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国界的精神链接——试论鲁迅的《阿Q正传》与夏目漱石的《哥儿》
政治论文 冯立鹏
罗亭人物形象分析及对当代青年的启示一选题依据 罗亭这一艺术形象因为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使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是说法不一。他并不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一个具有理性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和实践者，他信仰科学知识，反对否定主义和主观主义，注重社会实践活动，追求美好的爱情。因为当时俄国社会落后，注定他成为追求事业的失败者。笔者认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年轻知识分子渴望改变社会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和敢于实践创新的时代精神。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课题目的在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全面细致的总结概括多余人罗亭复杂的人物形象，分析其“多余性”本质。从罗亭自身内在性格入手研究多余人罗亭形象的本质内涵及其身上值得认可学习的地方，探究该形象的矛盾性以及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当时的俄国是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是罗亭用他勇敢崇高的号召和充满激情的言论点燃人们的心灵，他的话在平民知识分子巴西斯托夫心里播下许多奋进和希望的种子，他追求真理，坚持信仰，相信科学，渴望自由，热爱生活。深入的挖掘罗亭身上的优点，在当今个人理想迷茫，社会奉献精神匮乏的年代，对广大青年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和指导作用。 三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主要文章对小说的研究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⒈肯定罗亭多余人的形象，认为罗亭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所具有的启蒙意义，这就为“多余人”向“新人”的转变架起了一座桥梁。对当时俄国杜会的发晨、进步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徐美仙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罗亭>中的“多余人”形象分析》，赵斌宇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罗亭》等文。 ⒉完善罗亭多余人的形象，揭示他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实质。如朱鸣磊的《崇高的悲剧精神：罗亭形象的本质内涵》，王玉宝的《现代性视野中的“多余人”形象—以<罗亭>为例》，葛灿红的《罗亭：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悲剧》等文。 3.从爱情心理来分析罗亭形象，如邓江祁的《试析罗亭的爱情心理特点》，胡鸣远的《爱与启蒙之间—<罗亭>中的爱情解读》等文。 4.深受屠格涅夫影响的郁达夫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很透彻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沉沦”的“零余者”形象，从而成为中国多余人画廊的奠基者。如郁达夫的《沉沦》、《南迁》等。至此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论证和研究。 5.将《罗亭》与外国其他作家比较分析多余人形象，如杨梅的《夏目漱石后三部曲中“多余人”形象》指出多余人形象正不断的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综上所述可知本课题主要是在国内外关于《罗亭》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补充和撰稿的，有继承也有创新。既肯定了罗亭“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空谈家等形象，又完善既有的罗亭多余人形象。本课题主要是从罗亭“多余人”形象矛盾性着手分析主人公罗亭的形象，展现罗亭的内在性格特征及其本质内涵，又通过比较分析罗亭的形象和“多余人”形象，展现多余人形象的文化本质，最终揭示了多余人罗亭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着跨时代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四研究方法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罗亭这一艺术形象的丰富思想内涵的人物形象分析以及对当代青年人的启示。
名著导读《我是猫》阅读练习及答案(推荐文档)
名著导读《我是猫》阅读练习及答案 【作者介绍】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日本近代作家，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今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一个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 1905年1月，时年38岁的夏目漱石以《我是猫》一举成名，获得丰厚赞誉，被认为是竖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在日本，享有了“国民作家”的美誉。 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他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1984年，他的头像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纸币上。代表作有《我是猫》《心》等。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写于1904年至1906年9月，1905年1月起在《杜鹃》杂志上连载。这部作品小说通过猫的视觉观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 以幽默辛辣的语言,嘲笑和鞭挞了人类固 有的弱点和金钱世界的社会时弊, 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明治“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小说大量引用了古今东西哲人达士的名言,处处闪射着机智和文采,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作品语言则典俚合炉,雅俗共赏,读来令人在笑声中抑制不住惊叹。
