖在一本书上。也有单刻一个姓的，如赵松雪有“赵”
藏书印和藏书票
藏书印和藏书票 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12年第21期 文·图／秦文军 在文人书斋中，你经常能看到藏书印和藏书票的倩影，这两者产生的意义在于，能无言地 表达爱书之人和图书主人对书籍的灵犀赞美。 藏书印是主人用以表示图书所有者，或表达其个性爱好而钤于古籍上的一种藏书印章，也 作印鉴标记，印章形状各异，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 藏书票则以微形绘画，大都为木刻画的形式，贴在书籍的扉页上，这样既可以作为收藏者 的标鉴，还可作为书籍的装饰品。两者都表示对图书的归属，表达个人的志向与品位，提升书 斋文化的雅格。起之源 藏书印是诞生在中国的唐宋年间，是从文入画家的书画用印中演变而来的。由于书画作品 的收藏在当时已蔚然成风，在画作上题款和钤印，就成了收藏者鉴定画作真伪或表示收藏者身 份的一种方式，藏书印也由此产生。唐宋时期，正是我国书籍出版和印刷技术日渐成熟之时， 一些私人的藏书不断地得以充实，私印中闲章渐起，从皇室人员到文人墨客均在使用。如唐太 宗的“贞”“观”连珠印、玄宗的“开”“元”连珠印、南唐李后主的“建业文堂”、苏轼的“雪堂”、米芾的“宝晋堂”等。这些斋名印通常也被作为藏书印的一个种类，钤盖在书籍上。唐代诗人皮日休在《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诗中云：“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可见藏书印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 藏书票起源于欧洲，15世纪时最先在德国流行。有一张早期的藏书票，画面上是一位手持 盾牌的天使，盾牌上画有似牛非牛的图腾。这是当时勃兰登堡家族赠书给一家修道院时特制的 藏书票，也是最早的纹章藏书票。明代末期，一些西方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在宣扬神 学的同时，一些教堂图书馆收藏了各种传教士带来的图书，其中有不少私人赠书，上面贴有各 种藏书票。自此，藏书票就渐渐地在我国流传开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书画家叶灵凤 曾特别撰文来介绍藏书票；1935年，广州美术教师李桦在《现代版画》上开辟了《藏书票专辑》，发表了版画协会五位会员的12张藏书票，成了我国早期藏书票中的精品。藏书印 藏书印和藏书票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藏书印是以其印文内容分类，而藏书票却以绘画艺 术分类。藏书印的种类有多种，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姓名字号章。姓名字号章是藏书印中最常见的一种，钤于书上可表示图书的归属。在有些 印童上还标有藏书者的字号、籍贯、头衔或身世门第等。如：晚清上海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印“泰峰”、晚清常熟虞绍基的“虞山翟绍基藏书之印”、清末民初徐乃昌的“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清方功惠的“方功惠藏书之印”、明陈明华的“丙戌进士”、唐寅的“南京解元”等。 鉴赏印。分为“鉴”和“赏”两大类，“鉴”类藏书印的印文多为“校订”“审定”“勘读”，或是直接记录鉴定结果；“赏”类藏书印的印文多为“鉴藏”“鉴赏”，如：清叶德辉 的“直山审定”，直山是叶德辉之号、明高濂的“高氏鉴定宋刻版书”、清翁方纲的“苏斋真鉴”、近代藏书家缪荃孙的“曾经艺风勘读”、清汪士钟的“郎园真赏”等。 读书或惜书印。有人喜欢在自己读过的书上钤上一印，表示此书已读。一为读书记号，二 为区分什么书未读。如：毛晋的“毛子九读书记”、清贝镛的“简乡读过”“简香曾读”（贝
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学术价值
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学术价值 虞万里 一 明清以来藏书家珍视宋本，偶得一帙，便什袭珍藏。传至今日，已价值连城。但所谓宋本，大多是南宋刻本，真正的北宋监本或坊本，早已稀若星凤，即在收藏丰富的著名图书馆，也是难得一睹。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唐代杜佑《通典》，则是确乎无疑的北宋刻本。展卷摩挲，九百多年前的版刻风貌跃然纸上。 《通典》为唐杜佑纂辑。佑（735～812）字君卿，京兆府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元和姓纂》卷六载，佑乃关中名族，祖上自元魏、北周而下，累世官宦，显赫当时，故其初以门荫入仕，为郡县佐贰。大历三年（768），入韦元甫幕。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封岐国公。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上表，并使人诣阙献《通典》二百卷。《通典》以食货为首，依次分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全书计二百数十万字，征引唐以前典籍达二三百种。 二 北宋本《通典》原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原书200卷，现存179卷，缺21卷，据嘉靖刊朝鲜活字本补抄18卷，仅缺3卷。今存44册。版框高24.2厘米，宽16厘米，左右双栏，上下单栏，版心白口，不题书名，但上题册数，中记卷数，下标页数。每半叶15行，行26～31字不等，注文为双行小字，行35～37字不等。原书有少量版片系补刻，避宋讳阙笔至贞、徵、懲。原本每册首页藏书印除日本收藏所钤“秘阁图书之章”、“宫内省图书印”外，下有“经筵”篆文朱文方印一枚，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册尾部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正书朱文长方印一枚，此印是确定本书年代的基点，也是引出宋刻和高丽刻本分歧的焦点。
