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与科学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与科学

2012年08月20日来源：《南方周末》作者：刘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那是一个崇尚科学与进步的国度，也是科学与宗教的矛盾、科学与人文的冲突逐渐激化的时代。当时，文坛群星荟萃，科学与人文的张力在文学作品中时有流露。2012年2月7日，适逢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巨匠狄更斯诞辰200周年，正当世人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文豪之际，格拉斯哥大学的詹金斯（Alice Jenkins）在2月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著文，专门论述狄更斯及其作品与科学的关系。

图：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街景。

《艰难时世》的背景是英国的一个工业市镇，主人公葛莱恩是一位退休商人兼议员，也是功利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企图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塑造子女：姐弟俩还在学步时就被送进学堂，终日与枯燥的数字打交道，他们的书柜中整齐地排列着贴上标签的贝类和矿物标本，但是没有童话和歌谣。俩人的结局都很凄惨，悲愤的女儿对葛莱恩说：“你的哲学和教育都救不了我。”值得玩味的是，葛莱恩太太在临终前告诉女儿：“你父亲肯定错失或遗忘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与科学无关。”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出身卑微的教师海德斯通，恪守教条，从装扮到举止都像个机器匠，可以准确但无感情地演奏大风琴，脑中储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历史、地理、政治、音乐、自然史、天文、物理、初等数学，可以像批发商满足不同小贩的需要一样，随时把货物派送给不同的对象。按说这是一位难得的博学多识的好教师，然而在书中却是名罪犯。

不要就此认为狄更斯是一位当下语境中的反科学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使科学的想象力与人的敬畏之心并行不悖，才能带来道德的力量以造福社会。他并非反对科学本身，而是不喜欢机械还原论将复杂的社会化约成单调的秩序，从而抹杀人类想象的空间。他在评论亨特（Robert Hunt）的《科学之诗》时写道：“科学让我们摆脱迷信”；“让我们凝思更好更美的事物——准确地讲，那些更能提升我们的灵魂，使其更加崇高和更能激发我们想象的翅膀飞翔的事物”。

图：狄更斯

1850年狄更斯开始编辑《家常话》杂志，创刊一年后发行量就达到四万份，这份24页的周刊包括三部分，其中之一就是科学。他还邀请具有物理学背景的珀西瓦尔·李（Percival Leigh）执笔，将法拉第著名的“圣诞演讲”改编成家庭喜剧一样的短篇在刊物上连载。从1859年起他又开始编辑《四季》，并在上面发表自己对达尔文刚出版的《物种起源》的评论；虽然他并不全部接受达尔文的理论，但称其内容广泛，并在评论中大量引述原书。达尔文本人则是一个狄更斯迷，阅读其书不知疲倦。

狄更斯的科学家粉丝还有生物学家欧文和数学家巴贝奇。欧文本是比较解剖学家，后来投身于古生物学研究，“恐龙”（dinosaur）一词就是由他发明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一个生物标本制作者，从面貌、装束到举止都摹写欧文，后者读到后也忍俊不禁。巴贝奇则是现代计算机的先驱，然而他的发明一直得不到科学界和社会的公认，《小杜丽》中的发明家多斯的原型，就是这位在官僚体制面前处处碰壁的巴贝奇。

狄更斯还热衷于梦的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学者开始对这一题材感兴趣，作家们常聚在一起交流自己的梦境，企图找到合适的解释。当时社会上同时存在着两种有关梦的研究趋向：一种是心理学的，另一种则是通灵术的；许多名人都倾心于后者，比如那位几乎与达尔文同时发现生物进化规律的华莱士。狄更斯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础上的研究纲领，这是在弗洛伊德的工作出现之前。纽约技术学院的伯纳德（Catherine Bernard）对《荒凉山庄》中女主人公埃瑟的几个梦作了仔细的研究，认为这是狄更斯将有关梦的心理分析的设想付诸文学创作的实践。

《荒凉山庄》中还有一段“尸体自燃”的情节，被科学作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批评为没有科学根据的杜撰，狄更斯在回应中一面坚称有过类似案例的报告，一面又说自己对所熟悉的事物作了“刻意的浪漫描述”。正如詹金斯在其发表在《自然》上的文章结尾时指出的那样：“对于狄更斯来说，如果科学能够被驯化，它就是引人入胜的，具有道德意义，它可以成为古老童话的更新版，一种讲述这个世界的充满诗意和魔力故事的方式。可是科学一旦与好故事发生冲突，他就宁可烧掉它。”