小说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风波，以一位穷老师家的猫为主人公，通过猫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苦沙弥、迷亭、寒月等知识分子以及金田为代表的资本家的生活面貌，对阴暗腐朽的社会和庸俗无聊的小说人物进行戏谑和讽刺，并以独特的讽刺手法描述了一幕幕滑稽、丑陋的场面，取得了狂欢式的喜剧效果，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风气。金田老爷是靠高利贷起家的、“穷凶极恶，又贪又狠”的大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产。他的“堂皇富丽的公馆”，与苦沙弥的“暗黑的洞窟”恰成鲜明对比。他发财致富的“秘诀”是“要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把鼻子、眼睛都盯在钞票上”，“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金田依仗自己的财势，成为社会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财大气粗，仗势压人。主人公苦沙弥安贫、正直，教书十年与他素不相识，只是慢待了他的老婆，他便兴师动众三番四次进行打击，致使苦沙弥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买通的落云馆的顽童搞得苦沙弥坐卧不宁，他却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家伙……不久将来，总会投降的呢。”一副奸诈、凶狠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所以，连“猫”也觉得金田是“最坏的人类”。 【人物形象】 苦沙弥：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格倔强，自命清高，鄙视世俗，不与败坏的社会时尚同流合污，但又软弱无能，不谙世道。 迷亭：美学者，机敏多智，风趣幽默，锋芒毕露，玩世不恭。 水岛寒月：理学士，正直善良，不慕权贵。 越智东风：新体诗人，正直。 独仙：哲学家，宣扬心的修行，大彻大悟。 金田：实业家，傲慢，势利。 鼻子：金田的妻子。傲慢，势利。
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Vol.33No.11 Nov.2012 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鲁迅与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生活因缘以及两人在作品风格上的相似，早就为中日两国的文学研究所注目。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就是夏目漱石。本文旨在尝试寻找鲁迅注意欣赏夏目漱石作品的内在思想原因，结合夏目漱石富有讽刺精神的文学和时代背景，以及鲁迅借鉴和光大这种精神的文学成就，发掘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因素，及鲁迅对夏目漱石的突破，以此来对比中日两国的文学背景及文学前景。 一 鲁迅于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先在仙台医专学医，后因“幻灯片”事件决定弃医从文，从此走上学文之路。当时正是自然文学在日本兴盛之时，但鲁迅却对盛行的自然主义不感兴趣，独爱夏目漱石。据周作人讲，鲁迅当时很爱读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是《我是猫》。直到晚年，他劝过一位日本青年：“你最好还是看一看夏目漱石的小说，他的小说很有意思。”① 周作人回忆说：“……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篇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是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②增田涉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③ 鲁迅为什么对夏目漱石如此感兴趣，日本学者松山久雄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文坛上盛行模仿西方自然主义的做法所致。自然主义手段固然带来了新的文学气象，但与东方独有的“低徊趣味”的文化氛围以及注重直觉和感性经验的方式相矛盾。松山久雄在《鲁迅与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鲁迅在当时“对于盛行的不过是模仿的西方自然主义的文学并不关心，却被和自然主义处于对立的漱石的文学所吸引。”④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但 又都是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进行了长时期的认识和探索，直到“不惑”的中年，才根据自己认定的文学主张全力进行创作的。夏目漱石发表处女作《我是猫》时38岁，而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37岁。 鲁迅著作中的诙谐、嘲讽色彩，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夏目漱石早期小说那种笑而带涩的讽刺风格。周作人曾说：“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白的痕迹，但总受它的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⑤日本人则认为，鲁迅在世界上以《阿Q 正传》确保了不朽的文学地位，他被称作中国民国的夏目漱石。鲁迅被中国人称作“民族魂”，而日本人则把夏目漱石看成是“伟大的人生教师”。 日本哲学家、作家池田也觉察出鲁迅和夏目漱石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说：“奇妙的是，我感到漱石与鲁迅面貌极为相似：留着胡子，面目端正，浓黑的眉毛，正视事物的眼睛。这种眼睛大概就是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与自然的奥秘的眼睛吧！”⑥这话当然是从外貌形象着眼的，但也确实提供了探索鲁迅和夏目漱石思想和艺术共性的某些理论线索。其中之一，是二者的文学都是正视现实的。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抱定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宗旨，是和中国由来以久的封建的“出世”文学观念相抵触的。正如后来鲁迅批判的：“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出生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⑦他从夏目漱石的理论和创作中感受到了近代文学接触人生、感应社会生活的热烈气息，并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条件下，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实践了“文学入世”的观念。因此，夏目漱石以《我是猫》震动近代日本文坛，鲁迅以《狂人日记》和《阿 Q 正传》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二者都决非偶然性 的成功，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现代文学思想的共同胜利。 鲁迅和夏目漱石除了都抱定作家“入世”文学观面对社会生活的宗旨之外，在表现对象上，二者也有不谋而合之 试析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毛执剑 （黄冈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 鲁迅在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7年，耳濡目染，受到日本文学很深的影响。正是在日本，鲁迅弃医从文，走上文学之路。在留学期间，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氛围及文学大家使鲁迅重视文学的独特精神价值，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作家当属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讽刺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观。鲁迅在留日期间正值日本自然主义最兴盛之时，但鲁迅却对反对自然主义的夏目漱石十分关注，而且由于两国国情不同，鲁迅在接纳夏目漱石文学观后，对夏目漱石又有所突破，更强调用文学来启迪、改造国民的灵魂，给“五四”后的文学赋于了更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阿Q 正传》中图分类号：I313；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103-02 103--
