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陈占彪陈占宏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2.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020)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25卷第6期2005年11月pp51—56

摘要: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意义上关系隐微.但又不可小觑.他们思想上、文学上的异同取决于客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知识分子的禀性)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轻率性分别构成了“当事人”身份鲁迅和“后来者”身份的夏目漱石的文化背景。从主观上看，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禀性使得他们都经历了心理的挫败，不同的是.鲁迅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投入到新一轮的搏击中，而夏目漱石则步入心灵的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时代转折期;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作者简介:11陈占彪(197)-),男,陕西省韩城县人,《社会科学报》编辑,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等;21陈占宏(1976-),男,陕西省韩城县人,《沪港经济》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文学意义上的联系

20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又不完全的邂逅。

然而,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nekodearu)诸作,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P1644)。鲁迅对夏目漱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说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其实岂止是在日期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他还在大力搜购夏目漱石作品全集,这可从迅的岁末书账中看出。在1935年末的书账中,购得了《漱石全集》的第4、8册,共2册。在1936,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夏目漱石全集的搜陆续购得《漱石全集》的第1、2、5、6、10、11、13、14、15册,共9册。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的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吟哦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 ‘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也许是有失礼貌的,然而并非不道德。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漱石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后来被周氏兄弟大段引用过的夏目漱石为高浜虚子《鸡头》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不把娱乐作为小说的目的不能成立’,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2](P494-495)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鲁迅的确受到了夏目漱石影响,

也许这种说法有些武断,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 文学所以增人感。”[3](P231)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1](P1739)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4](P826),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如果这还说明不了鲁迅受夏目漱石的影响的话,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则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 “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5](P441)周作人还具体讲到鲁迅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与显克微支来也”[5](P505)。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道:“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理和显克微支。”[5](P85)他们的说法又与鲁迅的自述十分铆合,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自云,“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4](P792)。从周作人和增田涉的眼里来看,鲁迅文章中“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即使受影响,也仅与笔致相关,单纯是表现技术上的问题”[5](P85)。这也许为鲁迅的写作技法和讽刺艺术的理论渊源提供了一个新鲜的参照。

至于鲁迅为什么对夏目漱石的文学如此感兴趣,日本学者桧山久雄认为这是他们对当时文坛上盛行模仿西方自然主义的做法反感所致,这也是才识卓著的文学家的成熟之处和基本素质。自然主义手段固然带来了新的文学气象,但也许很难适应东方独有的“低回趣味”的文化氛围以及注重直觉和感性经验的体悟方式,所以自然主义很难在东方文化传统中成大气象。桧山久雄在《鲁迅与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鲁迅在当时“对于盛行的不过是模仿的西方的自然主义的文学并不关心,却被和自然主义处于对立的漱石的文学所吸引。这里也许有一个不算小的理由,起码可以说明青年的鲁迅,反对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改革方向,而开始有了一种模糊的认识:要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这时的鲁迅,遇到了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的漱石的文学,他自然会很倾心。这样的推想大概是很自然的吧”

[6](P74-75)。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从以上一些当事人、研究者的回忆和研究中可以看出,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思想上的确发生了某些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说,鲁迅的一些文学理念和写作手段与夏目漱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联系呢?以下,我们将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来探析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二、“后进”国家变革：失败的五四运动与轻率的明治维新

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鲁迅与夏目漱石两位作家都生活在本国由自我封闭的封建制国家向现

代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转折期里,经济、文化、政治、思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这一方面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新奇和兴奋,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文化先锋的紧张和痛苦。

五四运动与明治维新相同之处都是两国现代化起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西方文化的压逼下,他们都曾经历了一种由盲目自大(“不服”)到全面膺服(“不得不服”)的心理过程。这种“不服”都是表现为“东体西用”或“道器说”这一点上,中国人说,“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则是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质文明,中国与欧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至若无形之思想文明,则以东西民族性不同,各国历史互异之故,行之西洋则有效,而行之中国则大乱”[7](P1),“欧洲之无形文明, 各种思想,各种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优于中国固有,与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怀疑矣”[7](P2)。而在日本自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后,类似的提法不绝于耳,如桥本左内语提出的“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横井小楠提出的“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等。这种“服”则表现在他们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即在不触动东方文化根柢的情况下,要进行国家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加之中国半殖民化的加剧带来亡国的危险以及日本面临要被半殖民化的危险的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在精神方面的发达,并不得不奉之为变革的楷模。

然而,中国与日本的这两次变革又都是“后进”国家目的性极强的变革。“相对‘后进’的国家的近代化可以称作‘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这一点,是与相对‘先进’的国家的不同之处。比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是‘自然成长’的近代化的典型。在那里,近代化并不是目的意识性的。也就是说,不是按实现近代化的意愿去推进近代化的,其近代化是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越是‘后进’国,越具有目的意识。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来推进近代化。”[8](P18)在近代化进程中,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其实都是有着以西方为模板,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的心理,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文明”国家(欧美),一类是”半开化”国家(中国、日本等),一类是“野蛮”国家(非洲、澳洲),他认为日本应当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向他们学习。

这种非内发性的、目的性极强的变革会带来文化引进的盲目和浮躁。“幕末维新期的‘开国’是急剧的、单方面的(输入过超的)文化接触。西洋文化从大开的闸门奔涌而进。于是翻译和传播这种异质文化的使命,便落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不仅日本是这样,朝鲜和中国在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8](P156)这时西化成为一种时尚而忘记其引进的本来目的,鲁迅曾抨击过那些稍沐欧风美雨,“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1](P1731),开口闭口ABCD、细胞、元素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也存在着以西学为时尚的知识分子,“明治以后的日本,为了改变长期锁国造成的落后状态,便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这种风气至今未变。特别有这样一种倾向,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不是根据他有多少优秀的智慧,而是看他懂得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9](P100)

虽然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加之鲁迅与夏目漱石分别在这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参与的方式不同,这都决定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在分别写作《野草》和《十夜梦》时所产生的抑郁和苦闷的原因个个不同。

