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商名人堂——刘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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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格曾是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局长及总规划师，他的规划蓝图，伴随并引领新加坡从落寞走向繁荣，并一步步实现“居者有其屋”和“花园城市”的目标。

在融合西方学识与东方实情的基础上，刘太格做出了诸多创新，用可见的成果，详尽诠释了“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这些人所尽知但却难以实现的词汇。

从新加坡到中国，耕耘逾40年的刘太格从未驻足休息。他希望帮助更多城市变得更好，

因为好的城市，才可以为更多人创造好的生活。

刘太格

新加坡宜居城市委员会主席、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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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城市”的总规划师

——新加坡宜居城市委员会主席、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董事刘太格

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有自己所恪守的原则，刘太格也不例外。

城市规划上，他重视古建筑与原生地貌，从不为了建设而破坏这些既有特色；为了做好远期规划，他力求获得城市最完善的数据，如果政府或业主方为了赶进度而超度压缩方案筹备期，不能把工作做好，那他只好放弃；他尊重科技，但从不迷信科技，在他看来，人的思维永远走在科技的前面。建筑设计上，他信奉单体建筑一定要对周围环境产生益处，从不为了形象工程而打破整体的和谐；在他认为不适合放置地标性建筑的地方，他只做背景建筑。

这些原则，在帮助刘太格做出完善规划的同时，也让他失去了许多积攒名誉的机会，但刘太格说：“为了名誉而工作，那样会让人感到痛苦，

而为了合理去工作，则会很快乐，这也是我坚持到今天仍在工作的原因。”

耶鲁大学的奖章学生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成为独立的国家。时值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其国内状况相较现在判若云泥。当时，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是400美元，190万的人口中，有130万住着非常破旧的房子——塑料板当屋顶，三合板当墙壁，不蔽风日、环堵萧然。贫瘠的工业和庞大的失业人数是新加坡落后的主因。

然而，在一代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下，到了1985年，新加坡已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那时，新加坡不仅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问题，更通过合理规划，揭开了繁荣的序章。其国内不仅找不到破旧的房子，更没有穷人聚集区和民族聚集区，整个城市融于一体。直到今天，全球恐怕没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程度的融汇，为新加坡新阶段的腾飞扎下了根基。

时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的刘太格，是新加坡这一代开拓者中的代

华商韬略·陈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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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人物。从建屋发展局局长到城市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刘太格的规划智慧，不仅改变了新加坡的城市外貌，更融入了市民的生活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他的新加坡规划蓝图，至今仍被全球诸多国家所研究和借鉴。

黑暗中孕育出的明星尤为璀璨，这一比喻是刘太格的真实写照。

刘太格生于书香门第。其父刘抗是世界级的名画家，被誉为“南洋画派”的先驱。母亲则成长于晚清的官宦家庭，自幼饱读诗书。但浓郁的文化背景，并没有给刘太格带来舒适的童年。

四岁左右，刚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刘太格和家人住在日军占据下的马来西亚。这段模糊的记忆，启蒙了“刘太格式的责任感”。在他幼年的印象里，大人们总是生活在一种恐惧的情绪中，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大家的强烈不安。这种残酷而憋屈的生存环境，激发了刘太格“争一口气”的信念。

不久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刘太格随家人迁往新加坡。自小，他便看着父亲每天在家中作画，与此同时，他的舅舅陈人浩是一位名书法家，所以,幼年起刘太格便书画兼修。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会在未来成为一名书法家或是画家。

书画外，刘太格的童年并不多彩。父母亲都是教师，在当时，这一行业的收入十分低微。“5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想要一辆自行车，父亲攒了六个月的钱，才筹够了自行车的钱。”

刘太格说。后来，他想要的书架和无线电，则让他等待了一年的时间。穷苦给刘太格的人生观带来了很大影响，他知道穷苦的滋味，所以在他的职业历程中，一直饱含对于落魄者的同情心。

中学毕业后，经过父母多方努力，刘太格获得了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半工半读建筑学的机会。为了延续学业，刘太格在澳洲度过了七年半的时光。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提起的始终是收获，而非异国他乡的艰辛。

起初，刘太格在研读建筑学的同时，报名参加了艺术学院。在艺术学院，20来岁的他与70多岁的老师结成了忘年交，经常一起吃饭，并且学习对方的作品，尽管非专修，但刘太格表现出

了极高的艺术天赋。不过在第四年，刘太格不得不在建筑和美术

刘太格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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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抉择，当时的课业已经非常繁重，不可能兼顾两边。最终，他选择了建筑学，因为兴趣之外，刘太格没有忘记自己修学的责任，在他看来，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建筑学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6年建筑学修满，刘太格成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并且拿到了学校颁发的金奖。上一次学校颁出这个奖项，还是在11年前。获得学业上的肯定，但刘太格自己并不自满。他意识到，想要把建筑做好，应该学习规划，因为每栋建筑的贡献，只限于一两千人，而一个城市的贡献则可让百万人受益。只有在合理规划体系中的建筑，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当时的刘太格，是希望学好规划后，能够成为更好的建筑师，而非规划师，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不仅成了一位卓越的建筑师，更成了一位非凡的规划大师，他的规划理念，使千万人受益。

带着优异的成绩表，刘太格成功申请到了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学习规划学。和在澳大利亚时一样，圆满的学业外，刘太格总能从他人处学得更多，他将这份交际能力带来的成绩称之为“幸运”。

一位教授交通学的导师就给了刘太格很大启发。这位导师曾是美国一家知名交通设计院的高级副总裁，实践经验丰富。通过和他沟通，刘太格意识到，要做好城市规划，一定要透彻了解交通学。一般的城市规划课程，学的交通学科是很肤浅的，为了学好交通学，刘太格和这位导师交上了朋友。“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刘太

格说：“虽然在规划时，会有交通专

2011年4月，刘太格与加纳旅游部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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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助你，但是这两者是不应该割裂开的。做交通的时候，不知道商业中心的分布情况，怎么规划？做商业中心，不知道交通网布局，怎么做好？”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发展中的城市，都在做交通规划时请全世界最好的交通专家，但是最好的交通专家，如果不能和总规划师无缝衔接，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这位导师对于刘太格的帮助，一直延续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在规划新加坡时，刘太格先后4次邀请他来进行指点。每一次，刘太格都先自己尽善做好交通规划，然后从导师的修改中习得经验，到了第4次，导师已经提不出什么修改建议了。在这种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中，刘太格最终配合新加坡的交通专家勾勒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个快速路网和地铁交汇的方案，至今仍不断彰显着其优越性。

另一位对刘太格有重大帮助的导师，是耶鲁规划院的院长，他曾是费城的副总规划师。因为学业优异、勤奋刻苦，刘太格和这些老师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耶鲁的第二个学年，院长找到他，给他提供额外的奖学金。这对于刘太格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第一个学年里，为了保证生活，他不得不勤工俭学，花大量时间在餐厅打工，吃一些免费的饭菜。而随着学业的加重，第二个学年里，刘太格已经很难分身去工作。

除了经济帮助，院长还帮刘太格开设了一条便捷通道。耶鲁毕业后，作为三年内学院成绩最优异的学生，刘太格再次得到了学校的奖章。院长给刘太格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去纽约

的贝聿铭事务所，另一则是去哈佛大学再研修两年城市设计。思考再三后，刘太格决定步入职场：“我当时想，到贝先生那里，你设计得不够好，他会帮你改到他的个人水平；你到哈佛，设计得不好，他就把你分数打低，学到的东西还是不够多。我就想还是去贝先生那边。”

带着仅剩一周的生活费，刘太格坐上了前往纽约的列车。在这之后，他的所思所学，开始走出图纸，不断改善市民的生活。智慧铸就“花园城市”

同为华裔，贝聿铭给了刘太格很多照顾，相较其他同事，刘太

格有更多和贝聿铭直接沟通的机会，耳濡目染间，他从这位大师处学到了很多东西。

作为知名设计师，贝聿铭不仅设计出众的作品，更能将建筑项目和商业完美结合，因此深受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的青睐。而

2011年12

月，刘太格莫斯科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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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正是刚出象牙塔的刘太格所欠缺的：“我学到了规划要和开发商的思维相结合。因为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开发，不了解开发商的需要，规划很难做好。”刘太格的本领是，他能将学到的东西进一步深化，在自己的项目中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之后，为了迎合开发，在规划新加坡时，刘太格专门雇用了5位土地价格估算师，每轮方案，他都会请教这些专业人士，如何合理分配土地，来保证开发商的利益。他的这一举措，为新加坡的投资开发创造了便利条件。

贝聿铭对于科技的运用，也给了刘太格很大启发。在做伊弗森艺术博物馆项目时，为了让没有涂料的水泥墙达到自己想要的色彩，贝聿铭四处找沙、石与水泥结合起来，反复实验，最终才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并一举设计了这一至今仍被誉为经典的艺术博物馆。经历其中，给刘太格打开了一扇新窗，他意识到，卓越的设计师，应有打破技术约束的信念，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努力，去实现理想化的目标。在此后的设计工作中，灵活运用科技成了刘太格的惯用妙招，他引导了许多技术、材料的创新，对此，刘太格说：“如果没有贝先生的灵感，我可能不会想去这么做。”

贝聿铭事务所的4年，让刘太格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最优秀设计师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