名著阅读知识梳理：《我是猫》知识点
名著阅读知识梳理：《我是猫》知识点 【作者介绍】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日本近代作家，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今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一个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 1905年1月，时年38岁的夏目漱石以《我是猫》一举成名，获得丰厚赞誉，被认为是竖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在日本，享有了“国民作家”的美誉。 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他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1984年，他的头像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纸币上。代表作有《我是猫》《心》等。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写于1904年至1906年9月，1905年1月起在《杜鹃》杂志上连载。这部作品小说通过猫的视觉观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 以幽默辛辣的语言,嘲笑和鞭挞了人类固有的弱点和金钱世界的社会时弊, 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明治“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小说大量引用了古今东
西哲人达士的名言,处处闪射着机智和文采,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作品语言则典俚合炉,雅俗共赏,读来令人在笑声中抑制不住惊叹。 小说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风波，以一位穷老师家的猫为主人公，通过猫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苦沙弥、迷亭、寒月等知识分子以及金田为代表的资本家的生活面貌，对阴暗腐朽的社会和庸俗无聊的小说人物进行戏谑和讽刺，并以独特的讽刺手法描述了一幕幕滑稽、丑陋的场面，取得了狂欢式的喜剧效果，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风气。金田老爷是靠高利贷起家的、“穷凶极恶，又贪又狠”的大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产。他的“堂皇富丽的公馆”，与苦沙弥的“暗黑的洞窟”恰成鲜明对比。他发财致富的“秘诀”是“要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把鼻子、眼睛都盯在钞票上”，“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金田依仗自己的财势，成为社会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财大气粗，仗势压人。主人公苦沙弥安贫、正直，教书十年与他素不相识，只是慢待了他的老婆，他便兴师动众三番四次进行打击，致使苦沙弥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买通的落云馆的顽童搞得苦沙弥坐卧不宁，他却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家伙……不久将来，总会投降的呢。”一副奸诈、凶狠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所以，连“猫”也觉得金田是“最坏的人类”。 【人物形象】 苦沙弥：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格倔强，自命清高，鄙视世俗，不与败坏的社会时尚同流合污，但又软弱无能，不谙世道。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心理背景探析
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中文112班胡逸超 二十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业已声名显 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 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 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 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 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 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 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 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 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强调的是 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 ‘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 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 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在教育部 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 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 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 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 那岂不是更其好？”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 忆文字也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 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 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 的回忆极为相似，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 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里和显克微支。”
从“余裕”论看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艺观