最新文献学复习资料
文献学 填空题 1、“版本”之称，始于唐五代雕版印刷书之后，是相对于“写本”而言，所以前人论及版本学， 多称始自宋人尤袤（读若“冒”,南北曰袤，东西曰广）的《遂初堂书目》。 2、《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隋书?突厥传》突厥人“无文字，刻木为契。” 3、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是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发现的“石鼓文” _____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4、最长的简是二尺四寸，用来书写经史、法律。木制的版牍多写公文或画地理图,故称国土为 “版图”。又常有用版牍（长一尺）写书信，故有称书信为“尺牍”。 5、《汉书.赵飞燕传》说，赵飞燕用名叫“赫蹄”的小薄纸包药丸，其实这种纸也是缣帛。 _ 6、宋代最为流行的装订方式是“蝴蝶装”（亦作“蝶装”）。 7、所谓建本，是就地域而言，指福建建阳县的麻沙、崇化两镇书坊所刻之书。 8、宋代刻书最精者是杭州刻本，即“浙本—。 9、元代地方官刻，由各路儒学和书院刻印，其中书院最优。 10、善本八字标准“精校精注、不缺不讹”。而版本鉴别八字经验则是“眼别真赝，心识古今” 11、“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目录不明，终是乱读。”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12、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人朱彝尊撰写《经义考》仿照马端临的目录体例；章学诚《史籍考》；谢《小学考》。 13、马端临的目录学体例自序、总序、大序、小序。______ 14、古人写字都带着刀和笔，故有“刀笔” 一词，《史记》称萧何为秦之“刀笔吏”，后来“刀笔吏”贬称从事文字记录工作的小官。 15、编撰《四库全书》私人献书最多的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和宁波天一阁主人范茂柱。 16、《四库提要》为一万多种书写提要，存目书籍六千多种。 17、陈恒〈〈四库全书考异》;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补正》 18、《四库》存目录6793种,93551卷，比《四库》收录之书多出将近一半。 19、元刻本特点：黑口、赵字（赵孟俯）、无讳、多简。 20、册页装帧包括经折装、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____
古籍知识
1．古籍：指1911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需指出：上述时间是粗线条的，处于保护利用需要，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书（古人所著）通常仍当“古籍”看待） 2．版本：由特定工艺制作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图书物质形式 3．古籍版本学：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 4．版本源流：广义上：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狭义上：每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5．文献考证法：把古籍版本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 6．比较研究法：通过比较版本异同，比较版本 7．试验研究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物理化学实验），对古籍版本进行鉴定 8．计量分析法：通过计量分析研究版本 9．版框：也叫边栏，指一张印纸四周的围线 10．四周单边：四周边栏只有一条围线 11．左右双边：左右边栏各有两条线组成的 12．四周双边：四周边栏都是两条围线的，又称文武栏 13．字栏：用字组成的栏线 14．竹节栏：用竹节图案组成的栏线 15．博古栏：用各种乐器图案组成的栏线 16．界行：字行之间的分界线界行和栏线有朱墨两色：红色栏线的叫朱丝栏；黑色栏线叫乌丝栏 17．版心：也叫中缝、书口、版口，指每页正中较窄的一格，格内常常刻有书名、卷次、页码、字数和刻工姓名 18．鱼尾：版心全长四分之一处的鱼尾形标志 19．单尾鱼：版心只有一个鱼尾 20．双尾鱼：版心有两个鱼尾 21．三尾鱼：版心有三个鱼尾 22．对尾鱼：两个鱼尾方向相反者 23．顺尾鱼：两个鱼尾方向相同者 24．以鱼尾虚实图案分：只有鱼尾外部轮廓的，叫白鱼尾 鱼尾轮廓用墨填写的，叫黑鱼尾 鱼尾由线条构成的，叫线鱼尾 鱼尾由图案构成的，叫花鱼尾 25．象鼻：连接鱼尾和版框的一条线。有粗细之分：粗的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的叫小黑口、 线黑口或细黑口；没有象鼻的叫白口；白口刻有文字的叫花口 26．天头：也叫书眉，指上栏以外的空白处 27．地脚：下栏以外的空白处 28．书耳：也叫耳格或耳子，指版框外边上端的小方格，用以书写篇名、室名等 29．书衣：也叫书皮，指包在全书最外层的一张纸，较厚，有保护全书的作用 30．书签：贴在书衣左上方的一个长方形纸条或丝条，上面标有书名，书签常常请名人或师长题写 31．书名页：书衣之后题有书名的一页 32．书首：也叫书头，指书的上端 33．书根：书的下端截面