五四运动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在陆续经历了器物(“洋务运动”)、制度(“百日维新”)而觉醒并发动的一场思想革命。它是在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的情况下由知识精英所主导并推动的不全面的思想革命。所以说,五四运动是自下而上的,仅局限于思想界的一次革命。正因为是自下而上的,所以不会是彻底的,不会是全方位的,也注定是不成功的。鲁迅曾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出来”[10(P25)。“涂饰的新漆剥落”,鲁迅这个真切体会可以移用到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这也是自下而上思想革命的结果。鲁迅以新文化思想运动主将之一的身份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转眼间又面临着新的失败,“后来《新青年》的

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4](P774)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鲁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写《野草》,自然沉痛而抑郁。186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四艘大船打破了日本二百余年的封闭视野,“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从此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国难”。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经过一系列的倒幕战争之后才争取来的自强机会,“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是他们的口号,在这场变革中,明治政府广派使团到欧美等国考察,重金雇用外籍技师、教师,普及义务制教育,使得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以西化为时尚,以西化为荣。所以说,明治维新是由政府主导的一个自上而下,波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一次变革。

正因为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几乎是彻底的,全方位的,也注定是轻率的。一个德国医生贝立兹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黄遵宪在《驻日观感》中写道:“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全面向西方文明国家学习的谦卑的维新运动,以至日常生活中,“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军人、警察、学生纷纷穿西洋制服。阳伞、礼帽、手杖举目可见,马车、人力车在街道上川流不息,红砖洋楼拔地而起,瓦斯灯闪烁于大街闹市。男人纷纷剪掉头发,竞相‘文明’,以至民谣中也说:‘敲敲剪发头,发出文明开化声’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允许和尚吃肉娶妻。”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肤浅的文明开化现象,”如有人主张日本应使用英语,甚至主张和洋人结婚以改善日本的人种等等;还有一些破坏日本固有文化的现象发生,如烧毁古代佛像,五块钱出卖兴福寺五重塔等。”[11](P39-40)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即明治维新(1868年)前一年,五四运动虽比明治维新晚五十余年,但夏目漱石在1905年写他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时,已是明治38年了,他也已经38岁,不同于鲁迅的当事人身份,夏目漱石是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观察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时明治维新“肤浅的文明开化”恶果已有所呈现,在夏目漱石的眼中,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维新后的日本处处是丑恶和堕落。

先看社会生活层面,按理说,明治维新可称得上是日本国的一次凤凰涅磐,但夏目漱石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和混乱,一个封建主义余毒与资本主义恶瘤交叉感染的社会。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主宰了人的尊严和情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2](P274-275)在小说《后来的事》中,夏目漱石借代助之口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一片黑暗”进行了反思和抨击,“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明,眼前只是一片黑暗。”[13](P101)在夏目漱石看来,“日本这种急于跻身于一等强国之林、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忘却精神文明重要性的国家,正像一个虚张声势的店铺一样,门面很宽而进深极短,这种可怜的现象是出于硬要与西方列强比高下的结果。它必然会像伊索寓言中所讲的那样,是青蛙与牛竞赛,最后以鼓破肚皮而告终,而这种与西方竞争的影响,势必要涉及到每个日本人身上来。其结果是,人人都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生活难’。”[14](P13)一种失望和忧惧占据了夏目漱石他本来就神经衰弱的心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就借猫眼对明治以来社会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揭露,小说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作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15](P341)

再看思想文化领域,福泽谕吉认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16](P207)维新先辈们认为西方文化是

文明的、先进的,日本要从半开化状态进入到文明国家,就必须向西方全面学习。以“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西周是西方哲学在日本的移植者,“他更指出西方哲学高出中国及日本之上”[16] (P175)。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明治维新多少具有些自轻自贱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福泽谕吉对此有所反思,他说,“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17](P74)相反,西田几多郎在信浓哲学会作《现实世界之伦理的构造》中谈到东西文化的区别及所持的态度就显得相对合理些,他说,“西洋文化是大体以有形为本的文化,东洋文化是以无形为本的文化。西洋文化是以知为本的文化,东洋文化可说是以情与意为本的文化。”“认为东洋文化是未发达,发达时即为西洋文化,那种看法是错的。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是在各自独立的立场发达着的。”[16](P1325)早年留学英国,对东西文化有所把握的夏目漱石也反对自轻自贱的民族虚无主义,他认为,“日本总是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性,不见得要模仿西洋。西洋能成为模范,我们也能成为模范”[13](P57)。1911年,夏目漱石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外发式的畸形发展的日本文明,他“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18](P3)夏目漱石显然希望建设一种内发的成熟的日本文化,而现实又不能。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夏目漱石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写《十夜梦》,自然苦闷而迷茫。从客观方面来说,鲁迅与夏目漱石同样生活在各自所在国近现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五四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带来的不全面性注定了这场运动失败的结局,从而构成了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其中的鲁迅的心理阴影。而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形式造成全方位的颠覆的同时,也带来轻率和片面,这给以后来者身份审视维新成果的夏目漱石带来了一种思想困境。

这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之一。

三、困境中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进击与遁逃

“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4](P1089)社会转折期的知识分子向来不轻视他们的作用和责任,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这种具有高度责任心、独立品性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般被分为人文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型(从事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人的情感、伦理、价值体系等领域,注重建构人与人之间一套和谐的生存模式,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对物的真理、规律以及对智慧的追求(“格物致知”),寻求一种人与物之间便利的生活场景。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文型知识分子一分为二,分为人文技术型(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比如文学学)和人文批判型(对当下现实做出反应),其实两者内在之间是有相通之处,但其表面上的差异却是迥然的。人文技术型主要从事日渐“规范化”、“技术化”、“体制化”、“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他们运用一些学术词语在自成体系的领域里进行着可操作性的“智力游戏”。而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则应“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地,时刻敏感着外界的点滴变化,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勇气,独立地感受、观察、描述、概括、批判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担当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并促成社会公正良俗的形成。