1969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到纽约，邀请刘太格回新加坡协助建国。经历过日据、英殖民时期的刘太格，没有过多犹豫，便回到了一穷

二白的新加坡。

初回祖国，迎接刘太格的是既心

酸又甜蜜的局面。硬件上，新加坡非常落后，但是人们追求改变的决心很一致。和刘太格一样，这一代新加坡

人吃过日本军队的苦，体会过寄人篱下

2012年4月，刘太格喀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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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都有很大意念要把城市建设好。同时，作为专业人士中的一员，刘太格享受了高度自由，政府完全不干预专业人士的工作。他们给定指标和方向，然后放手让专业人士去发挥。所以，刘太格和同事们有重担，更有动力。

建屋发展局专门为刘太格创立了设计与研究小组，由他担任组长。当时新加坡已经启动第一代组屋计划，正准备继续开发卫星城和小区，需要相关的理论与数据支持。上班的第一天，刘太格请教上司，什么叫小区和卫星城，结果上司也回答不清。这些概念，在书本上有所介绍，但是落实到执行上，肯定不能含糊其辞。

其时西方已经有卫星城出现，但是那种距市中心50公里、纯粹由住宅组成的卫星城，并不适用于新加坡。为了找到适合新加坡的卫星城和小区，刘太格开始了一年的研究工作。他走访百货公司、诊疗所和餐厅，询问这些营业机构在卫星城内开发新市场所需要的人口数目。经过调查取证后，刘太格将卫星城的规模定在了20万到30万人口之间。这样的卫星城，功能高度齐全，不仅满足住户日常生活需求，更能提供很多就业岗位。在自成一体的同时，也减少了交通的压力，很多居民可以在卫星城内得到从工作到生活的条件，节省了路途奔波的时间，增强了家人共处的宜居性，完全是一举多得的方案。

这一年的调查研究，确立了刘太格今后实地考察结合专业知识的规划理念，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主导成立了许多研究小组，研究“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等各种人所尽知，但却讲不透彻的理论，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规划方案。这些研究成果，是教科书上学不到的。

在严谨的体系里，刘太格力求将城市“做活”。他将城市比

作人体，其内有细胞、器官和神经网络，彼此串联，有机运作。

2012年4

月，刘太格在喀山与鞑靼斯坦总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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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城是比较大的细胞，新加坡有27个城中卫星城，他们合理分布，组成了大的框架。在规划卫星城的时候，为了达到串联的效果，刘太格还进行了“越权”操作。当时，仍在建屋发展局的他，每次做卫星城规划时，都将周围的环境也规划好，甚至主要交通关系也一并梳理了。好在当时的规划局局长也很认同他的做法，于是，刘太格每次规划卫星城，都从全市的角度考虑，统筹全局。等到他自己成为总规划师时，新加坡的大部分规划情况，刘太格已了然于胸，之前的前瞻布局，最后他自己仍是最大的得益者之一。

新加坡市内最大的细胞，是五个片区，每个片区都规划了100多万人口，达到了大型城市的标准。为了缓解狭小国土面积上的交通压力，刘太格提出了分散功能区的理念。片区内的每个卫星城内，都有自己的商业中心，这些中心有地铁贯穿、快速路网交汇。片区内交通最为便捷的中心，被刘太格定为片区中心，中央片区的商业中心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有序分散商业中心后，交通的压力就减小了很多。同时，在保证交通顺畅方面，刘太格还有其他创新。在规划人口时，离中央商务区越远的卫星城，他就规划得相对越多，离得越近的，他就规划得越少。这样，地铁线的任何高峰，进城的人和出城的人流量都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方法，之前似乎未有人实施过，甚至可能没有人考虑过。在客流压力大时，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将地铁做得更快，而不是如何降低单位时间内的客流量。对此，刘太格说：“我很尊重科技，但也忌讳一碰到问题就找高科技解决。有很多问题，是高科技解决不了的，因为科技不能取代人的智慧。”

细胞理念，使得新加坡的建设井

2012 年5月，新加坡国际邮轮中心竣工，刘太格在邮轮中心前留影

然有序。卫星城这个细胞下边，有小区，小区下边还有组团，每次开发，都是一个组团一个组团按部就班地来，规避了很多城市无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刘太格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城市的器官。火车站、飞机场、污水处理场、工业区等都是城市的重要器官，在规划初期，这些器官的地点就应该被合理安置，做到不增加交通压力，不影响市民生活质量。随着城市的发展，器官也会成长，一个成熟的器官需要占多少土地，这一点是刘太格早就开始思考的。比如，在初期，新加坡的工业自动化程度不高，需要的人力很多，到了后期，随着工业化发展，相同的就业人数，需要更多的工业土地，为了应对这一发展，刘太格专门预留了未来需要的合理工业规划用地。这一前瞻理念，在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上同样适用。“许多城市没有远期规划，导致发展后期缺土地，于是见缝插针，四处建设，这样的城市就很杂乱，环境也不好。”刘太格说。

神经网络指的是快速路网和地铁线构成的交通框架。刘太格为新加坡设计了一套至今仍领先全球的快速路网，纵横交错，高度密集。与此同时，在规划地铁路径时，他强调将所有的中央商务区、片区中心、卫星城中心、小区中心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红宝石串合成的链子，这条链子不会错过每一颗细小的宝石。换言之，几乎所有新加坡的商业中心，都在城市主要地铁线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市民方便，商家的生意也好做。

在地铁规划上，刘太格再次证明了远期规划的优越性。1972年，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新加坡未来10年内将产生地铁需求。于是政府就开始买地、组织拆迁，预留地铁的土地。到了1983年地铁正式动工时，政府用的实际上是10年前的土地负担价和拆迁成本，因此，新加坡的地铁造价是当时被誉为全球最低的，省下来的钱，足以支撑很多新的基础设施项目。

类似利用规划来节省成本的例子，在新加坡的建设历程中十分常见。如在组屋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先为贫穷但是付得起租金的市民建房子，这一起点就很高明。在这样的发展顺序中，材料供应商、工人等与建筑相关的行业循序发展，增添了许多就业的机会。紧接着，在建好的卫星城里，因为有教育、商业、医疗需求，又制造了很多就业岗位，有收入的民众逐渐增多，经济状况不断提升。

为了适应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刘太格说服自己的上司，将组屋的名称从廉价屋更改为公共住宅。因为随着规模扩大，组屋已经不仅仅服务于低收入的群众，应该消除其内居民可能产生的自卑感。在之后的发展中，刘太格还拨出一部分地块，卖给私人开发商建比较高昂的住宅，以综合卫星城中的人员构成。

起初，刘太格担心开发商们不愿意购买卫星城内的土地，因为在之前，这里被看作是不成功人士的居住区。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一次招标，就得到了开发商们的热烈反应。后来刘太格意识到，人们更关心的，是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交通，这些方面卫星城都已经规划完善。从初期参与时，刘太格就在设施功能上下足功夫，他没有将公共住宅当作单纯解决住房的手段。他说：“既然帮助130万以上的市民解决住房，那么工程的规模肯定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规模，我们的使命就不应该那么狭隘。”于是，他极力从卫星城内部打造“宜居环境，凝聚社区”。每个商业中心也同时是市民中心，他都设置好广场，做好绿化工作，在提供商业服务的同时，也能给家庭出游、朋友聚会创造环境。

从整体到细微，刘太格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整个新加坡城市制定了一套X年（即大约一百年）的规划方案。如今，这套方案历经20来年的岁月洗礼，依旧彰显着新城般的活力。

规划中国的宜居城市

尽管少年西行求学，但是刘太格的规划理念和西方专家并不完全一样。在他眼里，规划是一个高度科学的行业，在这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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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地方特色。而西方则偏重认为规划要有高度的文化内涵，彰显城市的形象之美，因此略微低估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实际上，刘太格的规划，从不缺乏“美”。一座城市的美，并非来自地标性的建筑，如果做到以环境、功能和居民为本，那这座城市就已经很美了。建筑设计的美只是一种狭隘的美，对于城市来说，功能齐备、便捷舒适，才是广义的美。比如身处新加坡的许多地方，周围可以方便找到商场、地铁和学校，路上也不会感到拥堵，这是一座城市美的基础。

在达到功能齐备、便捷舒适的同时，刘太格也在追寻另外的美，那就是古色古香的特色。当初新加坡快速发展时期，刘太格就顶住巨大压力，保留了逾5000栋老建筑。他的接班人，再接再厉，现在已增加到7000栋了。他说：“城市的古建筑，就像人的记忆，而城市的自然环境，则是人的灵魂，没有了这些，是很可怕的。”规划的时候，他当这些古建筑群不存在，而新的建设全部都在这些建筑群之外解决。事实证明，保留这些老建筑，不但没有给新加坡的发展造成阻碍，相反，这些老建筑群里的街道已经转变为现代步行街，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现代与古典的交汇融合，为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平添了别样的味道。