方寸世界
题记：在不满方寸的小空间，布置、经营、用自己的匠心造成一个最理完美无缺的小世界…… 方寸世界 ——历史的长河中,先人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古空间；时空的隧道里，金石凝成了中国独有的味道。在历史的有神巷道中求索，我们看到一种图形，它是独特的，能让每一个爱书之人为之着迷，那就是藏书印。 一方藏书印，千年说不尽。 一壶茶、一炉香伴着古韵悠悠忘却尘世凡俗，细细品味，那朱红的鈐印中自有一种感动缓缓渗出…… 外国人藏书爱用藏书票，中国人藏书爱用藏书印。与西方的藏书票相比，中国的藏书印似乎缺少了色彩和形象画面，但这种差异正是它的特色所在。现代著名书画家丰子恺先生曾经对中国独特的金石艺术做过精辟的概括：“在不满方寸的小空间，布置、经营、用自己的匠心造成一个最理想、完美无缺的小世界，这是西洋人梦想不到的幽境。”诚如丰子恺先生所言，藏书印不仅是中国代表性艺术之一，而且还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堪称瑰丽的国宝。 藏书印之所以有如此价值，是因为藏书印章大多是请名家篆刻，其本身就极具艺术价值。明代毛晋的汲古阁用印，大多出自汪关之手，清代潘祖荫滂喜斋藏印，即出自赵之谦之手。这些篆刻名手所治之印或凝重古朴或温雅秀逸，堪称藏书印之代表。值得一说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酷爱读书，解放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藏书数万册。他的藏书几乎都鈐有“毛氏藏书”的印章。1963年毛泽东委托陈叔通请上海博物馆篆刻家吴朴堂刻印。吴朴堂构思此印良久：因为“毛氏”二字笔画较少，而“藏书”二字笔画较繁，一疏一密颇难布局，盖印也多，必须深刻才不致磨损，刻成后毛泽东对这方印非常满意。 藏书印的另一价值便在于其史料价值，它可以用来考查一部书的流传源流；可以和版本、行款、字体、纸张一起，用来判断一本书的版本；可以用来补充书史资料的不足，因而历来受到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 细细品味藏书印，可以明古人之思，解古人之情，方寸之间颇有趣味。 印的古文字字形是一只手抓住一个符节，符节是古代的信物，最初是封泥，表示诚信，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慢慢演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 藏书印作为印章的一个分支，起先用的是铜印，后来石章逐渐多起来，古人说：“石不
古代文化常识--关于古籍的一些知识
关于古籍的一些知识 1.什么是古籍 古人写、印的书籍。一般指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历朝写本、刻本、稿本、拓本等。辛亥革命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也属古籍。 2.古籍的用纸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纸很快便取代了竹帛，而广泛应用于书写或印刷。桓玄废掉晋安帝以后，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纸的普遍应用起了催化作用。我国古代的纸张种类繁多，但用于书写和印刷的，主要是麻纸、竹纸和皮纸。麻纸分白麻纸和黄麻纸两种。白麻纸正面洁白有光泽，背面略为粗糙；黄麻纸微呈黄色，纸张亦比白麻纸略厚，但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这种纸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早在唐代，宫廷起草诏书就用黄麻纸，故后世又称“草诏”为“草麻”，宋、元（包括辽、金）刻本，不少都采用这两种纸印刷。 五代有一种名贵的纸叫澄心堂纸。所谓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弁的宫室之名，可见这种纸是专为南唐宫廷制造的。这是一种楮皮纸，生产于安徽的池州和歙州。据说，这种纸要用腊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纸，故宋人梅尧臣写诗歌咏这种纸说：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这种纸后来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因其昂贵，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 宋代开始用竹造纸，称为竹纸。宋人周密在其所著《癸辛杂识》前集《简椠》条中说：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竹纸的颜色微黄，故又称作“黄纸”。我国南方产竹，故竹纸多产于南方。福建的麻沙镇，不但印刷业发达，而且造纸业同样发达，所生产的纸即竹纸，称为“麻沙纸”，多为当地印书所采用，故宋麻沙本多竹纸。竹纸质地较脆。吴、越和蜀地的竹纸质地较好，南宋陈《负暄野录》认为越地的竹纸“甲于他处”，并且说：今吴人取越竹，以梅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盘骨
藏书章