中外古今,无论是福柯所说的“万能知识分子”,还是萨义德所提的“业余知识分子”;无论是吉罗所说的“抵抗知识分子”,还是雅各布比所提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失志于“修齐治平”的“君子”,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仕”;无论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还是“为知己者死”的“士”,都体现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一种走出一己之私域,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可贵品性。

鲁迅与夏目漱石正是属于这种人文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究竟是敏感人物”[4](P355),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1](P1819)这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然而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Benda)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其大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认为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激情”

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他否定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现实冲动,主张应当像知识分子的“模范”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用抽象的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这固然有其合适的理由,但如果知识分子所有的思考和智慧都存放在抽象名词堆砌的“象牙塔”里,并以之来对社会进行“批判”则无异于痴人说梦。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很值得参考的,他们“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和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

[19](P85)至于吉罗笔下“抵抗的知识分子”,则要“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知识和实践。抵抗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将对于被压迫情境的改革性批评作为出发点的人们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19](P85-86)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相对,还有一种“流氓知识分子”。冯雪峰回忆鲁迅时说过:”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20](P749)“他以为Lumpen性的知识分子,表面上好像很革命,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也崇拜外国人的主子,只要有势力。”[20](P750)这和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致,所谓没有一定的主张,一贯是骑墙的姿态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的。类似的话他还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21](P685)。因为鲁迅历来主张文人不应随和的,应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4](P1191),“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4](P1168)。他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以无畏的勇气独立特行,为人文批判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所谓“漱石”即取《晋书》孙楚的巧辩“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砺其齿”,这里面除有一种野鹤闲云式的仙风道韵之外,更有一种“漱石欲砺其齿”的桀骜不驯的气骨。与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写作目的相同,早年的夏目漱石从事写作时是“用维新志士那种拼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22](P567)。他在其代表作《我是猫》中以猫眼看人的角度对明治以来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种种丑恶和堕落做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赴英留学时,夏目漱石就声称自己是一个“自我本位”主义者,他说,“自从以自己的双手紧紧把握住了‘自我本位’这个词之后,我变得异常地坚强起来。一种傲视一切的豪迈气概油然而生:他们算什么东西?可以说,站在茫然若失的我的面前,给我明确指出从今往后的前进道路的,正是这‘自我本位’四个字。那时候,我心中的不安完全消失了。我以轻快的心境眺望着阴郁的伦敦。”[23](P130)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品性使得夏目漱石为文为人显得独立卓行,这可从其以下的行略中略窥一斑。早在1907年,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设宴招待知名作家,明治初年作家尚属于一种不甚被人瞧得起的“下贱职业”,一般能被邀请的人自然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理,然而,有三个人毅然拒绝出席,他们分别是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和夏目漱石。

1910年5月,日政府借有人暗杀天皇为由,将搜捕的26人以“大逆罪”起诉,并判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0人死刑,这就是当时的“大逆事件”,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夏目漱石对此非常愤慨,1911年,他断然拒绝文部省授予的博士称号。然而文部省声明,这是敕令,不能辞退。夏目漱石固执地说,“总而言之,文部大臣表示不取消授予,我则表示不取消辞退。社会承认我的辞退背景呢,还是承认文部大臣的授予呢?这要根据社会的常识以及社会对学位令所加的解释来决定。但是,无论文部省如何,社会如何,我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肯定自己的自由。”[13](P114)在“博士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夏目漱石就发表了《文艺委员是做什么的》的文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设立文艺院并制造官选文艺委员,其实质是为了文艺仅仅适应行政上的需要,而使作家失去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

1914年,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他强调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并称“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也并非蛮横的个人主义者,他主张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如果说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另类的话,夏目漱石同样也是其时日本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个人意识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期待愈高,失望愈大,是为通则,鲁迅与夏目漱石参与现实的热情愈大,现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愈深,

《野草》与《十夜梦》正是他们各自在现实碰壁的结果,反思、苦闷、压抑、叫喊、迷茫无不浸透其中。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满腔激情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面临挫败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钻进丛林中,独自舔愈自己的伤口,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是为鲁迅;一是步入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并希图以神性的光辉照亮内心的阴暗从而造就完美世界,是为夏目漱石。

这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之二。总之,我们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进一步地了解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人和为文呈现出一些相似风貌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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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夏目漱石1夏目漱石全集(第10卷)[M].东京:筑摩书房,1972.

[责任编辑:李法惠] 南都学坛2005年第5期

人格心理学自我性格分析

一、结合佛洛依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自我分析 （一）佛洛依德人格理论 认为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和(superego)构成。 1、本我（id） 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部分，从出生日起算即已存在。构成本我的的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饥、渴、性三者均属之。本我中之需求产生时，个体要求立即满足，故而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言，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例如婴儿每感饥饿时即要求立刻喂奶，决不考虑母亲有无困难。 2、自我（ego） 是个体出生后，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中分化发展而产生，由本我而来的各种需求，如不能在现实中立即获得满足，他就必须迁就现实的限制，并学习到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自我的是现实原则。此外，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具有缓冲与调节的功能。 3、超我（superego） 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因此，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超我的是完美原则。 （二）自我分析

在人格结构里，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人格的整体。它们各自代表了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是生物本能我，自我是心理社会我，超我是道德理想我。它们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本我追求快乐，自我追求现实，超我追求完美。当三者处于协调状态时，人格表现出一种健康状况；当三者互不相让，产生敌对关系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 而就我本人而言，在本我上，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具有最基本的人类需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然而这些本能的欲望满足，也需要通过自我的帮助来实现。自我是个体出生后，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中分化发展而产生，努力实现自我，不断学习，不能一味的放任本我的“唯乐原则”，现在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吃了睡，睡了吃，而需要通过学习知识，做作业，来达成自我的实现。超我是按至善原则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去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使其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就目前而言，在道德理想我的超我这一方面，我在很多具体的方面还是做的不够好的，这需要在未来不断改进。 二、结合艾克森人格测试的自我分析 （一）艾克森人格测试介绍 艾森克人格问卷是由英国心理学教授艾森克及其夫人根据其人格三个维度的理论编制而成。它由三个人格维度和一个效度量表组成编制，分别为： 1.精神质（P）维度：测查一些与精神病理有关的人格特征。高分可能具有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与别、