“我做任何规划，第一件事就是将古城、古建筑划出来，第二件事就是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做新的规划。”在考察中国一些城市的规划时，当地对于地貌和古建筑的忽略让刘太格感到非常惋惜。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古建筑和河道山川都完全不可能一样，高度重视地貌和古建筑，这个城市就已经非常有特色了。“可惜一般的领导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做个笔直的、12车道宽、20公里长的公路就是有特色。哪里有特色？到处都有这样的公路啊。”刘太格说。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观念，让自己的规划理念帮助到更多市民，刘太格开始在中国投入更多精力。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在自己研究积累的同时，也需要借鉴外来的成功经验，刘太格无疑是这类经验的最丰富持有人。北美和欧洲的城市化早已完成，近半世纪来鲜有新城的全面规划，缺乏结合最新成果统筹实施的经验。其他地区则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其中亚洲，中国的城市化最为快速。人口密度，建筑层楼，也有必要提高。而在亚洲，新加坡无疑是最好的导师，作为新加坡曾经的总规划师，刘太格则是导师中的导师。

实际上，刘太格和中国的城市规划结缘已久。1983年，时任新加坡建屋局局长的刘太格受邀规划福州。对于这座城市，刘太格有着特殊感情。他的母亲是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就读的小学叫三山小学，是以福州的特殊地貌来命名的。同时，福州的古建筑群三坊七巷也让刘太格一见倾心。在当时，刘太格为福州做了一个200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同时强调一定要将三坊七巷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三坊七巷是部分保留了下来，致使刘太格的方案并没有完全落实，大概只采用了百分之三十。不过在刘太格看来，能够挽救一度要被拆掉的三坊七巷，已经是一件足够欣慰的事了。

在规划福州的同时，厦门的市领导也找到了刘太格，请他为厦门岛规划一个方案。厦门的这套设计方案，和之前刘太格的规划，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但是为了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地编制出来的方案就有厦门的地方特色。令人欣慰的是，厦门的方案，落实度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几任政府，都没有对刘太格的方案进行大的修改。这一执行力度的结果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厦门曾多次被评为全国最宜居的城市。

厦门为刘太格打出了一个醒目的广告——如果方案执行到位，城市的功能和环境足以出类拔萃。

另一个例证是古城扬州。在规划之前，扬州的城市状况就让刘太格颇为赞赏，其中心区井然有序，尺度和风格也符合中小城市的规格，未曾逾矩，让人看起来很舒服。更重要的是，扬州在靠近中心区的地方，保留了面积相当大的老城区，在中国，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和扬州市政府的工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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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格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之后的时间里，接任的领导班子也遵循了刘太格的规划原则。现在的扬州，在现代化功能齐备的同时，完好保存了古建筑的风貌，瘦西湖和古运河两侧修筑得别出心裁，很好地彰显了城市特色。如今，扬州不仅多次入选全国最宜居的中小型城市，更曾被评选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可惜的是，刘太格规划的其他国内城市，多数并未能达到厦门和扬州的程度。究其原因，刘太格的规划方案，其优越性显而易见，但方案在实施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决心与方法。如果编制规划方案是写菜谱，炒菜也得有功夫。一套远期的方案，应该按规划分期开发。另言之，规划要从远到近，但执行要从近到远。厦门、福州等城市的环境有今天，主要原因在于执行严谨得法。

“中国现在一般的规划都是10年左右的短期规划，这样很难做好。有许多市政设施，如道路地铁等，是系统化的工程，需要有长期的打算。”刘太格说：“有几个因素制约着规划方案的执行。一是远期工作，上级政府看不到。二是政府对于规划不够理解，以为规划不需要做远期的。三是即使理解了，要完成也需要下许多苦工策划，这种工作的短期效果不如做建筑项目那么引人注目，那些不愿意经历这样的辛苦劳作的人，就觉得不如做那些别人看得见的工作。”当然，每届政府都应该操作基本工程，为城市的中远期发展打好基础，但也有必要做些形象工程，为城市带来明显的改善效果。刘太格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形容远期规划的重要性——就好比在上海打车去外滩，如果你直接说先走，而不说最终的目的地是外滩，那么司机肯定是会走冤枉路甚至走错路的。

相较积微成著的远期规划，国内城市更愿意在立竿见影的形象工程上做投入，而在刘太格看来，形象工程虽然必要，但是地标建筑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比如，新加坡的大量植被，就是其鲜明的形象工程，这样的工程，说起来不显眼，但是达到一定规模后，所起到的作用更大。迷信于依靠地标性建筑来彰显城市特色，其结果将会令人失望。当下中国的城市，并不缺乏地标性建筑，这些建筑在竣工前期，都赢得了广泛关注，但是不久后便被人们渐渐遗忘，而那些老建筑、自然风景，则让人过目难忘。

新加坡的建筑风格，代表了刘太格对于背景建筑和地标建筑的理解。其市内超过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背景建筑，只有在某些视线走廊的交点处，才会出现地标建筑。在周围背景的衬托下，这类地标性建筑显得尤为出彩。“欧美的朋友到了新加坡，会说每栋建筑都很有特色，看上去非常美。事实并非如此。”刘太格说：“我们有特色创意的建筑并不多，但是建筑的排列是有序的，整齐而有韵律的，这样即使你本身建筑并不显眼，整体看起来也会很美。”

和新加坡类似的，是法国巴黎。塞纳河两边的建筑，实际上是千篇一律的，同一种石材，同一种色调，甚至相同的贴花和材料。在这样的重复下，点缀着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和凯旋门，就让整个环境都变得极为特殊起来。反之，如果每新建一个项目就要求特色，这个城市就会变成纷杂的建筑杂货铺。“新加坡和巴黎，对于建筑是通过规划条规严格控制的，不强求所有建筑都标新立异，而一定要保持规律有序的天际线和建筑红线。”刘太格说。

对于整体规律，刘太格的要求是建筑要陪着行人走——人行走在步行道，旁边就是建筑，建筑有橱窗，里边有东西，人就会感觉到安全感和连续性，而如果都追求新鲜，建筑红线与道路距离突近突远，不断地变化，那么建筑将断断续续，行人就不能安心地逛街。

适用于中国的建筑美学与规划理念

“要符合整体规律”，是刘太格的设计原则之一，在原则的坚持上，他看上去过于“固执”，这也让刘太格失去了一些机会。

比如，作为公认的规划大师，刘太格的建筑设计同样非凡，但在建筑设计上，他遵循的原则很多。当被业主方邀请设计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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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刘太格认为这个地方只能放背景建筑，那么他就只按照背景建筑的要求来说。“这样地，做完了，虽然就它本身会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它成功之处。”刘太格说。

刘太格觉得这样的建筑成功，是因为对于周围环境来说，符合自身定位的建筑，将发挥更大作用。为环境、为居民来规划和设计，是刘太格所坚守的价值观。也正因为这一点，刘太格自己很坦然：“为了名誉而工作，那样会让人感到痛苦，而为了合理去工作，则会很快乐，这也是我坚持到今天仍在工作的原因。”

坚持原则的同时，刘太格也在致力于传播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和规划美学。在他看来，背景建筑并不是不好看，因为对于一座建筑来说，比例和几何造型是最重要的本钱，就好比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最为重要一样。“我在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建筑，我知道他们的造价很贵，材料非常讲究，不过这些建筑并不好看，因为它的比例做得不好，几何造型衔接非常的乱。这样做是浪费钱。同时，我也看过不少造价很低，但是很美的建筑，因为它们的比例和几何造型是赏心悦目的。”刘太格说。对于建筑来说，喧嚣感并非不可或缺，一座标新立异的建筑，很可能会被人们迅速遗忘，只有比例与几何造型的美才是长久的。追求刺激性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建筑行业带进了广告时代，每一栋楼，设计师与投资方都希望它可以成为广告。但广告是用来推广消费产品的，比如服装，这一季你觉得好看，下一季就觉得不好看了，大可以弃之不穿。但是建筑是不可以丢掉的。所以对于建筑师来说，对于比例和几何造型，以及与周边环境协调的追求，应该超过对于刺激性线条的追求。

建筑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建筑的不合理性。对此，一向擅用科技的刘太格认为，科技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目的，如果理念

不科学，那么科技本身可能遭误用。

2012 年12 月，刘太格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开工仪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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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现代建筑科技能够让很多不合理的建筑成型，至于朝向对不对，隔热效果好不好，则被淡忘了。许多人只注重建筑的形状，然后用科技来解决其他的不合理现象。刘太格说：“原始社会的居民及传统的建筑师们尊重科学，因此造就了很多传世建筑。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一个典型，坐北朝南，挡住北风，设有庭院，生活在其中，人会感觉很舒服。”同样，如果将北京的纬度往欧洲迁移，会发现处于同纬度的雅典，也拥有同样风格的庭院式建筑，因为两地的气候、地理特征类似。“这就是先辈们合理运用科学的例子。”刘太格说。

合理运用科学，可以让建筑更

2012年12月，刘太格出席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开工仪式

为长久使用和保持美观，因为它的宜居性更强。而依靠科技手段导致的不合理，不仅难以舒适，更加剧了能源的消耗。刘太格说：“因地制宜，深入研究科学的需要，本身就是一种创意，这比依靠建筑科技来解决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设计，或从建筑杂志上抄下来的所谓创意，要有特色得多。”

刘太格利用因地制宜的理念，设计出了一些十分有味道的作品。比如在中国，他于桂林设计了五十栋别墅，外观很低调，并不豪华，但是十分契合漓江对岸的山水风光，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在珠海做个滨水的公寓楼盘，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还有许多认誉其为人性化的项目。目前正在潍坊施工中的文化中心，尽量体现潍坊独具的风筝特色，也已受到一些人士的注意。

