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商名人堂——郑民川
独特经历 非凡人生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郑民川新加坡，直落亚逸街，掩映在现代都市中，毗邻金融中心，也是早期中国移民远涉重洋，南来淘金上岸的地方，至今仍然保持着浓浓的传统风格，郑民川的办公室，就坐落一栋富有南洋特色的建筑中。
每位走进办公室的访客，都会注意到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的几幅照片，一幅是当年他接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时，在就职典礼上与主宾时任贸工部李玉全部长的合影；一幅是担任官委议员时，国会全体议员的彩色照片；还有一幅，是他和太太陈高莲年轻时的合照，静静地向来宾诠释什么是郎才女貌。
这些照片勾画出郑民川的人生脉络，一个热心于社会工作，备受政府认可的华商领袖；一个传达商界心声，积极参与国会事务的官委议员；一个重情重义，与太太琴瑟和谐的好丈夫。
中兴家业的激荡岁月
1939年，郑民川出生在印尼巨港一个航运之家。父母来自中国福建漳州，经过艰辛创业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祺福船务公司。郑民川的父亲郑祺福有两个弟弟，“祺福船务公司”便是以父亲的名字而创立，父亲的两个弟弟也一起在公司工作。刚开始时，祺福只是租用帆船同印尼做生意，后来业务不断发展，租用的帆船逐渐发展到百多艘，公司也购买了几条比较大的货船和几十条英属登陆艇。
但是，一场由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彻底打乱了郑民川少年时期的生活。父亲在战争中生病去世，祺福船务公司由两位叔叔接管。1945年战事结束，祺福船务公司搬至新加坡。1947年，母亲带儿女回到福建老家，全家人的生活费用由两个叔叔负担。1949年，郑民川独自一人到新加坡求学，从此一家人分散两地，母亲、三个姐妹直到60、70年代才陆续搬至香港和新加坡。
上世纪50年代末，郑民川就读于新加坡育英中学，每逢假期就到公司帮忙，有时跟着跑船，跟着船队开往印尼的各个港口。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属殖民地，正掀起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郑民川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与领导中学生反对英国殖民地政府。然而，当时的新加坡仍旧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被学校开除学籍，无法完成高中学业。年轻的郑民川不得不逃离新加坡，远赴澳洲。
1959年，刚满20岁的郑民川转道马来西亚，搭乘航班飞赴澳洲，从此开始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涯。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就他敢想、敢干、敢闯的性格。因为不识英文，在飞机上填写表格时，他不得不借助字典，边查边填，这也是他真正学习英文的开始。
在墨尔本，他住过华人区，住过当地人聚集的小镇，在人生地不熟的澳洲，开始了留学生涯。此时的祺福船务公司，却没有那么幸运。1962年，郑民川的二叔被绑架，案件一直无法侦破，之后才得知，二叔惨被撕票。为了协助三叔管理家族企业，1963年，郑民川放弃学业，回到新加坡。那时，祺福公司正处于全盛期，运营船只67艘，总吨位约30万吨，在新加坡独占鳌头。郑民川进入祺福，开始学习船务管理工作。
华商韬略·李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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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加坡的海运由殖民统治者掌控的海峡船务公司垄断，牢牢控制了定价权。一些中小型的船运公司，只能以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亚细安国家航线为主，从事近海运输。船只小，路途短，业务上并不占优势。为了扭转被打压的局面，中小船务公司决定一起联合起来，成立新加坡船务公会，互相支持，以集体的力量，与海峡船务公司抗衡。
热心于社会活动的郑民川，参加了船务公会，先是担任“总务”一职，之后担任副会长、会长。60年代，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关系紧张，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新加坡恰恰处在印、马对抗的第一线。印尼当时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有进出印尼的货物，都要通过巴淡岛的港口，而且固定运费。其目的是把巴淡岛做为基地，牵制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在新、马、印政治危机过后，作为船务公会的会长，1967年，郑民川率新加坡代表团前往印尼进行谈判，签订航运协议，为新加坡的商家争取生存的空间。
就在郑民川忙于社会活动的同时，祺福船务公司隐藏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公司的运输船只虽多，管理却跟不上，家族企业的特征非常明显，所有决策都是三叔说了算，而且，船只管理系统不合理。“最明显的例子是，所有的船都注册在祺福公司名下，一旦一艘船出了问题，所有船只就都不能出航了。聪明的做法，应该是一艘船就是一个公司，任何一艘船出了问题，影响的只是那艘船而已。”郑民川说。