从“余裕”论看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艺观 王向远 《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余裕”论是日本现代文豪夏目漱石文学论中最有特色、最让人感兴趣的一个理论主张。夏目漱石在1907年为作家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冠花》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了“余裕派”和“非余裕派”的小说分类法，倡导所谓“有余裕的小说”。他说:“所谓有余裕的小说，顾名思义，是从容不迫的小说，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是普通平凡的小说。如果借用近来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所谓有所触及和无所触及这两种小说中的无所触及的小说。……有人以为无所触及就不成其为小说，所以我特地划出无所触及的小说这样一个范围，认为无所触及的小说也和有所触及的小说一样具有存在的权利，而且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品茶浇花是余裕，开玩笑是余裕，以绘画雕刻消遣是余裕，钓鱼、唱小曲、看戏、避暑、温泉疗养也都是余裕。只要日俄战争不再打下去，只要世界上不再有很多鲍尔库曼(按;俄国将领)那样的人，就到处都有余裕。所以，以这些余裕做素材写成小说，也是适当的。”夏目漱石还解释说，有余裕的小说也就是“低徊趣味”的小说，这种趣味“是留连忘返、依依不舍的趣味”，“也可以称为‘依依趣味’或‘恋恋趣味’”。他还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没有余裕的小说”:“一言以蔽之，没有余裕的小说指的就是高度紧张的小说，是丝毫不能信步逻弯儿、绕路兜圈儿或闲磨蹭的小说，是没有舒缓的成分，没有轻松因素的小说。”没有余裕的小说当中“出现的都是生死枚关的间题，发生的是人生沉浮的事件。”①夏目漱石的这种“余裕”论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评论家长谷川天溪、大町桂月等人纷纷著文评论。文学史家们认为以夏目漱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有余裕”为特点的，包括铃木三重吉、高滨虚子、伊藤佐千夫、森田草平等柞家在内的“余裕派”。 夏目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及其“余裕论”，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最早译介夏目漱石的是鲁迅先生。从一开始，鲁迅就是着眼于“余裕”来译介夏目漱石的，换言之，鲁迅眼中的漱石是作为“余裕派”的漱石，尽管现在看来“余裕”只是夏目漱石前期的创作主张，并不能概括他的全部创作。1923年，鲁迅在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的《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中，认为夏目漱石“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他还抄引了漱石的《鸡冠花·序》中的一段原文，来说明“有余裕”是夏目漱石“一派的态度”②。鲁迅对漱石的这种评介和周作人1918年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对漱石的评介完全一致。这种以“余裕”为中心的对夏目漱石的译介和评价，长期以来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坛对夏目漱石文学的认识和评价。如谢六逸在1929年发表的《二十年来的日本文学》一文和同年出版的专著《日本文学史》中，均把“余裕”及“低 一37—徊趣味”作为漱石文学的特色;章克标在为自己翻译的《夏目漱石集》所写的译序中，也认为有余裕的低徊趣味“流贯于漱石的全部作品中”③。中国文坛对夏目漱石“余裕”文学的特殊兴趣不仅表现在理论评介上，也鲜明地体现在漱石作品的翻译选题上。从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五十年代，中国的翻译出版的夏目漱石作品几乎都是能够体现“余裕”特色的前期作品，如《我是猫》、《哥儿》、《草枕》等“余裕”特色表现得最突出的《草枕》，就有崔万秋、李君猛、丰子恺等几个译本，其中崔万秋1929年在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译本，次年即被“美丽书店”盗版翻印.并冠以“郭沫若译”的字样。以《草枕》为代表的“余裕”文学如何受中国读者青睐，由此可见一斑。既然各迅所推崇的、中国其他作家和大批读者所欣赏的夏目漱石，是作为“余裕派”的夏目漱石，那么，夏目漱石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
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107期 夏目漱石(1867 -1916 )，是日本近代文豪，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在中国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夏目漱石作品在中国已有三十三种译本，拥有众多的读者，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漱石文学在现代中国的翻译、评论和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归纳和总结。 一、20-30年代夏目漱石的译介 对夏目漱石的介绍，以周作人为最早。他在1918年做的《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认为夏日漱石是主张“低徊趣味”和“有余裕的文学”的，井翻译引用了夏目漱石在《高滨虚子(鸡头)序》中的一段话: 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昨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 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小说也。……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着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这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当中，起居之法，种种不同。 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余裕也。或观察之，亦余裕也。或玩味之.亦余裕也。 周作人接着还解释说:“自然派的小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玩赏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的由来。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余裕文学。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为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周作人对夏目漱石的介绍和评论，在中国的漱石译介史上具有深刻影响。他把夏目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特别推崇代表“余裕”倾向的前期创作，这对后来的中国文坛的漱石观的形成，影响很大。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译家们，均把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集中翻译体现“余裕派”特点的前期作品。