每次完成一个新项目，如果落实到位，刘太格都将其看作自己最满意的项目。因为尽管名誉加身，他仍在不断学习、进步。刘太格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有一个问题，我就得找到彻底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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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一样，在工作上，刘太格也停不下来。如今，单中国，他就忙于青岛、烟台、珠海、济宁、襄阳等地的规划工作。这些同时进行的项目中，大至1000多平方公里，小至一二平方公里，他都亲力亲为。工作的过程中，刘太格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和年轻人的互动，通过言传身教来分享自己的理念。

刘太格说，自己的理念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武器，公开是因为新加坡的成果就放在那里。秘密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羡慕新加坡的成果，却不考虑花时间去研究和执行其中的理念和措施。新加坡的起点，是很落后穷困，加上薄弱的发展资源及狭小的国土面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优越的城市发展，中国的城市一样可以。

对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刘太格提出了星座城市的理念。“3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像是三十岁的成人，他可以自己生活，是独立完整的。而北京、上海这样20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则是一个家庭。他们应该规划为若干个城市组成的超级城市，每一个城市拥有300万左右的人口。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设置绿化带，这样市民离开自然环境就不会无限制的远。同时，分散开之后，各城市的功能可以独立，不会出现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例如北京长安街的拥堵状况。”在刘太格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规划，北京、成都、重庆、青岛等城市，如果将他们分散成独立的星体，然后组合成完整的星座，城市将得到更为健康、宜居、有序的发展。

在刘太格实践自己理念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开始着力推 2012年11月，刘太格接受“华商韬略”专题采访

广他和同事们所积累的经验。目前，刘太格正任新加坡宜居城市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这一官方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整理新加坡过去的规划理念，与世界其他城市共享。每两年，该机构都会举办世界城市峰会，配合同时举行的“市长峰会”“全球水工程会议”与“李光耀城市奖”，一起介绍新加坡的规划理念，并与世界各地专家交流学识。

刘太格从不扭捏于向他人推广

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因为在他眼里，成功的经验，就应该得到推广。这份坦然，也是刘太格持续

领军行业的原因之一。从政府高官到集团董事，从新加坡到中国，身份和时空的变化，并未改变刘太格的规划理念和其规划成果的优越性。因为自入行起，他规划为民的先决态度就从未变过。

如今，作为新加坡著名规划设计机构——雅思柏设计事务所的董事，刘太格自认从事政府工作和商业行为，对于自己而言差别不大。他说：“首先，作为集团一员，我需要为集团盈利，这是很现实的事。但同时，我的经济能力已经足以保证生活无忧，仍旧在工作，只因为我觉得很多城市可以变得更好。”

事实证明，合理的规划，确实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好——新加坡、中国厦门和扬州，这三个落实刘太格规划方案最完整的城市，就是最

2013年《华人智造者》

全球华商名人堂——苏用发

苏门赤子心 —印尼爱国侨亲、印尼苏钢集团总裁苏用发 苏用发的非凡，贵在深藏。 他从不因功名而骄狂，不因坎坷而颓丧，亦从来不觉得，生命走到某一个阶段，便可俯瞰世事、放任享乐。 于是，他的手中总握着书卷，他的心中总牵系着万千同胞。 笃志好学?儒商风范 1947年，苏用发出生于印尼棉兰，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南安市。 父亲苏锥有，于1937年只身前往印尼谋生；母亲杨柑枝，生于棉兰,是典型的东方温婉女子。在兄弟姐妹七人中，苏用发排行老二，自小他就喜欢听母亲讲古人博学成才的故事，入学后亦发奋刻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并在朗诵、演讲、唱歌、书法等方面表现不俗，被誉为学校的“文艺才子”。 进入中学后，文理兼修的苏用发已精通印尼、中、英三种语言，并尤其偏爱机械制造学科，他觉得，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关联着更幸福的生活，值得潜心钻研。然而1965年爆发的“排华运动”，将本该按部就班的一切都打乱了，彼时的印尼，华人大受打压，华文学校被迫解散，不得已，苏用发的大学梦断了。 怨天尤人从来都是最无用的，失学后，他随即进入父亲的企业，白天工作，晚上就自修机械、制造、管理、冶金等专业课程，扎实的语言功底加上可以学以致用的操练环境，他渐趋谙熟了投资经商的种种学问，尤其在冶金学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后，他常常感叹，或许正是际遇的此番坎坷，才铺就了后来的人生轨迹。 1969年，苏用发与父亲联手创立了印尼苏钢集团。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只有20多名工人，年产量不过2000吨。势单力薄，困难与挫折总是难免的，每每此时，苏用发总会来到母亲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吃一口母亲做的早点，喝一杯母亲泡的清茶；母亲也不问什么，只坐在一旁浅浅地笑着。然后，茫然无绪的思路清晰了，举棋不定的方案明确了，对于苏用发而言，母亲更近乎于贴近心灵的精神支撑，几十年后，他笑称自己早已养成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生活习惯。 时光荏苒40载，如今的“苏钢”已发展成为主营钢铁制造并囊括棕榈油生产及出口、船运、饲料及糖果食品制造等多元领域的现代化企业集团，下设16家企业遍布棉兰与雅加达，其中钢铁厂年产量达50万吨，位居印尼私营钢铁企业第四位；糖果厂日产量100吨，居亚洲第二位；苏钢自行研发生产的合金耐磨钢，年出口量稳居国际市场首位，并两次得到印尼总统苏西洛亲自颁发的“印尼最佳金属出口奖”。 很多外商邀请苏用发跨国投资合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将苏钢集团的绝大多数资产都投放在印尼，每年创汇近4亿美元。他说，一个企业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而专注，是达成使命的前提。唯一例外的，是与祖籍国的项目合作，比如与陕西省政府签订的钼钢、风力发电、太阳能合作协议，在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全球华商名人堂——杜康生

1 杜康生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 同样的水平与垂直线条，不同的设计师落笔，格调迥异。有“台湾豪宅王”美誉的杜康生，落笔在图纸，脑中却是对三度空间以及填充此空间的色彩、材质、家具等所有细节的一一定格。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对空间美学的极致演绎，对完美设计的无限追求。这之外，他的作品更传达着对业主的尊重，浑然天成的高质感设计手法，在其作品中无处不在，他也因此赢得台北第一豪宅——“宏盛帝宝”中大多数业主的青睐。 从台北到上海，杜康生的作品让人咀嚼不尽、回味无穷。如今，他正将这样的理念向所有室内空间推展开去，以造福无数追求品质化生活的中国人。“这是我们这一代设计师的使命，通过创造更多美好空间，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让海峡两岸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他说。

2 了杜康生无法逾越的高山。更糟的是，建筑法规必须考高分。对教条极为痛恨的杜康生，说服不了自己去背那些见了就有睡意的法规条文。他说：“考建筑师一般都要上补习班才能考得过，对我这种open-minded（思想开放）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考得过？” 比起考建筑师的种种烦恼，杜康生的乐趣在书本和课堂以外。他喜欢读闲书和杂书，同学们给他送上了“永远的学艺股长”的雅号。他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四处做模型比图赚点生活费。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联手在一间大医院建筑比图中得了第一名，拿到了一笔“大钱”，这让他连续一个月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用天天都是阳春面，那样的生活着实欢乐。 到了大四，有教授找他，不是夸赞而是一句“你让我很失望，这四年你在干什么？”杜康生自然清楚老师的心情，他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杜康生也知道，他的梦早已经跑到了建筑师之外。艺术是他的天分，更是他的出路。杜康生最感谢老师们让他发现了自己，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未来。 “台湾豪宅王”的新使命 —奥迪（国际）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杜康生 在台北的繁华街头，杜康生的巨幅人物海报常常占据显著位置，不必问，某个豪宅项目即将登场。杜康生的高人气，与他“台湾豪宅王”、首屈一指的室内设计大师等赞誉交相呼应。开发商用杜康生的名字为新楼盘宣传造势，这为杜康生个人品牌自然带来好处，但这并不为其所爱。性格低调、内敛、安静的他，只在乎经手作品是否完美。他说：“首先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是本分，其次对业主有没有帮助最重要。我和业主就像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我设计一个作品很畅快、过瘾，业主对我的作品认同、满意，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数十年从容追求，杜康生在奔向空间艺术塑造者这个目标中，成就了自己，更成就着别人。 成名前夜的追梦青年 出身寒门，但绝不能没有梦想。这是杜康生年轻时常常自勉的一句话。 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使得杜康生早早有了要当建筑师的心愿。也的确，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房地产一片繁荣的大背景下，他的这个小小心愿显得非常合乎时宜。高考时他的目标是建筑系，之后的结果是考上了中原大学建筑系。中原大学建筑系是台湾第一所开始实施5年学制的建筑系，特别强调建筑设计与绘画方面的训练，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研究。 杜康生说，进了讲堂，他马上发现，他选对了科系。因为同学们视为最痛苦的设计和绘画作业，对他来说却是让人无比亢奋的事情，他可以两三天不睡觉以完成作业，拿出来的作业也一直是名列前茅。教授们对他另眼相看，当面夸赞他是难得的人才。这让杜康生有些飘飘然，一心一意做着建筑大师的美梦。 不过，台湾建筑师考试的难度在世界都排前列，特别是诸如结构力学等工科类考题，几乎成 华商韬略·李壮/文