面对危机，郑民川却无能为力。他虽然名义上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但实际上，只是寄人篱下，初出茅庐的晚辈。在一种大厦将倾的预感中，1973年，他悄悄出资成立了联洋航运有限公司，请朋友曾先生帮忙管理，自己依旧在祺福工作。联洋成立之初，公司没有一艘船，只靠租赁船只做一些小生意，却在后来成为郑民川的诺亚方舟。
1976年，因为经营不善，祺福倒闭，家族生意遭遇失败。此后，郑民川夫妇和曾姓朋友分工合作，一心一意开展公司业务。郑负责市场与对外联络，陈负责财务，曾负责日常经营。
郑民川说：“那个时代，人们习惯性以为做船务就要有自己的船，其实错了。联洋开始时，限于条件，没有自己的船，后来发现，租船是开始搞船运的好方法。不但灵活，而且不会占用太多资金。”
有经验，有热情，有团队，联洋虽然规模比祺福小，又赶上中东石油危机的困扰，但是，业务发展却很顺利，公司规模也迅速扩大。此后，业务日渐繁忙，除了租用船只，联洋也开始购入7、8条船，总吨位达到10万吨，海员接近300人。因为和中国的关系良好，联洋租用的大部分是中国外运和中国远洋轮船公司的船只，比国际通行的价格低，成本差价为公司带来很大效益。
他说：“中国当时通讯技术还很落后，以发报机为主要通讯手段，讯息传递需要几天。新加坡已经普遍流行的telex（电传），速度快，还可以作为商业凭证。”
因为中国船空转频率高，郑民川租借也很方便。在十年当中，他前后租借中国船超过100艘。除航运业务外，他还经营房地产、贸易、旅游、投资、陆路运输、仓储和涂料厂等。通过一系列的努力，郑民川赶在不惑之年，实现了家业重兴。
但是，郑民川的兴趣却并未仅限于此。他可以做生意，不过做生意对他来说，只是谋生的手段，并
不是他快乐的源泉。热衷于社会活动，就像年轻时双十年华，风华正茂的郑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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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骨子里留存的一团火，一直蠢蠢欲动，择机待发。
领导中华总商会
郑民川在船务公会初试啼声，成为活跃的商
团领袖。1976年，他加入中华总商会。总商会成立
于1906年，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也是华
商、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总商会是政府和商家之
间的桥梁，是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有效渠道。在
协助政府打造亲商环境，推广各项政策的同时，也
积极收集民间反馈，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总
商会的董事，大多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某一行
业的代表。在董事会，郑民川不是最有经济实力
和事业规模的那一个，是最勤劳，做事积
极努力的董事之一。他觉得，家族生意遭
遇巨大挫折，自己创业几乎是从零开始，
他需要一个舞台，证明自己的能力，展现
实力。
“到了总商会，我捡回过去的那股
冲劲。我愿意奉献、愿意付出，为行业做
出更多贡献。可是，许多董事背景都比我
好，能力比我强，我只有比别人更卖力，
一步步努力成长。”
一段时间，郑民川的心律不齐，医
生建议他安装心脏起搏器。当时，他正要
率领代表团访问缅甸，因此和医生说：
“可不可以先出访，回来再安装？”急得
医生一直追问他：“是命重要还是访问重
要？”
辛勤的努力受到了肯定，郑民川先后
担任了商务组、教育组及总务组正副主任
等职务，与当时的历任会长建立了默契的
合作关系。回忆在总商会的日子，令郑民川
最难忘的是他参与的三件大事，一是筹备
世界华商大会，二是废除帮派选举制度，
三是修建总商会的商业大厦。
海外华商遍布世界各地，凭借吃苦
耐劳，勇于开拓的精神，驰骋商场，成就
斐然。但是，各地华商之间却没有一个权
威性的联系平台，大家各自为政，埋头一隅。1987年，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林荫华首次提出创办世界华商大会的概念，明确表
示，世界华商大会的概念，是要把全球华
商凝聚在一起，为各行各业的华人商家提供有效的交流平台。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理念和创举，得到了李光耀资政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大会筹备期间，郑民川担任总商会的总务主任，总务主任的职责，是密切配合会长工作，全力贯彻、执行、推动董事会的各项决定。他与当时的会长陈永裕先生，一起全心全意投入到世界华商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子过得快而紧张，虽有压力，却比赚钱更能让他兴奋。经过两年的努力，1991年，首届世界华商大
会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30个国家与地区75个城 1977年，郑民川代表新加坡船务公会到印尼，与印尼全国
船主公会举行常年会议
1999年，郑民川与香港的邵逸夫（中）、新加坡的唐裕（左一）合影
5市的800多位代表出席了大会，李光耀资
政为大会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
世界华商大会以“在商言商”、弘扬中华
民族文化为宗旨，在全世界华侨华人中产
生重要影响力，被称为全球华人商界的盛
会。时任中国全国工商联主席荣毅仁，出
席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并发表演讲。
此后，世界华商大会每隔两年在全球
各地举行，成为世界华商加强经济合作、