藏书章 一、定义 图书收藏者用以标明图书所有权和表达其个性爱好的一种印迹。又称藏书印。中国西汉时期就已出现藏书章。古代藏书家为辨明图书的归属，征信于人，常在自己的藏书上盖上印章。章上通常刻有姓名、字、号、乡里、祖籍、藏书处所、官职、鉴别、授受、告诫、记事、言志等内容。 古籍藏书印是指钤盖在古籍上的藏书印章。就其材料而言,或铜或金,或玉或石,明代以来石质者居多。就字数而言,或一印一字,或一印多字,或是一首小诗,或是一篇短文;从其形状来看,有方印、套印、亚字印、六面印、葫芦印、琵琶印等;就字型而言,有大篆、小篆、鸟虫篆、楷书、隶书。 二、简介 北宋苏耆、苏舜钦有“佩六相印之裔”等印。南宋贾似道有“秋壑图书”等印。明末清初藏书家万贞言的藏书印上刻有“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等字,情深意切。明清以后,宋元版书倍受藏书家珍惜，家藏宋版书者竞相夸耀，这类藏书印极盛一时。明朝文人多自号“山人”、“居士”等，故多在藏书章印上刻有这种文字,如“文水道人”,“五峰樵客”、“五峰山人”、“墙东居士”等；很多官宦之士喜欢刻藏书章，如明季振宜有印“吾道在沧州”、“柱下史”,叶盛有“镇抚燕云关防”、“巡抚宣府关防”印，表达他们“春风得意马[1]蹄疾”的情感。还有些藏书家在书印上表达追思前人之意 , 如明江苏吴宽有“延州来季子后”印。 藏书印可印在目录页或是扉页的右下角，加印此章以示本人对此书曾有过收藏的历史。 藏书印，这可是中国人发明并大力推广的玩意儿。我看，比欧洲人的藏书票强。咱们的藏书印五花八门，从极普通的名章，到书斋、书室、堂名印章，金石书画鉴藏印以至抒情言志印（著名的如郑板桥的“二十年前旧板桥”），甚至类似遗嘱的垂诫子孙印，无所不有。真草篆隶，各体皆精。诚乃天下之大观与奇观也。由此发展出进入版本鉴定行列，据印章以考订收藏源流，以至于印章真伪、印泥年代及优劣。藏书印的鉴别，已发展成版本研究的一大旁证。专门著作，如故交林申清同志的《明清藏书家藏书印》等，均为近年来应运而生之作，所惜囿于所见大藏书家范围，视野不甚广阔罢了。喜欢读书的人大都爱好藏书，每购到一本值得珍藏的图书，就在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或钤上一枚赏心悦目的藏书印，以寄托自己的心绪情趣。 三、历史流变 藏书印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唐太宗的“贞观”印，到了宋太祖，已开始用“秘阁图书”这枚专门的收藏印鉴了。明清以来，私人藏书尤其重视藏书印的应用，使这一风气逐渐普及开来，一方朱印钤上书端，既为藏书者标志，又可表露藏书者的心曲，可谓方寸之间高低互见，读来意趣盎然。如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着“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煌，他的藏书印文是一首诗：“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书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诗中要子孙爱惜书籍，守之弗失。明末藏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有一方56字的藏书印，其中一段印文为“赵文敏书卷末云，吾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读，将到于鬻，颓其家声，无宁舍旃”，希望后代读其藏书，从中受益，如将他的藏书卖掉，则禽兽不如。顾千里有“陈黄门侍郎三十五代孙”印,陆芝荣有“忠宣第三十七世孙”印。明清之间妇女藏书章有归有光妻王氏的“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印，阮
书法文献学知识对青年图书馆员专业提升的重要意义-精品文档
书法文献学知识对青年图书馆员专业提升的重要意义 一、书法文献学浅说 在当前国家规定的学科分类中，书法被归为艺术类，下设书法史、书法理论等学科。因此，书法文献学的学科定义显得比较模糊。书法文献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历代书法文献的学问，是历史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学科分类中列出的书法理论类似，各大开设书法专业的教育机构亦多将其用这一学科名称代之，侧重的是与书法艺术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教学。但是，古人所做的一些和书法有关的学问，其实与今天的这种分类学科是既有交叉又有区别的，如对书法作品的内容考释、碑帖辨伪等就不能完全归入书法艺术理论或是实践的课程当中。也就是说，硬性的学科分类与现实的工作需要存在着不对称现象。书法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艺术性并不能概括其文化涵义的全部。随着我国古籍整理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书法文献学知识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和研究价值正越来越明显地得到体现。 书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人遗留下来的与书法相关的文献，是有着深远的历史传承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代帖学、金石考据学等传统学问在当今学科分类教育背景下的延伸，涉及碑帖拓本鉴定、文字沿革考据、书法史研究、书法赏评、书家评骘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不可避
