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整理国故
08考古班范洁08313028
傅斯年与“整理国故”
摘要：每当人们提起五四时期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时候，首先都会想到胡适、王国维、鲁迅、梁启超等代表性人物，可是单单忘了傅斯年先生，其实傅斯年先生在“整理国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发起到高潮，处处都能看见傅斯年先生活跃的思想。
关键词：傅斯年整理国故胡适思想
Abstract：Every time when people remind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the names which they always first come to mind are Hu Shi, Wang Guowei, Lu Xun, Liang Qichao and so on. But they forget a vital person whose name is Fu Ssu-nien. Actually Fu Ssu-nie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vement. We can easily find Fu’s active thought through the whole movement.
Key W ord: Fu Ssu-nien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Hu Shi Thought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非常杰出前卫的青年，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实际的行动，推动者中国学术界不断前行，傅斯年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傅斯年先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笔者认为要对傅斯年先生在学术界尤其是在“整理国故”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态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应该对傅斯年先生的生平以及所受到的教育文化背景有个全面的、清晰的了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生于1896年3月26日，出身儒学世家，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但是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于1984年得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殁于任所，十年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只有九岁，从此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操持，幸赖傅旭安的众门生照顾，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因此傅斯年虽然出生时代官宦的书香家族，但幼年时期，过得还是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够比较深刻的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在一次与何兹全先生的闲谈中，何问傅先生怎么懂得这么多的人情世故，傅斯年先生回答：“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10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在这七八年里，每天白天去学校，晚上则由祖父傅淦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要求都很严格，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努力勤奋，在11岁得时候就能通读“十三经”了。在这期间，他所受的关于中国古典经史方面的训练扎实深刻，从后来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见其坚实的古典经史的影子。
1908年的冬天，傅斯年13岁，跟随父亲的学生吴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四年，于1913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大本科国学门，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这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师从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章太炎，章得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
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以前读的是古书，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四年，据毛子水评论说“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但是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且聘请了思想开放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代北大任教，傅斯年经过与这些新来的带有新思想的人的交流与交往，逐渐被他们重视逻辑、讲求方法的治学风格所吸引，于是接受新说，尽弃旧学。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带有前卫思想的《新潮》月刊，并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勇为新学术的先锋。后来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1在此期间，傅斯年“获得了优质的人文教育，投入新文化的激流，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风云人物”。2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选修心理及生理，兼修数学、物理学、化学。1923年秋，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修心理学、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1926年冬天回国。其在英国、德国的这大约七年中，学习的涉及面是比较宽泛的，而且多属于自然学科，没有历史学，但是从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上来评价，就知道留学对于他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史资料的整理是有好处的，他所学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罗家伦所说的：“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
‘成一家言’”。3这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它具备了西方自然科学背景，饱尝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蕴，再加上北京大学的国学熏陶，使得傅斯年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优秀学者。
回国后，傅斯年立即厉行于自己的学术信念。先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国文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并未学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诗经》、《尚书》等课程。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又说:“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
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至1950逝世，终身未曾离职。在此期间，他领导的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本人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也备受瞩目。
2、“整理国故”与傅斯年的贡献
作为一场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曾经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民国知识界异常兴盛，究其缘由，大致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所促生的，并且在这三面的原因中，傅斯年先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4年04版
2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序言6
首先是新史料的发现。傅斯年曾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4而20世纪恰是新史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傅斯年回国后带领语史所和史语所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引导下，史语所大规模展开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这尤其表现在收购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发掘上。
1922年，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竟将所藏明清大内档案8000余袋，总计15万多斤，以4000元的价格售予北京同懋增纸店，作纸浆之用，以致酿成轰动一时的“八千麻袋”事件。罗振玉闻讯后，随即以3