鲁迅祝福课文分析

鲁迅祝福课文分析 《祝福》是民国时期文学家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是鲁迅第二部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鲁迅祝福课文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祝福》塑造了祥林嫂这个典型形象，反映了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最底层、最苦难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主题。阅读本文应注意领会下列问题：《祝福》写于1924年，鲁迅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江南农村的一个小镇，还是唤作“鲁镇”。鲁镇便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鲁四老爷、四婶、柳妈以及镇上的人们、山村的婆婆、卫老婆子、大伯、还有小说中的“我”，组成了祥林嫂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祥林嫂的命运为这个环境所决定的。 ⑴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妇女没有丝毫的权利。尽管祥林嫂也劳动，而且又勤快能干，还是没有丝毫的权利，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男女不平等，婚姻讲财礼，等于买卖婚姻，妇女成了商品。婆婆可以强行将她抓回来卖到山里，鲁四老爷也认为无话可说，雇主也不保护女工，祥林嫂只能听人摆布，竭力“反抗”也无济于事。

⑵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人们以封建贞操观念歧视再婚妇女。鲁四认为祥林嫂这样再婚过的人，“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祭祀不让沾手，祥林嫂用血汗钱捐了门槛，满以为这一下赎了一世“罪名”，不料，四婶照样不准她沾手，她的精神彻底崩溃。是封建贞节观念将祥林嫂推上了绝路。 ⑶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人心冷漠，没有同情，没有爱。对于祥林嫂的不幸，鲁镇的男女老少，都视为笑料，没有丝毫的安慰和援助，有的只是烦厌，嘲弄和唾弃。最后被鲁家无情地打发出门，沦为乞丐，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在人们只顾“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之时，倒毙在风雪中。即便如此，还被骂为“谬种”，实乃冷酷之至。 ⑷在这个社会环境中，迷信观念又使祥林嫂在死亡线上饱受精神折磨。封建贞操观念使她丧失劳动机会，精神崩毁，信神信鬼，又使她怀着死后被锯成两半的恐惧。 以上内容说明如下： 鲁镇，旧中国村镇的缩影。这里世态冷酷，封建势力猖獗，封建迷信等旧俗盛行。鲁镇住满了吃人的，自己被吃又转过来吃人的人，他们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有的笑吟吟，有的流着泪，有的皱着眉，但全都闪着白历历的牙齿，对着牺牲者——祥林嫂，明中暗中咬她一口! 祥林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竭力逃避着被吃的命运，虽然她进行了一次次的抗争，但她的抗争是不可能胜利的。祥

浅谈鲁迅小说《祝福》的语言美

浅谈鲁迅小说《祝福》的语言美 摘要：小说的语言是我们探寻小说主题，把握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鲁迅先生正是用他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小说《祝福》是一个语言的宝库，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去开拓。 关键词：鲁迅；小说；《祝福》；语言；祥林嫂 作为一篇传统课文，鲁迅小说《祝福》以其深邃的思想，启迪、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说的主题就在于故意不把杀害祥林嫂的主凶明显地揭示出来，以此来表现封建制度的毒害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浸透到当时每个人的精神里，所以，一方面以此来毒害别人，而另一方面，又以此来毒害他们自己。作者的意图是要更进一步地说明封建统治的残酷性，夫权、族权、神权等一切封建礼教，虽然没有锋刃，也不会一下子置人于死地，却可以不用刀而杀人，杀人而没有血迹，甚至于在无意中杀害人们的灵魂而不自觉。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无非是在告诉人们，不用刀的杀人，和不见血的杀人，实在比严刑酷法还要严酷，被杀害的人数也要更多更广泛，鲁迅先生用简洁、凝练、深刻、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祥林嫂充满辛酸、坎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礼教杀人不见血这一深刻的主题。《祝福》语言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简练而又传神，特别是描写祥林嫂的外貌变化，作者善用白描的手法，通过描写祥林嫂的眼睛，为我们展现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例如祥林嫂初到鲁镇时：头上

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到鲁镇时：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先前那样精神了。柳妈告诉她将来到阴司去阎罗大王会把它锯开来时：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捐了门槛之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捐门槛后去摆祭品被四神拒绝后：“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最后一次见到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三次外貌描写写出了祥林嫂悲惨命运的发展过程。第一次写出了她虽贫困，但还有活力，对生活抱有希望；第二次写出了她已经走投无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第三次写出了她对生活已经绝望。三次描写鲜明对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多次描画祥林嫂的眼睛，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反映了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几个过程，形象地反映了祥林嫂是怎样一步步被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逼到绝境的，也是对罪恶的封建社会的无声的控诉。 其次，《祝福》的语言不但简洁凝练而且深刻。例如祥林嫂的第

鲁迅先生五句话教我们写作

鲁迅先生五句话教我们写作 惠军明 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近代中国文化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鲁迅先生一生著述丰富，留下近千万字的各类作品，在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有关写作的精妙论述不在少数。下面摘选的关于写作的五句话，仅仅是先生论述的沧海一粟而已。让我们走近这些雪爪鸿泥，从文学大师的宝贵心得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写作水平。 1.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鲁迅先生的话通俗易懂，他其实在谈积累的重要。写作是一个长期观察酝酿沉淀的过程，厚积方能薄发。“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通过积累，在借鉴他人中完善自己，在经验总结中充实自己，在理性认识中丰富自己。不断积淀生活和情感，在写作时才有可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初学写作者往往热情很高，勤于动笔，但思想艺术方面还不够成熟，因此草率写成的作品往往是粗俗的失败之作。写作需要三思而后行，积累与观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急功近利难成大器。仔细品味涵咏先生的心得，觉得语气中肯，切中要害，见解精辟，很有道理。 2.不生造除自己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一篇文章的好坏，语言表达十分重要。在写作过程中，对语言的揣摩、学习、提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初学