免的一环。试举如下： 1.碑帖鉴定 碑帖一般是古人习字或练习书法用的，也可用来补正史籍之遗阙等，但以前者为多见。古人练习书法讲究“取法乎上”，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前代碑碣往往多遭损毁，寻求早期拓本、好拓本就成了古代书家普遍偏好之事。一些文人墨客为得到好的碑帖拓本，往往不惜重金。传拓时间的远近使得拓本出现质量上的优劣，利益的驱使则造成了伪本的产生。人们在甄别碑帖时，往往需综合书体特征、史书记载、书法特点、碑文形制等多方面的内容，辨明真伪，考镜源流。如唐代大书法家李邕书写的《云麾将军碑》（或称《李思训碑》），因年代久远，传拓者多，到清代的时候碑文已经很不清晰。清代著名书法家、收藏家翁方纲见到此碑 “‘序’、‘国’未损”拓本后，十分欣喜，跋曰：“李北海云麾将军碑最行于元季，因赵松雪晚年喜抚是帖，拓者如鲫，故石此时已磨剥不堪矣。是乃宋拓也，方具神采，足供我辈临池。可珍！可珍！”藏书家王文韶亦为之作跋称：“夔石藏《云麾碑》20本，以此为第一本也。《云麾碑》乃书中之鹤，清逸绝俗也。旧拓精致者稀如晨星，如此本，不可多得之物也。王文韶灯下记。”这些题跋为我们明晰“‘序’、‘国’未损本《云麾将军碑》”的拓本流传提供了可靠的佐证，它们也成为了今天书法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碑帖鉴别的过程与对古书籍的
小常识古籍的印章
小常识古籍的印章 导读：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
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等印章，都属此类。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 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也有文字 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
北京大学藏《唐诗鼓吹》版本经眼录
北京大学藏《唐诗鼓吹》版本经眼录作者：李天保葸琼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07期
摘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多种《唐诗鼓吹》，有元刊本和清刊本，分属三个版本系统，这些版本呈现出不同的版本特征。文章对这些版本进行描述，揭示其版本特征，以期有裨于学林。 关键词：《唐诗鼓吹》;版本;叙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多种版本的《唐诗鼓吹》，有元刊本和清刊本，分属三个版本系统：一是元刊郝天挺注本，二是清初钱朝鼒、王俊臣、王清臣、陆贻典四人笺注本，三是清朱东岩评定本。 1 《注唐诗鼓吹》十卷（典藏号：NC5570.4/1147.41） 至大元年（1308）浙省儒司刻本（所阅为胶卷）。 卷端题名“注唐诗鼓吹卷第一，资善大夫中书左丞郝天挺注”。版式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有刻工姓名。卷中刻字精美，字体稍大，并非是当时流
行的赵体字。书前依次有赵孟頫序、武乙昌序、姚燧序，此顺序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不同。武乙昌在《序》中言： 嗟夫！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世之学诗者于是而之绎之、厌之饫之，则其为诗，将见隐如宫商，锵如金石，进而为诗中之《韶》《濩》矣。此政公嘉惠后学之心，亦遗山裒集是编之初意也耶！公命为序，不敢辞，谨序其大略如此。 《唐诗鼓吹》的编者有争议，从此序言中“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此政公嘉惠后学之心，亦遗山裒集是编之初意也耶”的论说看，赵孟頫认为《唐诗鼓吹》就是元好问所编，他的学生郝天挺为其注解。赵孟頫和郝天挺是同时代人，且与元好问所处的时代不远，所以他的序言是可信的。姚燧注《唐诗鼓吹》诗集序言： 鼓吹，军乐也。大驾前后，设伇冠百人，其器惟鉦、鼓、长鸣、中鸣、觱栗，皆金、革、竹，无丝，惟取便于骑。作大朝会，则置案于宫悬间，杂而奏之，最声之宏壮而震厉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杀其数。取以名书，则由高宗退居德寿，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故遗山本之，选唐近体六百余篇，亦以是名。岂永歌之其声，亦可匹是宏壮震厉者乎？ 尝从遗山论诗，于西昆有“无人作郑笺”之恨，漫不知何说，心切易之。后闻高吏部谈遗山诵义山《锦瑟》中四偶句，以为寓意于“适怨清和”，始知谓郑笺者殆是事也。遗山代人参政郝公新斋，视为乡先生，自童子时尝亲几杖，得其去取之指归。恐其遗忘，以易数寒暑之勤，既辑所闻，与奇文隐事之杂见他书者，悉附章下。则公可当元门忠臣，其又郑笺之孔疏欤？ 姚燧是元代文学家，他在《序》中言“故遗山本之，选唐近体六百余篇，亦以是名，岂永歌之，亦可匹是宏壮震厉者乎”，说的就是《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所编。姚燧又自称“尝从遗山论诗”，可见他曾经师从元好问，两人有交游关系，所以姚燧所言也是可信的。 此书为《唐诗鼓吹》最早的刊本，在版本研究上有特殊意义。另外，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有此本的全帙，书间有朱笔点读，著名藏书家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有著录： 遗山唐诗鼓吹十卷，郝天挺为之注。郝注世无传本，经明万历间廖文炳补注，清初钱朝鼒等重复删改笺注，原本面目，益复不可寻见。此元刊本十卷，为家藏旧帙，题“资善大夫中书左丞郝天挺注”，前有至大元年吴兴赵孟頫序，次蜀西武乙昌序，又次姚燧序，末有大德七年涿郡卢挚后序。此本藏家未有著录，纸墨触手如新，间有朱笔点读，未知何人所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① 另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载有一元本： 《唐诗鼓吹》十卷;元刊大字本。