这是20 -- 30年代夏目漱石翻译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事实上，漱石的创作，风格多样，思想也比较复杂，他主张“有余裕的文学”的同时，也赞同触及人生的重大问题的文学，只不过是以前人们对“有余裕的文学”重视不够，所以漱石才特别加以强调。 夏目漱石的翻译，以鲁迅为最早。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选译了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小说《挂幅》和《克莱喀先生》。这两篇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前者描写了一个老人因缺钱而忍痛卖掉自己珍藏的挂幅的复杂心理，后者刻画了英国的一个迂腐而又执着的老学究的克莱喀先生的形象。这两个作品并不是夏目漱石的重要作品，但鲁迅的翻译，在中国的漱石的译介中，是开创性的。当时，周氏兄弟在日本文学翻译上密切合作，而且在思想认识上也颇有一致的地方。鲁迅在《作者介绍》中对夏目漱石的看法，与周作人完全相同。鲁迅也认为夏目漱石的创作主张是“低徊趣味”，或称“有余裕的文学”，并且也大段引用了周作人曾引述的《鸡头·序》中的那段话。鲁迅说:“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夏目漱石的著作选集，是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章克标选译的《夏目漱石集》，内收中篇小说《哥儿》、短篇作品《伦敦塔》和《鸡头序》。译本前有章克标写的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NatsumeSouseki） 姓名：夏目漱石生卒：1867年－1916年描述：日本作家籍贯：日本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作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精确细微的描写开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 生平经历 本名夏目金之助，生于1867年（庆历三年）2月9日，东京人。夏目家在江户地方有庞大势力，金之助身为家中幺子（排行第八），由于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双亲并不希望这位幺儿的降生，所以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两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影响而经常迁居。十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其母在他十五岁时便因病去世，金之助十九岁时就已离家开始其外宿生涯。这些遭遇相信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从几部带着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如《少爷》、《三四郎》、《之后》、《道草》等等都可见其端倪。故事里的主人翁多半有着良好的家世，却不受父兄所重视，也因此他们往往是孤独地，很早就意识到要自力更生，但内心里则无不渴求亲情的温暖。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作家因自身的遭遇或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意识到真实世界的不完满，呕心沥血发而为文，才有感人的作品问世，但这份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来自于苦痛与不幸。重新回顾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虚。1874年，七岁，入浅草寿町的户田学校。夏目自幼喜欢汉学，14岁开始学习中国古籍，少年时曾立志以汉文出世。 188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与同学－－后来的俳句运动倡导者正冈子规结为挚友，22岁那年，便以汉文来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诗文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就在这年，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这个颇具汉学意涵的名字据说其典故取自于中国的《晋书》孙楚传，相传孙楚年轻时想体验隐居生活，便对朋友王济说要去“漱石枕流”，王济对曰：“流不能枕，石不能漱。”孙楚于是辩称：“枕流是为了洗涤耳朵；漱石是为了砥砺齿牙。”这个故事显现了孙楚的不服输。金之助以“漱石”为笔名正符合他坚强的意志，但也有另一说法是金之助和孙楚均被视为怪人，故以“漱石”的典故以自喻。从此明确了“以文立身”的人生宗旨。同时他察觉到学习英语成必然的趋势，唯有精通英语才得以跟上时代潮流、强化国家，跻身为社会菁英份子。1890年，23岁夏目漱石的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就读，成绩斐然，并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因此1893年大学一毕业，他就在校长的推荐下顺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任教，同时积极参与正冈子规的俳句革新运动。两年后他辞职到爱媛县松山中学任教，次年转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此后便一直担任教职到33岁（1900）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夏目漱石不以在英文的优异表现自满，相较于明治维新之后时人竞以西学为尚的举动，夏目漱石却以他原有的汉学及日文基础，积极创作，发表了不少诗歌、俳句。苦读的生涯自然也影响身心健康。27岁罹患肺结核，为了养病，赴鎌仓圆觉寺参禅，参禅的生活丰富了日后创作的题材，但他的病情并未十分好转，再加上神经衰弱，厌世的心情由是萌发。夏
鲁迅和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
２００７年第８期总第１４４期 山东社会科学 ｓｌｉ＾ＮＤｏ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匝Ｎａ玛 Ｎｏ．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４４鲁迅和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 邓传俊 （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２２） ［摘纂】鲁迅和夏目漱石分别是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象征性存在。二者都提倡个人主义，鲁迅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漱石的个人主义则强调要受责任、义务和人格的约束。两位作家均在各自的人生和创作中贯彻了其所提倡的个人主义。 ［关键词】夏目漱石；鲁迅；个人主义 【中圈分类号】１０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１４５［２００７］０８—００９４—０３ 鲁迅和夏目漱石分别是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巨擘，也是对现代文明洞幽烛微的思想家。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问（１９０２—１９０９），痛感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毅然弃医从文，并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里阐发了其个人主义即“立人“思想，强调个人的“主观之内面精神”…（嘟），“把晚清以来国民性讨论中国家民族本位的思想转换到了个人个性本位上来”。