促进相互了解的论坛，也是华人世界的盛
事。香港、曼谷、温哥华、墨尔本、南
京、吉隆坡、首尔、大坂、马尼拉等地相
继举行华商大会，每到一处，都获得主办
国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响应。
加拿大的克里纯总理、澳洲的霍华德总
理、中国的朱镕基总理、马来西亚的马哈
迪首相、韩国的卢武铉总理、日本的福田
康夫首相、菲律宾的阿罗约总统都曾担任
世界华商大会的主宾。“总商会是第一个倡议搞华商大会的组织。后
来，与香港和泰国中华总商会进行了商谈，三家作
为发起人，联合创办世界华商大会。”郑民川说。
如果说筹备世界华商大会是辛苦而快乐的事，
修改总商会的章程便是痛苦而重大的事。
1993年，39岁的郭令裕先生成为总商会历史
上最年轻的会长，他设立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
内，把总商会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高效率和专业
化的商业团体，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中，就包
括修改章程，废除分帮选举制度。
从1906年成立开始，分帮选举制度就是总商
会的金科玉律，会长由福建籍和广东籍代表轮流出
任，董事会成员分为闽帮（福建人）、广帮（广东
人）、潮帮（潮州人）、琼帮（海南人）、梅帮（梅
县人）、埔帮（大埔人）和江帮（三江人）等，其
中以闽帮最大，占董事成员席位的一半以上，其后
是广帮。帮派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盘根错节，特别
是妨碍了董事会成员的更新换代，广纳贤才。
不同的历史时期，多位会长曾经多次提出修
改章程的建议，每一次，都遇到内部成员的重重阻
力，没有结果。废除分帮选举制度，争论了半个世
纪，成为棘手的“烫山芋”，也激发了年轻的郭令
裕会长坚定的改革决心。郑民川被委任为修改章程委员会的主席，他坦承，“鉴于以前的历史背景，担当这项工作的压力很大，而且也是困难重重。不过，废除帮派制度意义重大，有助于吸引更多通晓双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加入总商会，领导总商会，有利于总商会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的为华社，为国家服务。”改革，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争执、说服、妥协、支持，每一个环节都费尽心思，费尽口舌。实际上，总商会大多数会长都是由福建籍的商人担任，废除帮派后，不分族群，以贡献和能力来选会长，有利于少数族群的代表。但是，令郑民川为难的是，本来为少数族群争取平等的机会，却遭遇少数族群的极力反对，这些族群担心，没有了帮派选举的保护，会在董事会失去席位。经过不断的说服工作，修改章程委员会终于不负重望，成功修改章程，废除了帮派选举制度，这是总商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里程碑。回忆那段日子，郑民川一直对郭令裕会长的信任念念不忘。郭会长卸任之前，董事会需要遴选新的会长人选。长期的无私奉献，为郑民川带来了声望和威信。但是，当大家推举他担任会长候选人时，他犹豫了。“在总商会，和其他董事相比，我并不是最富有的。之前的老会长们，如陈嘉庚、黄祖耀等，不
但出钱出力花时间，也都是捐款最多的人。我经济
200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年大庆，郑民川从李显龙总理手中接过“褒扬奖”奖杯
6实力不够，难孚众望，做副会长可以，做会长，别人可能不服。”
老会长们却不这样想。虽然郑民川多次表示只做副会长，协助新会长工作，但是，郭令裕会长多次邀请，包括1978年卸任的黄祖耀会长都给了他
莫大的支持。1997年大年初一，总商会举行新春团拜，黄祖耀名誉会长拉着他的手说：“民川，你一
定要接下来，一定要做（会长）。如果是因为捐款的问题，只要你号召一下，我就支持你。”郑民川倍受感动，不再推脱，接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49届会长，并连任第50届
会长。
在任期间，郑民川一直心存感
激，既然在经济实力方面无法超越他
人，就在奉献方面勤心勤力。每天，他
的时间分配几乎都一模一样，上午在公
司，下午到总商会，除了出国访问，鲜
有改变。
在任期间，他和董事会的同仁齐
心协力，为本地商家谋福利。1997年，
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为了帮助中小企业
走出金融风暴，他多次亲率商业代表团
到世界各地考察访问，带领商家寻找市
场和投资机会。走出去，还要请进来，
总商会积极邀请各国驻新加坡外交使
节，讲解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概况，为
商家提供直接了解海外行情的渠道；邀
请各行各业成功人士现身说法，为商家
开展事业提供参考的范例。在他任内，
总商会开始筹措巨资，修葺和扩建宝贵
的历史与文化遗产──晚晴园孙中山南
洋纪念馆，作为国民教育基地和联系海
峡两岸的纽带。富有远见的总商会前辈，在黄金
地段买下了一块地作为资产，就在寸土
寸金的金融区内。郑民川和董事会决
定，联合周围另外两家地皮拥有者，一
起修建三十层楼的商业大厦，建成后以
出租的方式，为商会累积资金。总商会
是非营利机构，举办活动的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扬中华文化，关心教育，都不是以赢利为目标。
有了商业大厦的租金，等于为总商会提
供了更加稳健的财政支持。从董事开始直到担任会长，郑民川前后为总商