倍价格即1.2万元回购收藏，并从中整理印出《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氏将这批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售与李盛铎。至1927年，李氏渐觉庋藏困难，又欲出售给日本人。马衡得知此事后，坚决予以阻止，并且致函傅斯年，商情其所在中大史语所购买。然而中大限于财力，亦无法筹集足够款项。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为此特意致函蔡元培，商请大学院购置。在该函中，傅斯年向蔡氏介绍说：“其中无尽宝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中也。……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该年12月，大学院终以1.8
万元收购了这批档案，转交史语所收藏整理。随后，史语所以历史组为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这批档案。至1949年，已整理出《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四十册，并以此校勘《明实录》之脱漏讹误，此举轰动一时。
而殷墟考古发掘，是史语所成立之后，倾注心血与力量最多收获也最丰厚的项目。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先后在殷墟开展了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计25000片，以及古器物169万件。这不仅彻底证实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而且还为古史学和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切入点，并由此把丰富但散漫的史前遗存组织起来，排出顺序。
其次是新方法的运用，开阔了“整理国故”的视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也是推动“整理国故”运动兴盛的重要原因。这尤指在语音学研究方面广泛运用的比较语言学和试验语音学等方法。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在音韵学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久以后，《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是将比较语言学方法付诸实践的例子。此后，傅斯年再为史语所命名的时候并使将比较语言学提到了与历史学并重的地位。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与“外人争胜”。有些人剖析说：“整理国故这面旗帜显然是在民族情绪鼓舞下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激发，就无动力可言。”5的确，任何一项运动的兴起，外因只是促成因子，而内因则是其发生的主要动力与根本原因。“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与受到国外汉学的刺激密切相关，由此产生的民族好胜心理与爱国情怀是推动此项运动兴盛十年的的根本动力。最为“整理国故”主要的发起者得胡适曾在1922年1月所撰《<章实斋年谱>自序》中坦言：“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6次
4岳玉玺等编《傅斯年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5页。
年8月，他还对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说“：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7其实在胡适身上把“与外国争胜”表现的很含蓄，那么在傅斯年身上，这种心态无疑是表现的淋漓尽致了。早在1920年留英期间，傅斯年就“冀本国学术他年可以独立，一湔今日就学国外之耻”。1928年，当他开始着手筹备史语所之际，更是踌躇满志地向胡适介绍说：“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业已筹备，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在不久后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也解释说：“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最后，他甚至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关于傅氏这篇《旨趣》，李济后来曾明确阐释说：“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8至于傅斯年之所以知道李济，也正是因为看到他与外籍学者史禄国商榷的一篇文章。1928年10月，傅氏给清华大学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写信说：“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而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后，也随即向傅斯年吐露心声：目前同外国人作事，“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9在这种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尊情节的驱使下，无论是国学门、史语所还是“古史辨派”等，几乎都参与“整理国故运动”中来。
在以上主要的三方面原因的推动下，“整理国故”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开来。
以往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说成是胡适发起的，例如复旦大学朱文华教授在他的《评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指出“‘整理国故’的问题最早是胡适在1919年<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10。诚然，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笔者看到的材料来看，并不认为是他首先提出并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新文学阵营较早注意到国故问题的是新潮社。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号在介绍和鼓吹世界新潮的同时，就有对“国故”及国故研究的评价。在第1卷第4号上，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比起后来胡适、梁启超为青年开国学书目要早上四年。文章末尾，傅斯年指出，“中国学问不论哪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他把“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是为应做的事业。11当时傅斯年为《新潮》的创刊人，故笔者认为“整理国故”这项运动的开端，傅斯年有着非常大的贡献。
l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号上,毛子水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文中,尽管在总体上对国故的评价偏低,但还是认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438页。
8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9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
10朱文华《评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江淮论坛1989年04期
11 秦弓《“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文学评论2001年06期
“一国的学术史和一国民族的历史,无论重要不重要,在世界学术上,总算占了一
个位置;所以我们便可以去研究它。”通过研究,“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狠发达的缘故,我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傅斯年在编后语首先肯定了该文章得观点，并对毛子水的过分贬低民族传统有所修正,认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因而“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国故的整理与发现,将给世界学术增光添彩亦未可知。但他认为研究国故与输入新知,二者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并且着重指出当时的“研究国故”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而要想正确研究国故，就“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去“整理国故”，而这“并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傅斯年《附识》里的观点不仅是首先完整提出了“整理国故”这个概念，而且推动了此项运动的发生。这就是“整理国故”的由来。
此次运动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一是是否有必要在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开展大规模的“整理国故”运动;二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国故,是现代的科学方法还是传统朴学的家法;三是“整理国故”是否应该存有民族主义的历史态度,即“同情的理解”,以及这种研究与民族主义有无关系;四是研究的材料如何扩充,是否应该包括对地下文物的挖掘利用和对外来材料的搜集利用。
第一个问题用“整理国故”运动发起的原因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了。
关于后三个问题，因为多种文化派别的思想不同，对待古代材料的态度不同，其研究方法则不同，没有统一的步伐。在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大致可分为泥古、疑古、释古三派。