［２】（讳’夏目漱石所生活的时期正是日本明治政府大力推行“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时代，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同龄入和见证人。在英国留学期间（１９００—１９０２），漱石探索到了“自我本位”的文艺观和人生观，进而予１９１４年提出了其“道义上的个人主义”（３】《升∞’思想。无论是对于鲁迅而言还是对漱石来说，个人主义思想既是其生活原理，也是其文艺创作主题。把握这一思想并对之进行比较。或许会对我们理解这两位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家提供一个新鲜参照。 一、鲁迅的个人主义 鲁迅个人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是在日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尼采哲学思想。他适值日本国内尼采热达到顶点的１９０２年来到日本，于尼采的积极的、意志的人性和“超人“说中，发现了强烈的主体性精神。…附） 鲁迅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两年日文后，转赴仙台医专学医。１９０６年夏，以“幻灯片事件”为契机。鲁迅做出了从事文学启蒙的新选择。又返回东京开始了文学活动。以此为分水岭，鲁迅在日本的著述也可以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的《自题小像＞、《中国地质论》、《斯巴达之魂》等诗文中，鲁迅表达了“我以我皿荐轩辕”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不欲亡国而生，誓愿殉国以死”【５］（Ｐ１１）。“默祝愿生刚勇强毅之丈夫子，为国民有所尽耳”…ｎ扪，其欲救国民于水火的攀拳之心，溢于言表。阅读其前期的著述，不难看出其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为“国民”。也就是说，“国”与“民”是一体的，并强调“民”为“国”而献身。而到了留日的后期即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的著述中。其关键词则由“国民”变为了“个”。相关词有“个体”、。个人”【７】（Ｈ舢、“己”、“自”、“自我”、“个性”［ｓｉＣｋ４娟’等。鲁迅在＜破恶声论》里这样说到： 聚今人乏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日类，则箕为类之大较二：一日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篓，攻击破拶，侔之靡骋。ｆ９】（瞄） 在此，鲁迅讨论了两种“人”的概念，一种是“类”的观念，即把“人”归于“国民”、“世界人”等“大群”的“人”；另一种是“个”的观念，即把“人”看作一个个的生命“个体”。鲁迅清醒地看到了“大群”的力量之强大，他们动辄将。亡中国”、“畔文明”的罪名强加到个体头上，对之“攻击破拶”，终至“灭人之自我”，使之“泯于大群”。关于“立人”和“立国”的关系，鲁迅深刻地指出： 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人固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ｉｏ】（既）是故将生存两阎，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五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巧７） 鲁迅主张要建立一个“人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先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是谓“立人”，而要达到“立人”目标，就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很明显，鲁迅是将“立国”置于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之上的。可以说，这是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是鲁迅对自己留日前期“国民”说思想的匡正，更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反省，因为在以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着意强调的是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一１０ 作者简介：邓传俊（１９６９一）。男，山东茌平人，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试析夏目漱石的心理小说_心_
试析夏目漱石的心理小说《心》 荩李芳 长篇小说《心》发表于大正三年(1914年)4月,是日本近代文坛巨匠、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年)的后期代表作之一。笔锋直指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中利己主义者可恶、可悲、可叹的孤独内心世界。 小说《心》由“先生和我”“父母和我”“先生和遗书”三部分组成。作者通过塑造“我”这样一个年轻、不谙世事、正直求知的人物，目的是让他从先生那毫不粉饰的心灵独白中获取活生生的教训，以新生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迎接新时代的曙光。“我”是作品中惟一代表着日本的未来和希望的人物。从内容上来看，前两部是小说故事情节的铺叙，后一部是小说的高潮。作者通过先生的遗书，揭示了利己者害人害己的悲剧，反映了明治时代没落的封建意识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以及处于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的“憎人厌世”的悲观情结。 小说一开始就把“我”和先生紧紧地拴在一起。他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可言谈举止总是像谜一般，让人捉摸不透。这就是小说的伏线，整部小说是通过“我”眼中先生的行为素描来设谜、解谜的。 首先，先生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总是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冷淡的感觉?猜不透他为什么整日只在家里思考、学习而不到社会上工作?为什么独自去杂司谷墓地扫墓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和夫人十分恩爱，却为什么反复流露出“爱情是罪恶的”[1]?一个个谜面令人费解。先生对人对社会的这种感悟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就连夫人也在疑惑:先生为什么会这样憎人厌世?当先生得知“我”的父亲身患顽疾，为什么忠告“我”：“在关键的时候，谁都会变成坏人，尤其是在金钱面前。”[2]这一连串的问题为引向小说的高潮做了重要的铺垫。 “我”觉得和先生谈话“比在学校听课受益，但在这位思想家所持的理念中，像是隐含着一个强烈的事实。”[3]这事实蕴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先生的过去一直困扰、左右着他的行为和人生观。学生时代的他待人热情真诚、乐观向上，有理想、有进取、富有同情感和责任感。由于在父母遗留的财产问题上，他受到其最信赖、最挚爱的叔父的欺骗，对周围的人和社会产生了厌恶感，他警惕周围的人，惟恐再受骗。