浙江海宁二蒋藏书考述
浙江海宁二蒋藏书考述 浙江海宁私家藏书活跃，藏书名家、名楼蜚声东南，享誉华夏，其中海宁蒋氏藏书家族甚为典型。蒋氏家族藏书名家辈出，藏书名楼不乏宋椠元刻，收藏甚丰。蒋氏来青阁、别下斋、衍芬草堂及西涧草堂藏书世代相承，衍芬草堂藏书更是历经六世递藏，绵延二百余年，诸多善本精品悉数捐与国家，可谓流传有绪，泽被当今。 1 引言 浙江海宁蒋氏先世居宜兴，南渡时蒋兴迁临安，康熙年间蒋云凤迁硖石蒋村，为蒋氏硖石始祖。蒋云凤有四子，有据可考的家族藏书始于云凤之子辈，尤以后辈之来青阁、别下斋、衍芬草堂及西涧草堂藏书闻名东南。“前清东南藏书之家，道咸间称‘海宁二蒋’，即寅防(光焴)先生之西涧草堂及其从兄生沐光煦先生之别下斋也。”“吴骞之拜经楼、陈鳣之向山阁之后，当推蒋光煦之别下斋，与蒋光焴之衍芬草堂”。蒋氏家族藏书虽不能与范钦之天一阁等名振华夏的藏书大家、藏书名楼相埒，但蒋氏家族中藏书家世代相承，著称者颇多；来青阁、别下斋、衍芬草堂及西涧草堂藏书甚丰，多有善本，流传有绪，泽被当今；其藏书数代递藏而最终归于新中国多个著名图书馆。考其源流可管窥先贤珍贵典籍保护、刊刻、传播活动，及其为传承传统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 蒋楷来青阁藏书及其流布 蒋楷(1774—1827)，原名星桥，一名三益，字文隅，号梦华。先世居海盐鸡笼山蒋村，自其曾祖迁海宁硖石镇。蒋简斋(云凤)孙，蒋肇基子，蒋仁荣父，学坚祖父，蒋光煦之从父，蒋学坚大父。监生。生而敏悟，好吟咏，兼善倚声。有《来青阁诗词》二卷、《读书吟评》二卷。
“(蒋楷)尤嗜古，得唐颜鲁公《清远道士诗》、宋苏文忠《圆觉经》两真迹，俱勒石。尝刻秀水朱彝尊《南车草》及《徽堂和章》，俱《曝书亭集》中所未见。此外经籍之善本，图画之精品收藏甚多。远近称赏鉴家，必首屈一指焉”。 管庭芬在《别下斋书画录序》中称其：“收藏书画之富，不异云林清秘。……一时名流如郭祥伯、尤二娱尝主其家，时相唱和。所见宋元以来名迹无不品题，惜未竟其业而殁，鉴赏家皆深惜之。” 嘉庆十七年(1812)九月六日，黄丕烈跋元刻本《断肠集》云：“今春海宁陈仲鱼过访，谈及是书云：‘硖石蒋君梦华亦有元刻注本，许为我借出助勘。顷，果以书畀余，竭一二日力手校一过。……故敢于还书之日著其梗概如此，以质诸梦华先生，并以告仲鱼之与余同嗜者。此书系寒中故物，未经后人点污”。又，嘉庆二十年六月四日跋《却扫编》云：“乙亥三月，仲鱼还是书，偶谈及梦庐此书近欲与硖石蒋梦华各以所爱物相易，将成交矣。惜余得信之迟，而不及先与之一商也”。 蒋楷未竟其业，所幸其来青阁藏书经由其后辈努力而得以流布，多归从子光煦之别下斋，部分为从子光焴之衍芬草堂、其孙学坚之平仲园收藏。蒋楷之子仁荣(杉亭)、光烈(志亭)并称“二亭”，家富藏书，性好读书，惜昆仲早卒。“云凤先生的长房孙子蒋楷……好聚金石书画及宋元版古籍，藏品之富，与当时吴氏拜经楼、陈氏向山阁齐名。书楼名来青阁……蒋楷交游很广，与陈鳢、黄丕烈等时相过从。来青阁藏书原辑有书目，现已失传……古籍有宋刻《陶靖节诗集注》、《汉隽》，元刻朱淑贞《断肠集》、《方是斋居士小稿》、《春秋释义》等。……来青阁藏古玩、碑帖、名画、书法方面也都有精品，后归衍芬草堂的五方宋明古砚就是其中一部分……梦华先生殁后，所藏大半归别下斋。另有明画家沈周手书诗稿4册、明黄道周手书《离骚》长卷真迹归衍芬草堂。”“蒋光煦之藏书先
最新统计：现存宋刻本共有3500余部，中国大陆藏1800余部
最新统计：现存宋刻本共有3500余部，中国大陆藏1800余 部 展开全文 中国古代的典籍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古籍善本珍品。其中，宋刻本可谓存世古籍珍品中的极品，具有独特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明代学者高濂所说的“开卷一种书香”，指的就是宋刻本。然而，长期以来，要弄清楚宋刻本存世现状，以及历经千年的传承源流，却被学界视为“不可能完成”又亟待完成的任务。 7月30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存世宋刻本叙录”开题论证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曲阜举行。与会评审专家期待看到，课题组为这项有着“为往圣继绝学”意义的研究准备了怎样的实施方案，未来实现的可行性如何。对于曲阜师范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丁延峰领衔的课题组成员而言，则亟须业内专家为课题研究的开展“把脉会诊”。
多渠道普查存世总目 此次研究首先要对宋刻本存藏现状进行调查，概述海内外宋刻本存藏状况及历史渊源，从总体上掌握其存世总量、种类分布、各藏所特点及递藏源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国内颇具权威性的综合性善本书目，其中著录全国各馆收藏的宋刻本1208部，包括经部157部、史部438部、子部369部、集部244部，是目前著录中国大陆宋刻本数量最多的书目。根据团队前期的调查，现存世的宋刻本尚有3500余部，中国大陆藏1800余部，海外1700余部，分藏于150余家机构，包括宋刻本、宋元递修本、宋元明递修本、残本等。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介绍，随着古籍普查的深入，考古发现公布的新资料中也含有一些宋刻本。同时，海外披露的新资料也不断涌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丁延峰给研究定下的第一个目标是对存世宋刻本“竭泽而渔、一网打尽”。近年来，他跑遍可能藏有宋刻本的国内外图书馆，关注宋刻本考古资料公布，不放过存世宋刻本的一丝信息。如，谈到对西夏黑水城、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中宋椠残叶的追踪