全球华商名人堂 l 武钢：三个梦想

全球华商名人堂|武钢：三个梦想 素有「中国风谷」之称的达坂城，位于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乌鲁木齐市区86公里，312国道在城中穿过。曾经这只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据城里老人说，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几棵榆树和二十几户无处躲藏的人家。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曲《达坂城的姑娘》使这里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近年来，它又因拥有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而备受瞩目。 达坂城的风常年刮不尽，这与新疆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有关，新疆地形为三山夹两盆，地处中纬度，冷暖空气活动频繁，风大而多，持续时间长。在普通人眼里，这样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但在风能开发者眼中，这里却是最佳的风力发电地区。如今的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当年正是看中了大自然赋予这里的特殊地貌与气候优势，于戈壁荒滩之上筑起一座风电场。

1987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武钢跨入了组建中的新疆风能公司，不久后，他便直接参与了达坂城风电一场的建设施工，这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风力发电场。 1989年，武钢和他的团队抓住机遇，利用丹麦政府捐赠的320万美元，购买丹麦Bonus公司13台150KW机组，克服经验缺乏、人员不足、气候恶劣等种种困难，通过近一年努力，于1989年10月实现了达坂城风电场的并网发电，在当时装机总容量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这也标志着中国风电从试验阶段转入工业化开发阶段。 风电一场建成，武钢从建设者变为风电场场长，面对达坂城取之不尽的风力资源，他和他的团队萌发了最初的创业梦想：在达坂城安装成百上千台的风力发电机。现在看来，这一梦想早已实现。截至2013年12月31日，金风科技全球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9GW，装机台数超过14,000台。 而后他又利用一切时间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行业经验，并随着学习的深入渐渐意识到，设备价格昂贵、安装维修成本高，也成为产业化运作的瓶颈。时逢上世纪90年代，武钢心里清楚：当时人们对风电用性本来就心存疑虑，如果成本再那么高的话，风电的发展就会更加困难。要在中国做大风电，一定要打破成本太高这一瓶颈。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电设备，才有价格话语权;只有造中国人自己的风机，才可能有大发展的机会。 他告诉自己，用中国人的双手，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风机。

华商名人堂——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专稿

1 苏志刚 长隆集团董事长 从田间地头起步、曾靠卖猪肉为生的苏志刚，把握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打造出享誉国际的旅游品牌长隆集团。树立中国民营经济典范的同时，也在保护珍稀野生动物领域做出世界级贡献。

2 365天日日如此，还常加班加点，有时能提早一两个小时回家陪儿子，就已经很开心了。” 如此过了几年，苏志刚的生意进步不大。他仍旧每天照例骑着自行车，在广州街头去各大酒楼宾馆兜售猪肉。 彼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广州初露繁荣。置身其中，苏志刚自问，“难道我就这样当一辈子猪肉佬吗？” 1989年，苏志刚决意关掉猪肉铺，开一间自己的酒楼。家人听闻都劝他“别乱来”，能卖好猪肉就不错了，家里世代没有做过酒楼买卖，好不容易有个安生日子，做赔了怎么办？ 但苏志刚心意已决。他孤注一掷用全部家当在大石买下两亩地，建起了香江酒家，于1989年8月28正式对外营业。 “那一天我终身难忘。”回忆起当天开张的情形，苏志刚忍不住感慨道。 酒店刚一开张，前来尝鲜的食客络绎不绝，苦于人手不够，他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憨汉子只得跑前跑后，为每个客人服务，送菜煮菜也都是亲力亲 打造世界级旅游王国 ——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 追赶春天的放牛娃 在长隆集团会客厅和会议室最显眼的地方，挂有邓小平的画像。这是集团掌门人、身家数百亿的苏志刚，最感谢和崇敬的人。“没有他（邓小平），我现在大概还在种田，可能吃都吃不饱。”他说。 1958年6月，苏志刚出生于广东番禺大石村，是家中第五代农民，从小放牛耕作，读书不多，生活贫困。受当时政策限制，“这不能卖，那不能种”，正值壮年的苏志刚，感觉满身气力却无处可使。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起，苏志刚放下锄头，带着弟弟进城打工。当民工、做泥水，但凡能挣到些钱的营生，他基本上都做过，最长久的是卖猪肉。 “个体经营的初级阶段，能挣到三五块钱已经很开心了，后来慢慢熟悉，一天的利润从5元上升到10元，小本经营就这样逐渐滚动起来。”苏志刚回忆说。为了多盘些生意，他在离大石村二十多公里的广州市区，联络到几家知名饭店，向他们供应肉制品。由于路途遥远，还要经过两个渡口，为准时交货，他常常凌晨起床，天不亮就出了门，等送完货再回到大石家里，已是下午两三点钟。“一年 2014年，长隆集团旗下的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从全球169个旅游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膺全球主题娱乐协会授颁的“主题公园杰出成就奖”。这一奖项被誉为“旅游奥斯卡”，是该行业的最高奖项。长隆是该奖自1994年创设以来，首个登顶的中国品牌。 在享誉西方之前，长隆早已“声满”中国。集团的创始人苏志刚，更是被视为民族旅游品牌的不二领袖。

华商名人堂——许锦祥

许锦祥 印尼GPI集团董事长他是物流巨擘，由他一手发展起来的国际环球（印尼）集团有限公司，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综合物流企业，也是世界各大物流集团在印尼市场的忠实合作伙伴。 他是经济功臣，在资源贸易越来越频繁的时代，作为世界最富资源国家的最大物流企业舵主，他和他的企业正在为印尼经济发展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585

货通天下 经济功臣 —印尼GPI集团董事长许锦祥 许锦祥领衔的印尼GPI集团，既是印尼最国际化的企业，也是印尼经济国际化的重要功臣。过去二十多年来，他伴随环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与世界各国物流巨头紧密携手，为印尼的“货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公司也因此飞速发展，自1992年起，连续十多年被国际空运货代协会(IATA)评选为“印尼第一”，成为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物流运输集团之一，也成为连接印尼与世界的经济大动脉。 如今，在许锦祥及同仁的努力下，拥有领先国际化业务能力的环球集团，正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被多个国家政府所重视。2013年9月份，许锦祥接受克罗地亚政府的邀请，前往克罗地亚访问，并与克罗地亚总统、商务部长、交通部长及当地企业领导会面，洽谈如何利用环球集团的物流平台来扩大克罗地亚对东盟及中国的经贸合作。同时，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也向环球集团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希望借助环球集团的力量，助力当地的国际业务发展。 印尼物流业领军者 说许锦祥是印尼物流业的开路人和领军者，名副其实。在印尼物流业，无论事业规模，还是专业素养；无论公司，还是个人，许锦祥都是独一无二的。 1953年7月12日出生于印尼棉兰的许锦祥，是白手起家的创业典型，也是带领印尼拥抱新经济时代的杰出代表。 许锦祥在当地读完小学后，进入棉华中学念初中，之后到苏东高中完成高中学业。而他与物流业的缘分开始于一位前辈朋友的推荐。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朋友介绍自己的女婿——一位在新加坡经营货运公司的仁兄给许锦祥认识。刚好，这位老兄正计划在印尼发展一个货运代理的合作者。 因为当时还没有经营货运业的经验，为了对朋友的事业负责，许锦祥便把合作机会给了雅加达一家货运公司，并与之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来经营此项业务。这间名为PT Wira的公司成立之后，经营状况却一直不理想。好几年时间，业务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一直有增无减。 随着对公司业务的深入了解，许锦祥也逐渐对这个行业有了兴趣和研究。在PT Wira的再一次扭亏失败之后，他决定把这家公司接管过来，独自经营，并且将其改名为PT.Global Putra Indonesia 暨印尼环球公司。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开始，起初，公司只有7位员工。那时，是1981年。 许锦祥接管后，改善了公司的管理制度，令大家更用心用力地投入到工作中，提升了公司的业务操作素养，同时也不断把握各种机会来拓展市场和业务。在他的努力下，公司的经营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逐步从亏损走向盈利。 这个时期，许锦祥既是公司的老板，也是公司最大的苦力员工，很多繁重和别人看起来低层次的工作都是亲自去做。他不但能放下身段，而且还真的与员工打拼在一起。这也是公司能够成功走出那段困境的关键因素。 许锦祥常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那是1986年帮助印尼举办航空展（AIR SHOW）。航空展是最考验物流业的专业展览之一，被誉为是物流业的最高竞技场。1986年，印尼举办航空展。总共有21家 586

全球华商名人堂——黄红云

黄红云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从1998年的“金科花园”第一役，到2008年的“成长性TOP10”中西部排名第一、再到2011年的成功上市以及全国化发展与扩张，黄红云率领金科集团在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缔造了一个房地产品牌传奇。 获得卓越事业成就的同时，黄红云更积极担负社会责任。2012年8月28日，黄红云当选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开始在更高和更广层面引领民营经济的发展。 1