当他到东京求学住在小石川公寓时，他发觉自己爱上小姐，便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中。一是夫人唆使小姐尽量同自己接近时，他蓦然想到夫人是不是以同叔父一样的用心，想侵占自己的财产；二是小姐同自己亲近，是否也和夫人一样在欺骗着自己。这一切都缘于叔父对先生的伤害。 同乡好友K的自杀事件改变了先生的人生轨迹。K为了心中的道义，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而与家庭父决裂。先生为了使K尽快摆脱困境，恢复、调理身心健康，说服夫人，硬把他拉进自己的生活圈子。然而当先生发觉K倾心于小姐时，便立即抓住K的弱点，抢先向夫人表达了自己要娶小姐为妻的意愿。K为此而自杀了。K的死使先生猛然意识到自己竟和叔父是同一类的人。在爱情方面虽然自己靠欺骗获胜了，但在人格上却失败了。一向厌恶别人的先生也终于厌恶自己，他害伯走向社会中同人打交道、害怕再次受骗，更害怕自己再次伤害别人，因此他只好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令人窒息的空间中无所事事。他苟活在世上，独自到杂司谷墓地坚持向K忏悔内心的罪恶，以求得到些许心灵的慰藉。 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有意识地安排了五个死亡事件，并通过死亡的强烈震撼力，细腻描写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过程。这五个死亡事件有一个共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陈占彪陈占宏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2.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020)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25卷第6期2005年11月pp51—56 摘要: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意义上关系隐微.但又不可小觑.他们思想上、文学上的异同取决于客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知识分子的禀性)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轻率性分别构成了“当事人”身份鲁迅和“后来者”身份的夏目漱石的文化背景。从主观上看，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禀性使得他们都经历了心理的挫败，不同的是.鲁迅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投入到新一轮的搏击中，而夏目漱石则步入心灵的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时代转折期;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作者简介:11陈占彪(197)-),男,陕西省韩城县人,《社会科学报》编辑,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等;21陈占宏(1976-),男,陕西省韩城县人,《沪港经济》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文学意义上的联系 20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又不完全的邂逅。 然而,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nekodearu)诸作,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P1644)。鲁迅对夏目漱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说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其实岂止是在日期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他还在大力搜购夏目漱石作品全集,这可从迅的岁末书账中看出。在1935年末的书账中,购得了《漱石全集》的第4、8册,共2册。在1936,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夏目漱石全集的搜陆续购得《漱石全集》的第1、2、5、6、10、11、13、14、15册,共9册。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的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吟哦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 ‘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也许是有失礼貌的,然而并非不道德。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漱石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后来被周氏兄弟大段引用过的夏目漱石为高浜虚子《鸡头》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不把娱乐作为小说的目的不能成立’,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2](P494-495)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鲁迅的确受到了夏目漱石影响,
试论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石
I SS N 100928976CN 2221322/C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卷第1期 J.Changchun I nst .Tech .(Soc .Sci .Edi .),2010,Vol .11,No .1 32/38 1052107 试论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石 收稿日期:2009-10-12 基金项目: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2008XQJR009) 作者简介:孙苏平(1982—),女(汉),湖南祁阳,硕士,讲师 主要研究日本文学。 孙苏平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150040) 摘 要:介绍了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接受汉学教育 情况;结合他一生的创作来探讨中国文学对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影响;指出贯穿夏目漱石作品的是一种入世的、重实际的、侧重于道德与伦理的文学观,这种经世济民、劝善惩恶的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基石。关键词:漱石文学;中国文学;基石;儒家思想中图分类号:I 313.4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976(2010)0120105203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与森鸥外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两座高峰,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对日本近代文学与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目漱石是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明治38年(1905)发表处女作《我是猫》时已经时年38岁。