关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编纂体例的探讨【分享】
关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编纂体例的探讨【分享】【摘要】《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出版不但对中医学、中医文献的研究起到“考竟源流，辨彰学术”的作用，对于古籍保护和古籍版本鉴别也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特别是《总目》采用分类编年体例，详细罗列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以体现中医学术的发展源流和传承轨迹，对于版本的准确鉴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是，《总目》的编纂体例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极少数中医古籍未将卷端书名作为著录的主要依据、书名著录不完整、未严格区分同一书名的丛书的不同子目和卷数、版本著录有误等。本文通过本中心馆藏中医古籍目录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仔细核对，举例说明《总目》编纂体例的优点和不足，并提出几点改进建议。 【关键词】古籍保护版本鉴别编纂体例卷端著录 2007年12月，《中国中医古籍总目》[1](以下简称《总目》)正式出版，不但对中医学、中医文献的研究起到“考竟源流，辨彰学术”的作用，对于古籍保护和古籍版本鉴别也不失为一部重耍的参考工具书。《总目》收录全国150家图书馆馆藏中医书目13455种，新增品种1334种，新增版本3652个，其中不乏明以前的珍稀善本，全面系统地摸清中国中医文献的“家底”。为了使我中心中医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工作有良好的基础和更明确的目标，将本中心馆藏中医古籍目录与《总目》进行仔细核对，鉴别其版本的优劣，从中发现《总目》编纂体例的优点和不足。 优点 《总目》采用分类编年体例，详细罗列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以体现中医学术的发展源流和传承轨迹，对于版本的准确鉴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为版本时代的准确鉴别提供可靠的依据。
如:《救偏琐言十卷》，原书的版心有“惠迪堂”，记年代为康熙二十七年;馆藏目录只著录为清刻本;经核对，《总目》收录21种版本，其中惠迪堂刻本的年代为康熙二十七年。 又如:明•王宇泰的《婴童百问》十卷，原书疏记“嘉靖十八年”，书名页记“聚锦堂梓行”;馆藏目录著录为明嘉靖年聚饰堂藏板;经核对，《总目》收录18种版本，其中聚锦堂刻本的时代是明末清初。说明原书疏记“嘉靖十八年”并不是版本的时代。 2. 为刊刻者的准确鉴别提供可靠的依据。 清•秦景明纂《伤寒大白四卷总论一卷》，馆藏只著录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原书卷端记“陈懋宽敬敷梓”，书名页记“康熙甲午五十三年”，版心“其顺堂”;经核对，《总目》收录8种版本，其中现存年代最早版本康熙甲午五十三年陈懋宽其顺堂刻本与馆藏相符。 3.为馆藏中医古籍文献价值的准确鉴别提供可靠的依据。 如:明末•周文卿光霁堂刻本，明龚廷贤撰《新刊医林状元寿世保元十 卷》，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我们只知道该书是明末刻本，国内只有本馆收藏;经过与总目的核对，了解到馆藏明末周文卿光霁堂刻本是现存年代最早版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不足 1. 检索不便 根据古籍著录规则，卷端是古籍书名著录的主要依据。这是因为，卷端书名是作者最后定稿刻书时的书名，他人刻也是刻者最后审订过的书名，最符合作者和刻者的原意;同时，卷端在每卷正文前的起首部位，一般都比较慎重。《总目》未完全遵照这一规则[2]。《总目》中有的古籍未将卷端书名作为著录的主要依据，也没有在书名索引中揭示，检索不便。根据《总目》的有关条目著录说明，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隆尧县《唐帝庙碑》拓本考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隆尧县 《唐帝庙碑》拓本考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现藏有一件隆尧县《唐帝庙碑》拓本（后文简称“拓本”）。拓本书衣为织锦缎面，四周用红木镶边，外有蓝布护套。内文为割裱经折装，共67 开。册尾有张叔未、周肇祥、邵章三人题跋，计两开半。册高34.3 厘米，宽19.9 厘米;帖心高24.5厘米，宽12.4 厘米。据相关资料，拓本中原碑额“唐帝庙碑”及碑阴“唐侯故土”8 字失拓，其他内容保存完整。拓本每页字数不等，碑文正文为大字，每页多为8 字;题名为小字，每页20 余字不等;现存总字数为1175 字（图一）。 唐帝庙碑原立于河北省隆尧县山口乡山口村西南部的尧山上，由元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撰文，奉议大夫、监察御史刘赓书丹，承事郎、邢台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赵穆篆额。十分遗憾的是，该碑在1967 年被炸毁，只有部分残碑碎块保存在隆尧县文物保管所内，因此，拓本成为目前唯一能反映原碑面貌的实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2020 年10 月，经国务院批复，拓本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一、拓本录文 《畿辅通志》收录有《唐帝庙碑》碑文600—601，在本拓本