会服务了24年，感情之深，无以言表。现在，他是总商会的名誉会长，依旧心系商会，关心商会。尽责的官委议员新加坡的官委议员是政治体制内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个制度始于1990年，候选人由国会的特别遴
选委员会推荐，经总统委任，任期两年半。被提名
人必须为公共服务作出过突出的贡献，或为国家赢
郑民川夫妇与新加坡纳丹总统
2004年，郑民川夫妇出席中国国庆典礼时与印尼的陈大江（左二）、香港的陈健心（右二）合影
7得过荣誉，或在文学、艺术、文化、科学、商业、工业、社会或社区服务等方面有过杰出的成就。设立官委议员的目的，是保证国会里面有更多社会各界的意见。
不同于民选议员，官委议员代表特定群体，没有政治的羁绊，在发言时，往往能够直言不讳，更加关注政策的可行性和实施过程的难易程度。
李光耀资政曾经阐述设立官委议员的原因：由于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抒发。于是，新加坡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非民选议员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
1997年10月，郑民川被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委任为国会官委议员，作为商界代表，在国会参政议政。
“我很幸运，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不负众望。”郑民川微笑着说。国会每个月都要召开会议，他是每期必到，而且非常守时。每一次出席会议前，他都广泛了解商家的反馈，认真提出讨论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他提出的内容广泛，与商家的相关性强。例如，为了推动新加坡的旅游业，他建议为中国的游客提供免签证的便利；为了支持中小企业，他把自己定位成为中小企业的代言人。
“被任命后，我的定位是为中小企业说话，作他们的代表，这也是我自己的特点。”他说。他不断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号，多次亲领中小企业团组探寻海外商机和市场，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实现电子商务变革，反复动员中小企业与时并进跟上时代变化。
1997年，恰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年，新加坡的经济也深受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经营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有政府的支持政策，但资金需求依然告急。一些企业不得不裁员、减薪，降低成本，挣扎求存。
在新加坡，劳资政一向合作密切，最重要的权威机构是全国工资理事会，由雇主代表、工会代表和政府代表共同组成，定期沟通，根据经济发展、就业现状以及国际大环境，制定加薪指导原则，确保工资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1998年，鉴于金融危机后，中小企业入不敷出，为了降低成本负担，在国会的动议中，郑民川提出建议：允许中小企业减少缴纳10%的公积金
（原来需要为工人缴纳20%的公积金），用作公司
伉俪情深，郎才女貌，1975年的郑民川与陈高莲郑民川与陈高莲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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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允许工人少缴纳5%公积金（原为缴纳20%的公积金）。提出这项动议的目的，是在特殊的经济条件下，协助公司维持生计，避免裁员，特别是避免公司相继倒闭增加失业人口。
“我到了那个岗位上，就是要发出独立的声音，如实反映情况，提醒政府我们面临的困境。”郑民川说。此后，工资理事会发布节制工资指导原则，抑制成本，减少失业，削减工资，政府公务员率先减薪并没有年终花红。在劳、资、政三方积极合作的情况下，新加坡经济从严重的衰退中迅速复苏。
他关心民生问题，有时其大胆的敢言之风，在别人听起来已经是尖锐地批评。例如，他在国会提出，新加坡政府官员的工资应该保持在合理的水准上，不该定得过高。“新加坡总理和部长们的薪水为全球之冠，这形成了与民间争人才的局面，人才都流向了政府，对发展经济其实是不利的。”实际上，坊间很多人都有类似议论。
在政府公布1999年财政预算案之前，郑民川曾代表商界，要求财政部长制定一个平衡的预算案，而不是总强调预算盈余。“想不到财政部长在制定1999年度的新预算案时，更进一步，采取了赤字预算的经济拯救策略，对于政府这个决定，我代表商界表示欢迎。”
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加坡的游客人数迅速下滑，郑民川在国会吁请政府放宽对中国游客的限制，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新加坡观光，推动旅游业。他认为，既然美国公民来新加坡不必申请签证，中国公民来新也应享有不申请签证的便利。
他关注经济课题，也关注华文教育。1999年，教育部调整华文课程，郑民川请教育部在划分课程标准，设计课程内容时要从长计议，以免因小失
大。他认为，帮助华文程度较弱的学生，必须对症下药。“给予他们更多的学习和浸濡的机会，并通过更多辅导和灵活的教学方式，使他们能根据课程指标，按部就班地掌握好华文，提高他们对学习华文和中华文化的兴趣。”
从1997年2001年，郑民川担任了两届官委议员，第三届刚刚上任不久，因为大选的缘故，国会解散，郑民川也随之卸任。对于外界批评官委议员是“花瓶”的声音，他有不同的看法：“我受委成为官委议员，就是要代表商界，特别是为中小企业说话。我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为公共服务的工作上，没有为自己谋私利，凡事尽心，对得起那份工作。”