写作者都十分注重语言表达，但却常常走入卖弄文字的误区。有些文章为追求语句的华丽，不合适的堆砌词语，甚至自造词语。其结果南辕北辙，文章极为晦涩难懂，使阅读者望而止步。现如今在很多新潮文章，网络语言盛行；很多自由体诗歌，朦胧语句迭出，这些东西都远离了为文的正道，降低了读者的审美趣味。鲁迅先生反对生造词语，提倡朴实自然的文风，讲求明白如话的语言，这些都是真知灼见。3.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 好文章都是真情实感的产物，虚假撒谎难以感动别人，鲁迅先生认为文章因真实而生动有力。选材真，情感真，语言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才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否则，就犹如剪彩为花，刻纸为叶，不可能有生命活力。很难想象，一篇连自己也感动不了的文章岂能打动别人？但现如今在各种功利目的的驱动下，教育出现严重的问题，文章造假之风愈演愈烈。人生撒谎作文始，学生作文经常会出现众人撒谎千人一面的怪异现象。文章的真实是第一生命力，真实才是文章永恒的魅力，离开了真实写作失去意义。鲁迅先生的话虽然简短，但却振聋发聩，令人感同身受。 4.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写作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它是激情奔涌的结果，是灵感火花的再现。“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写作应是轻轻松松、自自然然的一件事情，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前人有许多优秀的文章都是作者一挥而就的。但如今在写作实践中，初学写作者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硬着头皮胡编乱造，这种写作于己痛苦，

心理学—人的18型人格及分析

引言： 心理学（英文名称Psychology）是研究人和动物发生、发展和活动的一门科学。心理学既研究动物的心理（研究动物心理主要是为了深层次地了解、预测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也研究人的心理，而以人的心理现象为主要研究。因此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一门科学。 18型人格为心理学人格论最全新诠释 简介：是中国学者尧谷子（原名张鹏）的最新人格理论，他以人性为根本出发点，先分析出人性的十大层次，且在研究九型人格理论、奥尔波特的特质理论、卡特尔的人格特质理论、人格大五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十八种人格类型。其内容囊括人格的方方面面，在纵向上能把握人格的静态结构，在横向能解释它的发展及动态过程，同时具有主动、灵活、开放的属性，这样一个框架就基本能使整个人格研究系统化。 人性就是人的性质，性格是性质发展的格调（级别或程度），人格是人性发展的格调。人性、性格、人格的关系： 性格是性质发展的格调，万物皆有性格。 人的性质就是人性，人格是人性发展的格调；人格是人的性格。 18个人性，每个有两个维度，这样有36个人格，每个维度有两个等级，这样共有72个人格类型。 人类所追求的是18个均衡性人格。（一般18型人格特指18个均衡性人格） 基本概念：人性 从空间的结构上讲，人性的要素包含行为、感觉、情绪、、、判断、、、、和十个基本层面。在时间的作用下，行为决定关系，形体造就特征，情感影响态度，精神成就气质，认知左右能力，目的决定计划，历史带来经验，未来设定理想，从而人性的内容可以概括为行为关系、形体特征、情感

态度、精神气质、认知能力、目的计划、历史经验、未来理想、多面多维和多变十大类，各类之间有过渡，因而产生新的性质，总共十八大类。 1．感觉性：描述健康的程度； 2．知觉性：描述好色的程度； 3．情绪性：描述快乐的程度； 4．气质性：描述活跃的程度； 5．情感性：描述善良的程度； 6．态度性：描述真诚的程度； 7．记忆性：描述聪明的程度； 8．经验性：描述博学的程度； 9．判断性：描述果断的程度； 0．先验性：描述智慧的程度； 1．推理性：描述完美的程度； 2．超验性：描述幻想的程度； 3．精神性：描述独立的程度； 4．意志性：描述强势的程度； 5．劳动性：描述勤奋的程度； 6．社交性：描述开放的程度； 7．成长性：描述成熟的程度； 8．变化性：描述灵活的程度；