他真正从事创作的时间只有短暂的12年,可就是在这段短暂而宝贵的艺术生涯中发表了《虞美人草》、《哥儿》、《三四郎》、《从此以后》、《门》、《行人》、《过了春分时节》、《心》、《道草》、《明暗》等中、长篇小说和《文学论》、《文学评论》两部文学理论著作。此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诗歌、评论、讲演稿、书信、日记、小品文等。夏目漱石早年接受过东方正统文化的教育,汉学造诣颇深。后来考入东京大学英语专业学习英语,精通英国文学,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是一位同时受东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家。日本著名文学史家吉田精一说:“漱石和鸥外一样,作为文学家和作家,是最典型的‘两条腿走路的’人物。像他那样 把东洋和西洋在思想深处浑然融合的例子是鲜见的。”[1] 那么,中国文学在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围绕此问题进行论述。 一 夏目漱石在幼年时期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特殊的爱好和情感,熟读了唐宋的诗歌和史书。夏目漱石7岁进入小学学习,当时的小学课程虽然已经有算术、物理问答、物理启蒙等,但其核心依然还是汉学。教材多为当时西洋学者翻译西方教材的直译汉文体教材。夏目漱石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子弟一样很早就广泛阅读了汉文书籍。1878年2月夏目漱石11岁时模仿史论的体裁写作短文《正成论》。文章通过武将楠正成舍生取义报效祖国的故事,颂扬了忠义报国的儒家思想。1881年春,他从东京第一中学退学,进入当时有名的汉学家三岛中洲创立的汉学私塾二松学舍,在此共学习一年左右。二松学舍讲授了《日本外史》、《十八史略》、《小学》、《蒙求》、《文章规范》、《唐诗选》、《孟子》、《史记》、《论语》、《唐宋八家文》、《前后汉书》等。[2] 除此之外,每周都做作文和作诗的练习。夏目漱石的文学素养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夏目漱石在《文学论》的序言中坦言:“我小时候就喜爱阅读汉籍。尽管所学时间较短,但在阅读 《左国史汉》(《左传》、《国策》、《史记》、《汉书》)之中渐渐体会到文学的定义。”[3] 1889年在用汉文写成的房总纪行文《木屑录》的开头部分他这样写道:“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文章。……遂有志以文立身。”他在《处女作追忆谈》中也讲述:“我十五、六岁时,通过阅读汉籍和小说觉得文学很有意思,自己也想尝试一下。”[4] 可以说夏目漱石通过大量地阅读汉文书籍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之所以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孜孜不倦地用笔触来刻画、描写他生活的明治时代,正是青少年时期大量亲近
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摘要：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二者在作品的写作技法和形式表现，题材选取和形象塑造，个性气质和思想内涵上，都表现出了很多的相似性。本文分析了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夏目漱石鲁迅文学思想影响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提到鲁迅，人们总是难免联想到日本，因为日本是鲁迅弃医从文这一重大转折的源地。很显然鲁迅受到了日本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上。在日本也有一位享有崇高声誉，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大作家”的大家，其头像更是被赫然印在日本千元纸钞的正面，与日本人民天天打交道——他就是夏目漱石先生。 在日本，除了对职业教师、律师、医生以外，日本人一般不以“先生”称呼别人，对文学家也是这样，但对夏目漱石是个例外，习惯上称为“漱石先生”，大约同我们中国人习惯上称呼鲁迅为“鲁迅先生”相似。较之客气，这里边显然含有尊之为师的敬意。实际上，夏目漱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的确也和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 地位差不多。但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属于显学，不仅《鲁迅全集》被一篇不少地译成了日文，《故乡》更被收入到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中。估计不知道鲁迅先生的日本人不多。但相比之下，夏目漱石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人们或许知晓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但知道夏目漱石的，除了大学中文、日文
系的师生和文学爱好者外，恐怕为数并不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夏目漱石先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卓然特立的高峰，他的作品仍为人津津乐道。这种地位上的比较，已经一目了然两人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共性。本文，我对二人的创作道路进行对比分析，谈谈夏目漱石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 一、相似的经历引起的共鸣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生于1867年2月9日，东京人。夏目家在江户势力庞大，但在金之助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金之助是家中幺子，双亲并不为他的降生欣喜，所以金之助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2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影响而经常迁居。10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其母在他15岁时便因病去世。金之助19岁时就已离家开始其外宿生涯。 这些遭遇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其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从几部带着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如《少爷》、《三四郎》、《之后》、《道草》中都可见端倪。故事里的主人公多半有着良好的家世，却不受父兄重视，因此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很早就意识到要自力更生，但内心里无不渴求亲情的温暖。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作家因自身的遭遇或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意识到真实世界的不完满，呕心沥血发而为文，才有感人的作品问世，但这份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来自于苦痛与不幸。重新回顾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