高品质地产社会企业家标杆 —第四届重庆市工商联主席、 重庆金科实业集团董事会主席黄红云2013年8月3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2013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重庆共有13家企业上榜，作为“渝派地产”领头羊的金科集团，以营业收入235亿元的业绩，排在全国企业第437位，首次跻身500强之列。 不仅如此，金科还连续五年荣登“中国地产品牌价值10强”榜单。2013年品牌价值达57.07亿元，产品实现了别墅、洋房、高层公寓、商业等全业态覆盖，并已形成王府系列、廊桥系列、东方系列、世界城系列等八大系列产品线。 卓越进阶?地产业态全覆盖 当黄红云1998年从涪陵进入重庆主城区发展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他的选择，而现在看来，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了。 当时，年纪轻轻的黄红云已经跃升为涪陵当地颇具影响的地产开发商，他带着两个合伙人开着一辆桑塔纳，轰隆隆地驶入重庆城，在江北区租了办公室，悄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黄红云在重庆的第一个项目就一鸣惊人。他拿下一块位于江北区五黄路片区的土地。当时，这是主城区地产大佬不屑一顾的不毛之地，但黄红云前瞻性地看出这个与重庆CBD解放碑只有一江之隔的地段的光明前景，把身家性命3000万元人民币都投向这里，开发了在主城区的第一个大项目—金科花园，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为黄红云积累到新的财富、人脉以及信誉，也坚定了他在主城区立足发展的信心。他随之成立金科集团，以金科花园的成功经验，乘着直辖的机遇，大步开启在重庆主城区拓荒筑城的步伐，公司也日新月异地发展壮大。2003年，金科跻身重庆“地产五强”排名第四位；2005年，金科跻身全国房企50强，位列重庆第二大专业地产企业； 2004年开始，金科着手制定全国发展计划。2006年，集团分别在长沙、成都等地设立办事处，并相继在无锡等地获得土地。其间，黄红云还引进了美国嘉迈基金投入4亿多元人民币壮大资金实力。 2008年地产业进入寒冬期，金科集团逆势而上，以“不裁员、不降薪、不降低产品品质”的“三不”政策坚强过冬，并在当年实现100亿元销售任务。 2009年，金科的全国布局开始发力，公司的重庆以外项目销售首次超过本地。也是在这一年，“金科房”成为“中国驰名商标”，金科地产获得“稳健性TOP10”全国前三排行，由此正式迈入中国一流房企行列。 2011年5月27日，中国证监会核准ST东源以新增908498204股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科地产正式进军A股市场。 在推动资本运作、做大做强住宅地产的基础上，金科还在2012年大手笔打造了集团在重庆主城的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同时也是首个产权式购物中心—金科廊桥天都。2013年，位于重庆主城的另一商业综合体项目—金科时代中心也正式亮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华商名人堂——华夏幸福董事长王文学专稿

1 王文学 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眼光精准而长远的王文学不仅在固安开创“产业新城”模式，更将其成功复制到全国，成为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眼下，他正推动“发家地”固安迈步走向“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

2 彼时，华夏幸福的账户上仅有一亿元资产，对公司来说，当务之急是让土地尽快变现。但王文学却拒绝业内常见的短平快投资方式，而选择投资产业地产。 产业地产是以产业为依托、地产为载体，实现土地的整体开发与运营，打造产、学、研产业集群的新型产业形式，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的特点。因此王文学的这一决定遭到众多高管的反对。然而他却力排众议，甚至将自己的股份做抵押，全力以赴投入到产业地产领域。 在他的积极奔走和推动下，当年6月，华夏幸福与固安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二者将共同投资、开发、建设、运营固安工业园区，由此开始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探索之路。 所谓“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是指由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安县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共同出资成立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这既能发挥政府所独具的政策、行政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又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灵活性、自主性和创新性，更有效地解决资金、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等难题。 产业新城拓荒者 ——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学 固安低调起家 1967年出生的王文学是河北霸州人，毕业于廊坊市工业学校。 在中国地产界的大佬群体中，王文学堪称最“神秘、低调”的一位，其公开信息少之又少，本人更极少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舆论可知的仅仅是：他很早便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1998年7月，年仅31岁的他，在廊坊创办了华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简称华夏幸福）。三个月后，其运作的第一个项目“华夏花园”即开盘销售，由此踏入风起云涌的房地产行业。 他的事业根据地廊坊，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彼时，廊坊南北发展极不均衡，香河、三河、大厂等北部地区由于临近北京，一体化程度高，发展已相对成熟。而南部以固安县为代表的地区，却贫穷落后，财政收入在廊坊市居于倒数。 在一片落后的景象中，王文学看到了商机。2002年，他毅然放弃具有成熟配套的廊坊市区，转战固安。在福布斯“2015全球亿万富豪榜”榜单上，王文学以32亿美元净资产位列房企富豪第九位及内地百强富豪第42位。 47岁的他在平均年龄55岁的上榜富豪中算是“年轻人”，但在产业新城建设领域却是老前辈。他用十二年将固安打造成产业升级的经典样板，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几何级增长，还推动其成为“全球技术商业化中心”，他也因此名震产业地产江湖。

华商名人堂——王长怡

王长怡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科学家，国际跨国企业董事长，台湾生技业标杆领导者……集多重角色为一身的王长怡，不但被媒体授予“台湾生技业杰出企业领袖”的称号，更是第一个荣获“美国年度发明家奖”殊荣的华裔女科学家。 自幼立志做科学家的王长怡，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生技领域。如今身为全球免疫学界权威的她，不仅建立了独特的设计型合成肽抗原与免疫原的技术平台，以及全系列蛋白质/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平台，并利用这些平台，成功开发出针对各类病毒抗体检测的免疫试剂，及具有高免疫性的疫苗及蛋白质药，为人类与动物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由此成为生技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与企业家。 573

574 物医学公司（United Biomedical，Inc.以下简称UBI）共同合作开发了具以合成肽为基础的创新疫苗，包括猪、牛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公猪去势合成肽疫苗（LHRH vaccine）、猪环状病毒疫苗（PCV vaccine）、猪蓝耳病疫苗（PRRS vaccine）、阿兹海默症治疗性疫苗、艾滋病治疗性疫苗等。 其中，以合成肽为抗原的猪口蹄疫疫苗在2007年于中国上市，去年已占中国口蹄疫疫苗市场35% 以上，已销售超过二十亿剂。另外，阿兹海默症疫苗获“卫生署”许可于2009年在台湾进行首例第一期人体试验，试验数据良好，目前已进入IIa期临床试验。这项试验更打破“卫生署”长期禁忌，让全新生物药品于人类首次在台湾进行人体安全相关的临床试验。这也让联亚成为继美商惠氏药厂之外，第二家研发阿兹海默症预防性疫苗，并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公司。 另外，联亚还拥有UBI授权的抗CD4单株抗体，可运用于艾滋病治疗，自1999年起就开始开发该鼠源单株抗体，至今已将该抗爱滋抗体推展至临床试验IIa期，并获得相当优越的抗病毒效力临床数 生技界女杰 ——台湾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怡 2013年10月，联亚生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亚）正式将经营多年的单株抗体事业进行切割，创立联合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与台塑集团的台塑生医结成联盟，它的成立将台湾从卖知识产权的生技发展思维，转换提升为拥有知识产权创新与产品自主研发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模式，不仅开创了一个台湾的经济支柱型产业，更让台湾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这只是王长怡的大棋布局中的一小步，从2013年开始，她就启动了一系列产品国际授权合作与事业切割计划，以加速联亚生物制品产品线的商业化。她的愿景，就是开发满足人类与动物医疗需求、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医疗产品，使联亚成为以华人为主、具有国际影响力且永续经营的生物制药集团公司。 历经磨砺 绘制事业版图 30年前，“生技”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年仅二十多岁的王长怡，在当时就已经确立将它作为一生的事业，并以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专注执著的信念，为台湾乃至世界生技产业的发展作出居功至伟的贡献，她为此也成为名扬世界的科学发明家。 生技产业所需时间极长，投入巨大，却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30年来，王长怡投入的不只是光阴，正如她所说，“这是一项投入我的生命的工作。”她的人生观是“人就是要做具有创造力，具有影响力的事”，而她带领着她的团队，以实际行动及成效证明这决不是一句口号。 目前，由她一手创办的联亚已具备由抗体拟人化、实验室制程开发、分析方法建立、工业制程建立、GMP先导工厂建立、前临床灵长动物试验到人体临床试验等专业技术，并拥有愈百人的研发团队与源源不绝的创新产品线。 经过十余年磨砺，联亚与母公司——联合生

华商名人堂——郭明忠

图注：新加坡Bread Talk集团主席郭明忠 餐饮艺术家 文章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作者：陈光 郭明忠喜欢国画，他收藏了很多大家名作，齐白石、李可染、黄宾虹……以前，他梦想成为这些名字中的一员，但生活让他成了街头小食摊贩。 他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艺术家的梦想。在餐饮这张宣纸上，他“画”出了会说话的面包，“画”出了全球第一家上市的面包企业，在17个国家“画”上了900家店。 很多人学他，但有点照猫画虎。因为好的画作，求栩栩如生、更求意境；而好的餐饮，按照郭明忠的定义：要好吃、要有个性，还得会和人“交流”，不止是食品，更是潮流生活的方式。 会画画的“街头小贩” 出生在新加坡的郭明忠，小时候家境很清贫，因为家庭原因，他被寄养在阿姨家。 那时候新加坡的经济不好，郭明忠生活的环境更不好。阿姨家里有十几个孩子，人多粮食少，他吃上一顿饱饭的经历屈指可数。“我记得当时多盛一碗饭，也得承受大家的眼光。”郭明忠说。 新加坡每个青年都必须服兵役，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多青年必须到海外，郭明忠因此在台湾的森林里待了5年。