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Vol.33No.11 Nov.2012 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鲁迅与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生活因缘以及两人在作品风格上的相似，早就为中日两国的文学研究所注目。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就是夏目漱石。本文旨在尝试寻找鲁迅注意欣赏夏目漱石作品的内在思想原因，结合夏目漱石富有讽刺精神的文学和时代背景，以及鲁迅借鉴和光大这种精神的文学成就，发掘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因素，及鲁迅对夏目漱石的突破，以此来对比中日两国的文学背景及文学前景。 一 鲁迅于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先在仙台医专学医，后因“幻灯片”事件决定弃医从文，从此走上学文之路。当时正是自然文学在日本兴盛之时，但鲁迅却对盛行的自然主义不感兴趣，独爱夏目漱石。据周作人讲，鲁迅当时很爱读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是《我是猫》。直到晚年，他劝过一位日本青年：“你最好还是看一看夏目漱石的小说，他的小说很有意思。”① 周作人回忆说：“……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篇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是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②增田涉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③ 鲁迅为什么对夏目漱石如此感兴趣，日本学者松山久雄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文坛上盛行模仿西方自然主义的做法所致。自然主义手段固然带来了新的文学气象，但与东方独有的“低徊趣味”的文化氛围以及注重直觉和感性经验的方式相矛盾。松山久雄在《鲁迅与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鲁迅在当时“对于盛行的不过是模仿的西方自然主义的文学并不关心，却被和自然主义处于对立的漱石的文学所吸引。”④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于文学事业的，但 又都是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进行了长时期的认识和探索，直到“不惑”的中年，才根据自己认定的文学主张全力进行创作的。夏目漱石发表处女作《我是猫》时38岁，而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37岁。 鲁迅著作中的诙谐、嘲讽色彩，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夏目漱石早期小说那种笑而带涩的讽刺风格。周作人曾说：“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白的痕迹，但总受它的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⑤日本人则认为，鲁迅在世界上以《阿Q 正传》确保了不朽的文学地位，他被称作中国民国的夏目漱石。鲁迅被中国人称作“民族魂”，而日本人则把夏目漱石看成是“伟大的人生教师”。 日本哲学家、作家池田也觉察出鲁迅和夏目漱石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说：“奇妙的是，我感到漱石与鲁迅面貌极为相似：留着胡子，面目端正，浓黑的眉毛，正视事物的眼睛。这种眼睛大概就是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与自然的奥秘的眼睛吧！”⑥这话当然是从外貌形象着眼的，但也确实提供了探索鲁迅和夏目漱石思想和艺术共性的某些理论线索。其中之一，是二者的文学都是正视现实的。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抱定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宗旨，是和中国由来以久的封建的“出世”文学观念相抵触的。正如后来鲁迅批判的：“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出生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⑦他从夏目漱石的理论和创作中感受到了近代文学接触人生、感应社会生活的热烈气息，并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条件下，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实践了“文学入世”的观念。因此，夏目漱石以《我是猫》震动近代日本文坛，鲁迅以《狂人日记》和《阿 Q 正传》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二者都决非偶然性 的成功，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现代文学思想的共同胜利。 鲁迅和夏目漱石除了都抱定作家“入世”文学观面对社会生活的宗旨之外，在表现对象上，二者也有不谋而合之 试析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毛执剑 （黄冈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 鲁迅在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7年，耳濡目染，受到日本文学很深的影响。正是在日本，鲁迅弃医从文，走上文学之路。在留学期间，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氛围及文学大家使鲁迅重视文学的独特精神价值，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作家当属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讽刺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观。鲁迅在留日期间正值日本自然主义最兴盛之时，但鲁迅却对反对自然主义的夏目漱石十分关注，而且由于两国国情不同，鲁迅在接纳夏目漱石文学观后，对夏目漱石又有所突破，更强调用文学来启迪、改造国民的灵魂，给“五四”后的文学赋于了更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阿Q 正传》中图分类号：I313；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103-02 103--

鲁迅小说《祝福》赏析

鲁迅小说《祝福》赏析 [摘要]鲁迅既是文坛巨匠,又是一面民族旗帜。鲁迅先生短暂的一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近千万字的文化遗产。他的作品,他的为人,他的思想,影响并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祝福》是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同时表现了对他们的深沉的爱，代表了迄今为止文化启蒙的最高成就。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祥林嫂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毁灭的悲剧形象，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祥林嫂带着对死的困惑，象草芥一样离开那个不平的世界时，她不仅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一个句号，同时也为那个世界划了个巨大的问号。 [关键词]祝福，鲁迅，批判主义，封建社会，祥林嫂 一、作家及作品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100多篇。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人格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

用人格心理学理论进行自我分析 人格心理学是对人类心理力量的科学研究,这种心理力量使得人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人格是在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对人、对己、对事的一种态度,它包含两层意思:人生舞台上的各种言行;面具下真实的自我。人格的基本性质包括独特性、稳定性、统和性、和功能性;广义的人格与个性同义,均指人的心理面貌,包括个性倾向性以及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的个性心理特征。狭义的人格指性格和气质,不包括智力。人格理论是人格心理学的核心,一方面它系统地说明或解释了各种心理现象,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框架。所以人格心理学是一门科学,重要的学科,它有利于我们充实和完备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在教育方面,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人格特征因材施教,健全他们的人格。在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个合理使用人才的依据,优化了群体人格特征的合理配置。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人格特征,并选择合适自己的工作。 下面我就根据人格心理学中的一些人格理论去分析自己日常行为,处事的方式分析我自己的人格特征,这对我自己日后更好地工作和学习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首先用物质流派来分析一下自己的气质特征,特质是决定个体行为的基本特性,是人格的有效组成元素,也是测评人格所常用的基本单位。人格特质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在空间上具有普遍性。具有同一特质的人,对不同的情境会做出类似的反应。课上讲到,人的气质类型分为多血质、抑郁质、黏液质和胆汁质。根据对这几种特质类型的了解,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倾向于粘液质类型的,因为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坚持而稳健的辛勤工作者,严格恪守既定的生活秩序和工作制度,主要表现是:态度持重,交际适度,不作空泛的清谈,不常常显露自己的才能,感情丰富,稳重含蓄,能够镇静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有时候显得被动,但大多数时候是主动的,积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做事谨慎,不允许让自己犯多少错误,比较有思想,看待事物以辩证思想,能够比较成熟地处理各种事情。喜欢和平宁静的生活,不太喜欢竞争,虽然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处于与他人竞争状况长时间坚持不懈。气质是个人生来具有的心理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心理背景探析

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中文112班胡逸超 二十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业已声名显 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 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 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 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 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 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 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 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 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强调的是 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 ‘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 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 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在教育部 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 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 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 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 那岂不是更其好？”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 忆文字也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 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 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 的回忆极为相似，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 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里和显克微支。”

写作必备——鲁迅经典名言

写作必备——鲁迅经典名言 001.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002.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003.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004.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 ——《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005.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 ——《谈所谓「大内档案」》一九二七年

006.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007.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008. 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009.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010.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011.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012. 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