未公布之前，今人引用此 碑文多出自《畿辅通志》。但与拓本对照后，笔者发现其所录碑文无书丹者、篆额者、立碑时间及文后题名，且有多处文字不同。 现将拓本中的碑文抄录如下（加框字表示该字残损，□表示字已残缺），并将《畿辅通志》遗漏之文标示下划线，不同之处放在[]内。 唐帝庙碑翰林侍读学士、江淮等路宣抚副使、充国信使郝经撰，奉议大夫、监察御史刘赓书，承事郎、邢台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赵穆篆。 道，本于皇，成于帝，降于王，终于霸[伯]。历数之运会，帝王之统纪在焉。孔子赞《易》，自虙牺至尧而止[自伏羲而上]，黄帝以下不论。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化]，盖取诸乾坤。”言生民之道，至尧而后大备。始并乾坤而为三，则尧为皇之终。及其定《书》，断自《尧典》，高辛以上不论，则尧为帝之首。于是，帝尧上兼皇、帝，下冠王、霸[伯]，独出乎震，而其□□如□也。故扬雄谓：“法始乎虙牺，而成乎尧，匪虙匪尧，礼义悄悄。”盖三皇以来，少昊、颛顼非不神圣，而尧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载，以圣相圣，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治历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伦以成人，赏均刑法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后以天下授舜。以德为位，公天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
古籍藏书印浅析
古籍藏书印浅析 施薇 【摘要】南开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古籍中很多来源于历代著名藏书家,在这些古籍的书页上钤盖了丰富的藏书印.古代藏书印的内容类型可分为私人藏书印和机构藏书印两大类,其中私人藏书印又可分为记人、记事、记言等三种类型,每类以若干小类分别阐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古籍藏书印在版本鉴定和考察古籍递藏源流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 【期刊名称】《国家图书馆学刊》 【年(卷),期】2012(021)004 【总页数】6页(P100-105) 【关键词】藏书印;古籍;南开大学图书馆 【作者】施薇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图书馆 【正文语种】中文 我国古代图籍在卷端、目录、序言页上常常钤盖着一枚或数枚藏书印，这些镌刻精致的藏书印朱墨灿然、古色古香，具有重要的艺术鉴赏价值，在古籍文献学上也是重要的参考凭证。在版本学方面，藏书印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在藏书史方面，借助藏书印我们可以了解一部书的递藏源流，可以说藏书印是我们获知一部古籍收藏、校读、鉴赏的印记。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弆藏珍善本古籍大多亦钤盖有丰富
的藏书印。本文拟以馆藏古籍所钤藏书印为依托，阐述古代藏书印的内容类型、功能和价值等。 1 藏书印的内容类型考察 藏书印从归属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机构藏书印，如翰林院、国子监、内府等，及私人藏书印，以后者藏量最丰。在这些私人藏书印中，有属于我国著名藏书家的印章，如鲍廷博、钱曾、朱彝尊、孙星衍、莫友芝、杨守敬、缪荃孙、叶德辉、刘承干、卢弼、莫棠等，还有著名学者、文人、辅政大员，如钱谦益、翁方纲、祁隽藻、曾国藩等的印章。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人物的私家藏书印。 1.1 私人藏书印考察 私人藏书印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大致可划分为记人、记书、记事、记言四类。1.1.1 记人的藏书印 (1)名号印 先说记人的藏书印。最常见最直接的记人藏书印就是名号印。所谓名号印，指的是印文直接镌刻藏书人的姓名字号。或直文、或横文、或回文，文或白、或朱、或朱白间用。 名号印有单印，明代以前多采用，或刻姓名，或刻字号；也有双印，清以后多采用。双印的名号印中一颗印刻姓名，一颗印刻字号，两颗印大小一致，文或俱白或俱朱，或一为白印一为朱印，以名在上、字号在下的顺序，钤盖在一本书上[1]。比如馆 藏清代学者戴望校补收藏元刻本《中说十卷》，书内既钤有戴望姓名印“戴望之印”，又有其字号“子高”朱印。又如馆藏陈维崧撰清稿本《迦陵词》，词稿逐页钤有“陈维崧印”、“其年”朱文方章，其年为陈维崧的字。再如馆藏抄本《书学广闻》不分卷，首页钤“陈介祺”、“簠斋”二印，前者为姓名，后者为字号。馆藏清初刻本《画禅室随笔》四卷，旧为翁方纲所藏，钤“翁方纲印”、“覃溪”印。有的名号印是姓名为一印、字及又字为一印，如馆藏抄本《榕城纪闻》一卷，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