泥古学派指的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一些学者因循守旧，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如刘师培、黄侃等，基本承袭传统，少有对西学的借鉴，以朴学功底见长，而个性化的创新不够，由他们主编的《国故》月刊甚至在形式上也恪守旧例，文字竖排，有的通篇都没有标点。从傅斯年在《新潮》第1卷第l号上对后来列名为《国故》特别编辑的马叙伦的《庄子札记》的批评中,“泥古派”的弊病即可见一斑,“故训”之弊有：(一)抄录成说,而不附以解证；(二)解证不见条理与新见；(三)驳某说时,没有独立而明确的根据;；(四)语涉博物时,只有异名罗列,而不说到底为何物；(五)谈及地理,则放之荡之。“玄谭”则满篇玄旨,失之笼统。同时傅斯年认为“追慕国故”愚不可及，本着一切以古义为断的“大国故主义”行下去，在社会上是很危险的。由于国故派在新文化背景下显得势单力薄,未能成什么气候,对社会也就没有什么危险可言,但态度与方法的双重保守却严重限制了其自身的国学建树。
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里就不多做累述！
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释古学派，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怀疑精神，事实上，他们在运用西方科学方法阐释中国学术问题时，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对传统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质疑，只是他们不主张胡适那种立论的方式、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如果说疑古派敢于辨伪，不惮与破坏旧有的规则，那么释古派则更倾向于证实，乐于创造性的劳作填补学术空白。
傅斯年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直接推动者，表现出与泥古学派对待“国故”的不同立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章太炎派的反对以及后来对所谓“国粹”
“国故”“国学”的批判都是两个层面的,一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提出异议,二是反对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立场。他有著名的“古史重建”的见解，努力地从古史辨派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能适应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订文献是也许出错，但并不是意味着故意“伪造”。王汎森在关于傅斯年的书中写道：“是顾颉刚将古史旧的大厦推到，确实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古史”，走出疑古思潮，重建古史，并不等于是重新恢复传统的古史观，傅斯年所重构的古史图像与传统的大相径庭。傅斯年在重新拯救古史中，最为学术领袖，曾在历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当有意义的举措和述评。还有就是傅斯年通过现代的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很少有人把中国辉煌的考古发掘和傅斯年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联系在一起，也很少有人提到后来几乎所有考古界的头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训练出来的。当年傅斯年选派专业考古学家李济代替古文字学家董作宾进行安阳殷墟的发掘，不仅证实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证实了殷商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同时驳斥了这段时间比较风靡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观点，并且以“夷夏东西说”重建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提出了八对十六类史料对勘互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惊异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可以说，这是傅斯年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之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这一传统整理史料的方法。此外，他还提出了借用自然科学诸学科方法研究历史的一些见解。这些都是傅斯年对于重建上古史和形成新的史学观的重要贡献。
在傅斯年“整理国故”以及对史学方法的反思中，逐渐形成了被后来人称为“科学史学派”，12原因是：第一,傅斯年自己就主张要按照近代科学的理论模式创立“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同论”的历史学,称自己从事的史学研究为科学史学,主张把自然科学的一切方法、理论都应用在历史学研究中;第二,他们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也确实尽可能地按照这一宗旨去做,如努力搜寻第一手资料,
建立较为科学的史料互证方法,开展考古学工作,利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从事历史上地下、地上资料的探测和实验,较之以往的史学派别,应用了许多自然科学手段。如在考古发掘、方言的调查与音韵学的研究上还采用了近代的科学仪器,等等;第三,从史学发展史角度看,历史上任何一个史学派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都是相对的,自己标榜“科学”的,并不一定科学,更何况历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不可能完全像自然科学一样。由此可见，他是在批判传统史学、吸收近代西方的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在如何对待国故的问题上，傅斯年认为要以更加科学，更加系统的方法对学术材料进行整理研究，使之成为系统，保存下来，对传统进行重新评估，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而不是一味的夸大国故的价值，对其顶礼膜拜。
除了对传统进行抨击之外，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批判精神也很强烈，在《新潮》上主要便现在对书刊的批评文章，一类是故书新评，另一类是书报评论。对于故书新评，他认为首先是强调新学旧知并重，同时古书没有系统与清晰的眉目，读起来很费劲，因此要借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古书的方法。至于书报评论方面，则是要以平等眼光和重视态度对待。他曾评价王国维、马叙伦和蒋维乔三个人的书，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评价极高，认为“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
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又“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浏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为文，时有达旨”，且具有世界眼光云云，可见王国维在当时是能以新方法治学而受推崇之学者，比起马叙伦、蒋维乔等人的著作被评为一文不值，真有天壤之别。13
傅斯年不仅对文献材料很重视，希望可以将其整理出清晰地条理来，同时认为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也是很重要的，如上面提到的组织殷墟发掘，除此之外还有山东城子崖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他曾经说过：“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并且认为“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他认为考古材料在重建中国古史方面不可或缺，并且认为新史料就是考古学。
在傅斯年出任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22年间，他将自己先进的史学理论和卓越的学识始终贯彻在平时的工作和做研究上。他领导的史语所为“整理国故”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期间形成的许多专著都是传世之作，如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严耕望的《两汉太守刺史表》等。14傅斯年在五四时期以及“整理国故”中，始终站在维护纯学术的立场上，坚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应当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整理国故，力图摆脱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将传统文化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研究。再次显示了其个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特的思维模式，在推动着中国学术界的前进方面有着很大贡献。胡适称傅斯年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陈寅恪曾以“天下英雄独使君”的诗句相赠，罗家伦认为他代表了“天地间一种混茫好汉的元气”，毛子水则对他罕见的“大公至正的心胸”尤为佩服。
13傅斯年. 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马叙伦之庄子札记,蒋维乔之伦理学讲义[J],新潮,1919,(1):131-1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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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M]，中华书局1985年，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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