从“余裕”论看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艺观

从“余裕”论看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艺观 王向远 《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余裕”论是日本现代文豪夏目漱石文学论中最有特色、最让人感兴趣的一个理论主张。夏目漱石在1907年为作家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冠花》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了“余裕派”和“非余裕派”的小说分类法，倡导所谓“有余裕的小说”。他说:“所谓有余裕的小说，顾名思义，是从容不迫的小说，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是普通平凡的小说。如果借用近来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所谓有所触及和无所触及这两种小说中的无所触及的小说。……有人以为无所触及就不成其为小说，所以我特地划出无所触及的小说这样一个范围，认为无所触及的小说也和有所触及的小说一样具有存在的权利，而且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品茶浇花是余裕，开玩笑是余裕，以绘画雕刻消遣是余裕，钓鱼、唱小曲、看戏、避暑、温泉疗养也都是余裕。只要日俄战争不再打下去，只要世界上不再有很多鲍尔库曼(按;俄国将领)那样的人，就到处都有余裕。所以，以这些余裕做素材写成小说，也是适当的。”夏目漱石还解释说，有余裕的小说也就是“低徊趣味”的小说，这种趣味“是留连忘返、依依不舍的趣味”，“也可以称为‘依依趣味’或‘恋恋趣味’”。他还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没有余裕的小说”:“一言以蔽之，没有余裕的小说指的就是高度紧张的小说，是丝毫不能信步逻弯儿、绕路兜圈儿或闲磨蹭的小说，是没有舒缓的成分，没有轻松因素的小说。”没有余裕的小说当中“出现的都是生死枚关的间题，发生的是人生沉浮的事件。”①夏目漱石的这种“余裕”论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评论家长谷川天溪、大町桂月等人纷纷著文评论。文学史家们认为以夏目漱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有余裕”为特点的，包括铃木三重吉、高滨虚子、伊藤佐千夫、森田草平等柞家在内的“余裕派”。 夏目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及其“余裕论”，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最早译介夏目漱石的是鲁迅先生。从一开始，鲁迅就是着眼于“余裕”来译介夏目漱石的，换言之，鲁迅眼中的漱石是作为“余裕派”的漱石，尽管现在看来“余裕”只是夏目漱石前期的创作主张，并不能概括他的全部创作。1923年，鲁迅在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的《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中，认为夏目漱石“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他还抄引了漱石的《鸡冠花·序》中的一段原文，来说明“有余裕”是夏目漱石“一派的态度”②。鲁迅对漱石的这种评介和周作人1918年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对漱石的评介完全一致。这种以“余裕”为中心的对夏目漱石的译介和评价，长期以来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坛对夏目漱石文学的认识和评价。如谢六逸在1929年发表的《二十年来的日本文学》一文和同年出版的专著《日本文学史》中，均把“余裕”及“低 一37—徊趣味”作为漱石文学的特色;章克标在为自己翻译的《夏目漱石集》所写的译序中，也认为有余裕的低徊趣味“流贯于漱石的全部作品中”③。中国文坛对夏目漱石“余裕”文学的特殊兴趣不仅表现在理论评介上，也鲜明地体现在漱石作品的翻译选题上。从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五十年代，中国的翻译出版的夏目漱石作品几乎都是能够体现“余裕”特色的前期作品，如《我是猫》、《哥儿》、《草枕》等“余裕”特色表现得最突出的《草枕》，就有崔万秋、李君猛、丰子恺等几个译本，其中崔万秋1929年在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译本，次年即被“美丽书店”盗版翻印.并冠以“郭沫若译”的字样。以《草枕》为代表的“余裕”文学如何受中国读者青睐，由此可见一斑。既然各迅所推崇的、中国其他作家和大批读者所欣赏的夏目漱石，是作为“余裕派”的夏目漱石，那么，夏目漱石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

祝福-鲁迅-详细解析

3、文体知识 小说是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典型环境的描写，塑造各种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广泛地、多角度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作品。小说有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4、请你通读全文，理清文章的脉络。说说文章在谋篇布局上有什么特点？这种布局有什么作用？ 序幕祝福景象与鲁四老爷→结局祥林嫂寂然死去→开端祥林嫂初到鲁镇→发展祥林嫂被卖改嫁→高潮祥林嫂再到鲁镇尾声祝福景象和我的感受 倒叙作用：1、设置悬念 2、突出祥林嫂与鲁四老爷的尖锐矛盾，突出反封建的主题。 活动二、合作探究，解决问题。 1、请从肖像、语言、动作等方面谈谈为什么说祥林嫂是最好的女人又是最苦的女人？ 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却不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被迫害、被愚弄、被鄙视的人物，以至被旧社会所吞噬。 （1）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她身上既有共性（勤劳、善良、质朴），又有着自己的个性（顽强、倔强）。所以说她最好的女人。 （2）但是，我们又说她是一个最苦的女人。 肖像描写找眼睛论特点 初到鲁镇——顺着眼——善良、安分 再到鲁镇——顺着眼，眼角带着泪痕——再受打击，内心痛苦 讲阿毛故事——直着眼，瞪着眼——精神有些麻木 捐门槛——分外有神——又有希望 不让祝福——失神——再受打击 行乞——眼珠间或一轮——麻木 问有无灵魂——忽然发光——一丝希望 语言描写找对话论特点 与我对话灵魂有无——封建迷信桎梏下矛盾的心理 对四婶讲阿毛——痛苦、自责 对大家讲阿毛——麻木、空虚 与柳妈的对话——精神重压，陷入恐惧 行动描写? 找行动论特点 反对再嫁——逃、撞 怕被分身——捐（门槛） 怀疑灵魂——问 祥林嫂守寡不成（遭劫被卖）——守家不成（丧夫失子）——守命不成（赎身行乞），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2、鲁四老爷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鲁四老爷是当时农村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政治上迂腐、保守、顽固地维护着旧有的封建制度，反对一切改革与革命。他思想上反动，尊崇理学和孔孟之道，自觉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他为人自私伪善，冷酷无情，他轻视祥林嫂，厌恶祥林嫂是个寡妇，支持她婆家把她抢回；他冷酷地打击失子的祥林嫂，说她“败坏风俗”、“不干不净”；他无情地摧残祥林嫂，祝福时不让她沾手，死后还骂她是“谬种”。他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一个重要人物。 为什么要描写四叔的书房？?