转换跑道的新征程
2001年，卸下总商会会长和官委议员之后，郑民川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重心。船务公司早已经交给儿子打理，为中小企业服务了几十年，洞悉中小企业需求的他，决定创办另一个事业领域。他成立了新加坡保费融资有限公司（Premium Funding Singapore Pte Ltd），自己担任总经理，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保费融资服务，既做保险业的桥梁，又做投保人的“银行”。
1977年，郑民川夫妇随代表团访问北京，在著
名的北京烤鸭店前合影留念
携手三十余载，相濡以沫，风雨共度
9这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批准的首家保费融资公司。他说：“尽管保费融资在欧美、澳洲和纽西兰等国家有一段历史，工商界和一般消费者都接受了这个概念，但在新加坡，当时保费融资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一般情况下，一家拥有1000万元资产的小型物流公司，为了保证业务正常发展，必须对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进行财产保险。传统上，这家公司只能去保险公司签约投保，以2%的保费计算，每年须一次性拿出20万元现金付保费。20万元可能是一家小型企业流动资金的全部，向银行借钱又需资产抵押，而即使提供财产抵押，银行也不会给予全额贷款。
郑民川的公司，便是协助那些借款无门的中小企业，替他们向保险公司付款，中小企业再分期偿还保费，解决挤占流动性的难题。“这个工作纯粹是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我有这样的心态，也有这样的渠道来帮助它们。”郑民川强调说。
2003年，保费融资公司开始为建筑商提供服务。当时，建筑业不景气，许多小型建筑商限于财务困境，保险公司提供履约保险的条件更加严格，要求保护至少拿出25%的现金作为抵押，这个条件加剧了建筑商的资金问题。
有了保费融资服务，建筑商可以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以现金还给郑的公司。目前，郑民川已经为40余家保险公司和几百家中小企业提供了保费融资服务，最大的保单额超过100万元新币。
除了管理自己的公司，2005年，郑民川受邀担任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委员，2007年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中医管理委员会是新加坡卫生部属下的一个法定机构，主席由卫生部长亲自委任。管委会的责任重大，包括批准或拒绝中医师的注册申请，评估并批准注册医师的培训课程，和已经有资格开设培训课程的院校，同时，监管中医师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对违规者施行纪律处罚。这又是一项服务社会的重任，而且关系到中医师的行医资格，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
中医中药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博大精深。在新加坡，申请成为注册中医师必须先接受专业训练，除了本地两所中医院校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来自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也受承认。郑民川和管委会成员一致认为，单单只是承认这六所大学的学历还是不够，应该扩大范围，让更多有才华的中医师施展所长。2010年5月，郑民川率领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拜访中国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和多所中医药大学，经过慎重评估和考察，2011年，受承认学历的大学将增加两所：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国建国四十五周年国庆，郑民川受国务院侨办和北京海外联谊会的邀请，北上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此后，到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便成为固定节目，年年如此，直到现在。他也应邀出席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观礼活动。最令他难忘的是2008年，受邀到北京观看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在群情激动的现场，他深深体验到作为华人的骄傲！无论是年轻时投身学运，就业后参与船务公会的工作，还是领导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担任官委议员为民请命，出任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席，郑民川一直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他将公共事业看做是自己的第一事业，至于他自己的公司，则退居其次。他的经历，每一段都很特别，都很与众不同，也因此铸
幸福美满的家庭2011年《华商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