从新兵到士官长，他很快成了团队的“一把手”。带着队伍穿越森林、翻过丘陵，郭明忠遇到了很多挑战，期间，他学会了独当一面，成长很快。 但部队里学的这点本领，退伍后并不能派上用场。那个时候，郭明忠仍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梦想者，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画家。打小，他便喜欢美术，对功课不是很感兴趣，他获得了不少美术方面的奖励，渐渐画出了信心。退伍后，他想继续这个梦想。 攥着父母给的2000新币（约合9200人民币），郭明忠重回台湾，进一步修习美学。进了城市，他才知道这里和森林里不一样，这些渗透着汗水的“盘缠”压根不够看，不过1年的时间，钱便花光了。 “钱没了，直接回国很没有面子，我便想着在台湾做好了再衣锦还乡。”郭明忠回忆说。 求学的第二年，他成了街头买卖人。一个朋友看他有美学的底子，建议他做龙须糖。因为钱不够，租不起店面，郭明忠订了一个花车，自己在车上画了一条龙。 一眼看过去，这个小摊位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似乎很有艺术感。凭借吸引人们的好奇心，郭明忠的“摊贩”事业开了个好头，他的花车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街头做买卖很不容易，刮大风的时候，他做龙须糖做到手流血。一边安抚着排队者的情绪，一边还得眼观四路，看见警察马上开溜。 风里来雨里去，郭明忠坚信自己能做成大事业。一次他去买20台币（约合4元人民币）的自助餐，很垂涎店里的卤肉，便点了一份，算完发现要30台币，而他只有20。老板臭骂了他一顿，说：没钱你学人家点什么？郭明忠看着对方说：有一天我的生意会超越你。 他很快实现了这句“豪言”。街头生意好起来，他去百货商场租了个店面，接着连续开了十多家糖摊。当年轻人对糖摊的兴趣减弱后，他又转卖脆皮冰激凌和南洋美食。现在台湾人吃新马菜、印尼菜，饭后来碗“西米露”之类甜品的习惯，就是郭明忠当年推广开来的。

华商名人堂 l 郑崇华：不低调的企业和企业家

华商名人堂|台达集团董事长郑崇华 “不低调”的企业和企业家 在众多媒体眼中，台达集团的创始人郑崇华是个很低调的人,甚至“低调的只剩下一个名字”，可是对于企业界来说，他和他的企业从来都不低调。自台达成立到现在，郑崇华带领台达经历几多坎坷，华丽转型，一直光芒难掩。 70年代初期，台湾大力施行发展科技产业的政策，经济形势趋于改善。当时台湾的电视机、收音机外销量已超过百万台，但零组件全部仰赖进口。郑崇华看到了其中商机，决定自己创业，在台湾建立工厂生产零组件供应给台湾厂商。 于是，1971年，36岁的郑崇华筹资30万，在一个田埂边上，创建了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台达集团的前身），那时公司所

有员工加上郑崇华自己一共15人。 彼时郑崇华已经先后在亚航仪器部和美国TRW台湾分公司工作了10年，不仅接触了先进的电子科技，还积累了生产管理的经验。所以，虽然当时台达规模很小，但是凭借他这些经验、对品质的坚持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很快就站稳了脚步。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石油危机来袭，台达失掉了很多订单，这让发展初期的公司危在旦夕。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郑崇华一方面动用各种关系筹款给员工发工资，另一方面又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并采取轮休制减少产量。 就在台达难以为继之时，转机终于出现了。 郑崇华接到了老东家TRW的电话，说有批订单要外包给台达。这个雪中送炭般的订单不仅让台达渡过了难关，还给台达提供了内销转外销的契机。在这个契机的推动下，1976年台达的营业额突破了100万美元。 从1971年到1981年，台达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郑崇华带领台达历经了两次石油危机，但是仍然成绩斐然：台达平均年成长率高达近七成。随后，台达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了，郑崇华瞄准新兴的PC业务，带领台达转战电脑市场。 当时，个人计算机的兴起刺激了开关电源的需求，郑崇华眼光

全球华商名人堂——张念慈

1 任职巨头医药公司高层期间，他先后主导研发了3款全球年销售超过10亿美元的新药，成果领先于业内。创业期间，他以科研创新推动生产，横跨保健品与新药领域，缔造了数个极速增长的传奇。 然而，名誉加身、生活无忧的张念慈却从未驻足，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在华人地区推出一款世界级的主流新药。 在之前，没有人达成过这一目标。而现在，张念慈正日益接近这个目标。 张念慈 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造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念慈 寻找新型抗原?研发抗癌新药 近日，与《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杂志齐名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刊登了一篇医学论文，该文指出新一代治疗性癌症疫苗Globo H-DT（OBI-833）可以在癌细胞的干细胞上找到Globo抗原，与它结合并将其消灭。这一发现于药物治疗癌症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癌症干细胞如果可以被抗体找到并消灭，那么即使癌细胞发生了转移，其源头也可寻觅，使得治疗更有成效。 该研究成果，不仅将论文撰写方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度，也让其合作方台湾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OBI Pharma,Inc.，以下简称浩鼎）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进一步挖掘后，舆论发现，在癌症主动免疫疗法与Globo-H抗原研究领域，浩鼎已经深耕十余年，其研发成果已近成熟，或将改变癌症药物治疗领域的现有格局。 世界级的市场却没有自行研发获得国际标准认可的新药，一直是大中华地区医药界的憾事。在之前，张念慈的非达霉素（Fidaxomicin，DIFICID）曾有机会改 变这一现状，但市场、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令他却步，并不得不抱憾将项目的研发 移至美国。 如今，手握新型抗癌平台的张念慈卷土重来，要做出华人品牌的世界级新药，并冀望以自己的成功推动整个大体系的进步与完善。这一次，他立下决心，矢志 不渝。 时至今日，药物治疗癌症技术 已经相对完善，化疗以外的方向主要 分为两类，一类是单株抗体，标靶并 找到癌细胞，再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 将其消灭。这类方法已有很多成功的 例子，市场上的药物大多归属此类。 另一种方法是不用单株抗体，利用身 体本有的机制创造特殊抗体消灭癌细 胞，称为主动免疫疗法。“单株抗体 已经有十来种成果，但是主动免疫疗 法尽管已经提出了30多年，却还没 有成功的例子。”浩鼎生技创始人、 董事长张念慈介绍说。相较单株抗体 疗法，主动免疫疗法的定位准确度更 高，副作用非常小，能针对细胞的特 异性，实现个性化治疗。 华商韬略·陈光/文 2

全球华商名人堂——卢文端

曾带领荣利集团问鼎世界最大录像带制造商的卢文端是成功的香港企业家，也是香港与内地社会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他先后担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长期为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及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2年12月，卢文端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在更广泛层面服务香港，服务内地，服务香港与内地的更紧密合作。 卢文端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 1

谋大业?兼天下 —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卢文端现年65岁的卢文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业，并通过30年的奋斗，将自己创办的录音带 工厂发展成为在中国香港、内地和新加坡拥有生产基地，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上市的世界 最具规模与实力的录音、录像带制造商，成为伴随香港经济起飞的最早一批跃上世界产业舞 台中央的国际化企业。 进入新世纪之后，卢文端将更多精力从商业和创业转移到社会事业上，这让他个人的企 业经营乃至财富积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让他个人的力量在更多更关系大局的领域得到发挥，进而也走上一个企业家自我实现的新高度。 矢志拼搏创辉煌 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形容，卢文端算是标准的“富二代”。1948年生于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侨眷家庭的他，祖父与父亲均是菲律宾华侨，而且是当时的商界望族。1954年,年仅6岁的卢文端随母移居香港，并在香港接受教育。 父辈的奋斗与成功为卢文端的成长创造了好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奋发进取、干出一番事业的精神和雄心。也正是这种精神，让卢文端坚定信念，要自力更生地创业，实践自己的理想。 告别学业后，卢文端先是在父亲与朋友合开的玩具厂工作，从文员做到工人，工作很辛苦，但极大地锻炼他吃苦耐劳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亦累积了宝贵的从业经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卡式录音带开始流行，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经商的卢文端敏锐地窥见商机，决心进入到这个行业创业发展。 打定主意后，卢文端向父亲和叔父借了15万元的资金，然后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并创办了一家专门生产录音带的工厂。带着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的热情，年轻的卢文端意气风发，披星戴月，废寝忘食地工作，终日以工厂为家，奋斗不息。“好辛苦的，日日在工厂睡觉吃饭，一方面怕亏本，另一方面又怕爸爸和叔父瞧不起，逞强也要挨过去，所以辛苦也要咬紧牙关。”他笑着回忆说，而且强调，从父亲和叔叔那里借到的钱是要还的，“他们并没有设期限，但是都很担心我能不能做得到。” 但卢文端坚信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年轻的他不但自信心爆棚，而且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有无穷的动力。在他和一帮年轻伙伴的努力下，1976年，他们成功地建设好了自己的厂房，并用４年时间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 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卢文端又及时到广东投资发展，克服香港劳动力不足的制约，把握内地发展的机遇。借助内地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在香港打下管理和产品技术基础的卢文端，很快就将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到了1983年时，他工厂生产的“荣利”牌录像带、CDR、 DVD、 MD等光盘产品，及代理的外国名牌包括SONG、JVC、SAMSUNG、 LG等，已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在业界小有名气，方才35岁的他也因此被誉为“录像带大王”。 问鼎产业前茅地位之后，卢文端积极引领荣 华商韬略·李京淑/文 2