分析鲁迅作品的写作思维

常州大学 期末论文 （2012届） 学生陆小露 学号 12469111 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121 题目分析鲁迅作品的写作思维 _——以《藤野先生》为例校内指导教师李承辉 二○一四年六月

分析鲁迅作品的写作思维 ——以《藤野先生》为例 陆小露 常州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江苏常州 摘要：鲁迅先生的作品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构思技巧，基本上是取材于客观现实生活，然后再通过艺术手法加以渲染，从而使文章的主题深刻立体。《藤野先生》这篇散文，意在讴歌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同时也始终贯穿着爱国主题这一线索。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写作技巧及思维模型，故从立意思维、路径思维、张力思维以及赋形思维这几个方面来分析了解《藤野先生》这部作品的写作思维和精神内涵。 关键词：鲁迅；藤野先生；写作，思维 作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一生中创作了众多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等等，比较著名的有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等。鲁迅作品的特色：一方面具有不同凡响的反抗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对民族国民有着深入的解读和思考；另一方面也具有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气息的风格。他的作品大多蕴含丰富的写作技巧和思维，现以《藤野先生》这篇回忆性散文来看看鲁迅先生的写作思维是如何体现的。 一、立意思维 鲁迅先生创作《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怀念藤野先生，讴歌藤野先生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在鲁迅前往日本学医的那个时期，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大多数日本人应该是瞧不起中国人的，而藤野先生不仅对学生一视同仁，而且可以说藤野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有点偏爱的，他给予了“我”学业上的诸多帮助和鼓励。这点让“我”对藤野先生很是感激，在文章的最后，鲁迅先生也点出：“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这篇散文的立意也体现了“真”、“善”、“美”的价值评估，描写的是真人真事，描写歌颂的是善良高尚的具有人格美的藤野先生。立意也比较高妙多样，通过赞美怀念藤野先生，也交代了鲁迅先生弃医的原因，表达了对中国人精神上生病的深切同情和痛心，也蕴涵着鲁迅先生对中国民众能够早日觉醒的殷切期望[2]。 二、路径思维和张力思维 《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中，不仅有赋形思维的存在，而且也包括了路径思维和张力思维。 1. 路径思维 文章是按照路径思维的过程分析来构架全文的，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地点的变化以及事件的发展来展开全文的。首先，文章的开头先写了“我”对东京的感受——厌烦；然后离开东京，去了仙台学医，在仙台受到学校的照顾；后来又写“我”遇到藤野先生，正面描写了藤野先生这个人以及藤野先生对“我”的关照；接着写了“泄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最后写“我”离开仙台，惜别藤野先生。在日本人的眼中，中国是战败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考试不应该及格，而“我”却通过了，所以他们认为“我”作弊了，是藤野先生漏题给“我”了。因为“我”到日本学医的时候，中国处于清朝统治的没落期，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后，中国在亚洲的称霸地位被日本所取代，中国国力也十分衰弱。这里对学生会干事们对于“我”的诬蔑作了比较简要的背景分析。 当然，文章中也有多处原因分析，比如说“我”敬重藤野先生的原因。因为藤野先生治学严谨，很用心地修改“我”的讲义，就连文法错误也不放过，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藤野先生希望“我”把杰出的医学技术带回中国，起到传播现代医学的作用，这点也说明了藤野先生对于医学的热爱和

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

八十多年来中国对夏目漱石的翻译、评论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107期 夏目漱石(1867 -1916 )，是日本近代文豪，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在中国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夏目漱石作品在中国已有三十三种译本，拥有众多的读者，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漱石文学在现代中国的翻译、评论和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科学的梳理、归纳和总结。 一、20-30年代夏目漱石的译介 对夏目漱石的介绍，以周作人为最早。他在1918年做的《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认为夏日漱石是主张“低徊趣味”和“有余裕的文学”的，井翻译引用了夏目漱石在《高滨虚子(鸡头)序》中的一段话: 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昨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 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小说也。……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着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这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当中，起居之法，种种不同。 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余裕也。或观察之，亦余裕也。或玩味之.亦余裕也。 周作人接着还解释说:“自然派的小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玩赏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的由来。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余裕文学。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为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周作人对夏目漱石的介绍和评论，在中国的漱石译介史上具有深刻影响。他把夏目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特别推崇代表“余裕”倾向的前期创作，这对后来的中国文坛的漱石观的形成，影响很大。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译家们，均把漱石看作是“余裕派”，并集中翻译体现“余裕派”特点的前期作品。这是20 -- 30年代夏目漱石翻译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事实上，漱石的创作，风格多样，思想也比较复杂，他主张“有余裕的文学”的同时，也赞同触及人生的重大问题的文学，只不过是以前人们对“有余裕的文学”重视不够，所以漱石才特别加以强调。 夏目漱石的翻译，以鲁迅为最早。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选译了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小说《挂幅》和《克莱喀先生》。这两篇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前者描写了一个老人因缺钱而忍痛卖掉自己珍藏的挂幅的复杂心理，后者刻画了英国的一个迂腐而又执着的老学究的克莱喀先生的形象。这两个作品并不是夏目漱石的重要作品，但鲁迅的翻译，在中国的漱石的译介中，是开创性的。当时，周氏兄弟在日本文学翻译上密切合作，而且在思想认识上也颇有一致的地方。鲁迅在《作者介绍》中对夏目漱石的看法，与周作人完全相同。鲁迅也认为夏目漱石的创作主张是“低徊趣味”，或称“有余裕的文学”，并且也大段引用了周作人曾引述的《鸡头·序》中的那段话。鲁迅说:“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夏目漱石的著作选集，是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章克标选译的《夏目漱石集》，内收中篇小说《哥儿》、短篇作品《伦敦塔》和《鸡头序》。译本前有章克标写的

鲁迅写朝花夕拾的写作背景

鲁迅写朝花夕拾的写作背景 《朝花夕拾》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朝花夕拾》共收入十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童年之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国初期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被纳入初中课本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可见它对教育事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啊。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尽管生活艰苦，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在北京寓所的东壁下创作的《狗·猫·鼠》《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