华商名人堂——印尼阿尔法零售集团总裁郭桂和

改变印尼零售业的教育家 来源：华商韬略编委会作者：华商文 有“烟神”之称的郭桂和是印尼华人企业家中的标杆性人物。他不仅一手创办起打破印尼传统零售业格局的Alfamart连锁超市，将便捷又可靠的消费方式迅速在印尼蔓延开来，同时也以全新理念开创印尼教育新风，打造慈育教育体系，为印尼教育历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外界将他及他的事业体评价为是印尼经济社会发展中“跳动的脉搏”。 烟草燃烧出的红火生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意味未来，经济辐射国力。印尼拥有2亿多人口，居全世界第四，庞大的人口基数为这个国家的繁荣之路设置了不小的困难系数。上世纪末，从小杂货店里走出的印尼华人郭桂和为这个人口大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填了一把劲柴——由他创办的Alfamart连锁超市不仅打破了传统零售业的封闭与落后，更以8000多家便利店的庞大实体规模大幅提升印尼经济快速发展步伐。商界之外，郭桂和还以全新的慈育理念为曾经发展滞后的印尼教育界披上甘霖，打造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培育社会英才。 这情形同比六十年前，已如变幻风云，换了天地。 时光倒回20世纪40年代，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尼似乎还未足够成熟到能够抵御外界的干扰，骚乱时有发生。局势动荡，印尼华人的生活亦不能安生。郭桂和的父母就是这种生活的亲历者。郭桂和父母均是广东客家人，祖籍广东大埔，是南下印尼的第一代华人，靠自己奋斗开一间小杂货店，维持一家10口人的生活。1950年郭桂和出生，家中排行老六。 艰辛是郭桂和幼年生活的唯一滋味。不满十岁时，他就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帮助父母打理小店。1966年，国内政治形势突变，许多学校因此被封，刚刚考入雅加达巴城中学的郭桂和，就此与高中生的学业生涯擦肩而过，正值青春年少的他不得不只凭着一纸初中文凭进入社会打拼。

全球华商名人堂——胡本仁

胡本仁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从黑色到绿色，从高碳到负碳，胡本仁先生的事业格局，在2008年历经了一次重大转型。 此前，他带领自己一手创立的香港长源资源有限公司，通过另辟蹊径的业务模式，不仅成功在中国14个省份，独家代理销售澳洲当时第三大铁矿生产商的铁矿石，而且更创造了中国私营企业成功并购海外上市企业的典范个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开路先锋。 2008年，察觉到由于全球钢铁产能的过剩，必将导致矿产能源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危机后，胡先生一方面果断淡出铁矿石业务；另一方面开拓以澳洲凯恩斯为全新根据地，首创并大力发展以“高端生态养老”为主题的绿色休闲产业。到2012年将旗下的澳洲上市煤企控股权悉数沽出，同时不断优化集团的财务模型，全面涉足并在财务投资、矿产、养老、农、林、木材加工、保健食品、药食同源类、酒店以及新能源十大产业全面蓬勃发展。

与所有的老三届一样，胡先生说，自己这一代人经历了一段共同的、难以磨灭的成长历程：“一出生，就解放。背书包，去民办。长身体，闹饥荒。长知识，遇‘文革’。要工作，去下乡。要提拔，讲文凭。工农兵，当填鸭。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真实写照。”这当中，特别是在江西插队的经历，更令他深刻体会到何为苦、何为累，甚至，何为惨。不过多年后，他也感念于这段特殊人生经历对心、性、体的磨练：“我相信，再也不会有比那时更难过的日子。所以后来无论遇到何种境况，我都可以无畏前行。” 1971年胡先生作为表现突出的知青。第一批“上调”进江西新余钢铁厂担任炉前工。这是一桩异常辛苦的差事，但胡先生干得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后来，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他转做钳工，并争取到宝贵的学习进修机会，1976年先后前往钢铁厂内部的冶金机械大学、江西工学院进行深造。学成归来，胡先生升任钢铁厂的技术员、工程师，后成为分管厂区技术改造的主办科员。当时5万人的大厂，每年4000多万元的技术改造投资经费都由他一律统筹。这以后，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对市场高度敏锐的判断力与前瞻性思维，他又开始负责管理钢铁厂的外贸经营活动，由一个人开始从与外贸公司合作，到为工厂拿到中国钢企中第一家拥有进出口权的进出口公司，还参与创立了当时全国钢铁冶金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直到升任厂外办主任，全面负责企业的外经外贸业务。使企 打造“生态养老”第一品牌 ——香港长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本仁 胡先生信奉并恪守tan30°的奋斗哲学，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到二年比上一年更好，但不暴涨，上升曲线温和，恰如直角三角形中30°角所在的斜边向上的坡度。创业17年来，凭借清晰的透视力、快速的应变力以及明确的执行力，他的事业一直依循这种被业内公认为“高难度”的轨迹，稳固攀升。到今年他已“惊回首离天三尺之三”。 从跨过罗湖桥的老知青到私营企业家 位于澳洲东北部的Double Island（双岛），一直以来都是一座神秘的小岛。当地土著人传说，那里是控制水元素的彩虹蛇休息的地方。作为凯恩斯的地标之一，Double Island虽然是大堡礁群岛中最接近澳洲大陆的岛屿，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出租形式、针对社会名流与皇室开放的私密之地，布拉德皮特夫妇都曾经在那里度假，也是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在澳洲度蜜月的备选地。2013年，整个凯恩斯都在流传一桩新闻：小岛从当地富豪手中易主了，买下它的是一位中国商人！ 新“岛主”名叫“班尼胡”。他为何要买下这座小岛，又怀揣怎样一幅蓝图呢？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1951年，胡先生出生于中国镇江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经营的“长源行”，是当地米行中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而在他儿时那年，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导向下，胡家的产业悉数公私合营。母亲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生活落差，与父亲离婚，胡先生于是跟随父亲迁往上海生活。 日子从此与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父亲早出晚归挣钱养家，胡先生开始学做各种家务，顾好“后方”。8岁时，他已经会生好煤球炉子、熬粥等父亲下班；10岁时，就得在家里洗被子。

华商名人堂——曹其敏

曹其敏 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L’VOYAGE 创始人 在很多人眼里，出身名门就意味着拥有一切。人生不需要太拼命，也能克绍箕裘、堆金迭玉。然而，曹其敏却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家族名声显赫、坐拥财富万贯的她，选择了奋斗自立，用自己的一双手去开创人生。 在酒店管理、金融、服装、化妆品等领域打拼多年后，她跻身于男人主宰的航空界。凭借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从零开始的挑战中，成功开启香港公务机市场的大门，也由此成为中国公务机市场的先驱和翘楚。 564

565 她从一名基层酒店职员开始，先后在各个部门工作，无论是打扫客房、洗碗，还是后厨烹饪，都始终不忘父亲的叮嘱：你不论在哪儿工作，都一定要坚持做好。最终她坐到了集团亚太区市场总监的位置。这段经历让曹其敏更加了解自己——她喜欢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喜欢应对和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觉得这就像是一场场探险，她喜欢人生里充满挑战。 曹其敏在酒店行业一路前行，直到面临人生选择上的第二道关卡——如果继续向上坐进区域总经理的办公室，她就必须接受外派，前往巴西。曹其敏虽然喜欢巴西的热情，却能清醒认识到那个过于男权化的社会并不适合自己。或许，和坚持比起来，更难的是放弃。但此时她明白，人生有舍才有得。最终，曹其敏决定从酒店行业跨行转入一个陌生领域：金融行业。 跨行转业从零开始，这样出人意料又充满冒险味儿的决定，恐怕也只有少数勇猛之人可以做得出来。曹其敏说过，她就是喜欢挑战。 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曹其敏又先后转战内 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L’VOYAGE 创始人曹其敏 曹其敏凭借自身敏锐的商业嗅觉，不断扩张着在航空领域的事业版图。1999年，她创立了华翔航空（香港）有限公司（SPAL），成为香港首家推广及销售私人飞机业务的企业，十几年来，一直是庞巴迪公务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官方代理。10年后，她又创立华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代理贝尔直升机、推广直升机业务在中国的发展。2013年，她还成立了L’VOYAGE公司，致力向中国各地企业家推广私人飞机包机服务。 时至今日，曹其敏在航空领域的成绩，早已获得客户及同业的认同，但她却丝毫不敢松懈。曹其敏非常清楚：身为一名亚洲女性，要想在这个被男性统治的行业里赢得生意，就必须付出更多汗水和智慧。 人生，就是要充满挑战 曹其敏出身于商业世家，家族名声显赫：父亲曹光彪先生是香港知名企业家，被称为“世界毛纺大王”，同时也是香港港龙航空公司创始人。曹其敏自小就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儿时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希望能在律政界有一番作为。以致后来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时，她选择了攻读政治与语言学专业。但毕业后却发现，作为一名亚裔女性，要想在美国学习法律并成为律师，会面临非常多的制约。当理想照进现实，曹其敏不得不为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出一条路。她开始像所有商界大家族子女一样，需要考虑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接受父亲的建议——和兄长一样回香港打理家族企业，还是去开创自己的事业，闯荡自己的路？最终，曹其敏选择了后者。 在夏威夷檀香山的Cann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取得酒店管理学历后，曹其敏又回香港修读香港管理学会课程，并取得澳门大学（前名东亚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酒店管理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