科学对维多利亚时代造成的最大震撼，莫过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一事实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强烈的反映。1983年，剑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毕尔（Gillian Beer）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达尔文的密谋》（Darwin’s Plots），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进化论对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等维多利亚作家的影响。她认为，在维多利亚时代存在着一种共识，使得“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能够自由而迅速地”交换思想、隐喻和叙事模式。仿照毕尔的思路，美国学者莱文（George Levine）1988年出版的《达尔文与小说家们》（Darwin and the Novelists），则讨论了狄更斯、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英语作家与进化论的关系。在莱文看来，维多利亚小说不过是维多利亚科学的“文化孪生子”（cultural twin）：维多利亚科学思想的要素——真理、超然和自我克制，在维多利亚作家的伟大美学思想中都有回应。

图：达尔文

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以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人生，内中塑造了大约150个人物，并将他们安排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再现了一个完整的英国乡村社会结构。当写到最精彩的一幕，即吝啬的富翁费瑟尔斯通临终前，心怀鬼胎的各路亲朋聚会一堂时，作者突然联想到诺亚方舟，插进一段意味深长的旁白：“当动物们成双成对地进入方舟时，可以想象得出来它们在议论着什么；这么多种动物共用那有限的草料显然是僧多粥少，每种动物所得的份额肯定会减少。”

哈代的《塔楼上的两个人》，大部分内容为一对男女的对话，情景是在塔楼上探索太空，话题则屡屡涉及科学。哈代在该书出版13年后写的再版序中说：“这个小小的浪漫故事来自作者的一个愿望，试图通过两个渺小生命面对宏大星际世界的对话来建立他们的感情史，从而向读者传递一个具有鲜明对比意义的观念：微小的可能成为伟大的，就像人类一样。”他的《无名的裘德》则讲述聪明好学的农村孤儿裘德的一生，他的悲惨遭遇是无法适应时代与

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最富战斗精神的自然科学家是托马斯·赫胥黎，他也是一位科普作品的写作高手。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关于进化论的辩论早已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英伦大儒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还打过一场恶仗。阿诺德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在1867年发表告别牛津教席的演讲《文化及其敌人》，1869年出版了措辞尖锐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在此书与他在牛津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中，阿诺德都表现了对古典人文传统日渐式微的忧虑，并激烈地批评功利主义影响下的教育改革。赫胥黎则站在科学进步论的立场上予以反驳，双方争论的焦点事关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斯诺1959年发表《两种文化》演讲前有关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最高水平论战。

达尔文的后辈校友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通晓多门自然科学知识，精于观察和逻辑推理，他的助手华生则是实验与分析的高手。科学深入维多利亚时代普通民众的生活，这可以算一个佳例。道尔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一面开业从医，一面开始写小说，1887年出版《血字的研究》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1893年写《最后一案》时，他已感到疲倦，于是让福尔摩斯殉职了。结果引起读者的强烈不满，他只好继续写下去，一生共写了120部小说，其中一半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作者经常强调福尔摩斯的化学、地质学、解剖学、植物学知识对于破案的作用，并屡屡通过助手华生之口，说明逻辑推理的力量，宣传福尔摩斯不同于苏格兰场警员的是“科学探案”。

值得注意的是，比道尔稍迟，英国又出了一位叫做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的学者型作家，他也是著名的时评作者与罗马天主教义的卫道士。切斯特顿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福尔摩斯的侦探形象，名叫布朗神父。切斯特顿的系列作品只有少数短篇被译为中文，它们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强调心理分析与灵感，与福尔摩斯注重物证和推理完全相反。切斯特顿的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后同样流行，科学与人文的分立和制衡，由此也可窥其一斑。

图：威尔斯

威尔斯是赫胥黎的学生，早年学习生物学，后来成为科幻小说的鼻祖，虽然之前玛丽·雪莱与法国的儒勒·凡尔纳等人也尝试过这种文学形式。今天我们读到的形形色色的科幻小说，或看过的根据前者改编的科幻大片，除了人类与机器人的战争或友谊之外，其他基本元素都可在威尔斯的作品中寻到踪影。如《时间机器》中的时空超越，《莫洛博士岛》中的人兽杂交体，《隐身人》中利用自己的发明危害社会的科学家，《神食》中的生物工程和思想控制，《星球大战》中与外星文明的接触，《最早登上月球的人》中的星际旅行等。

威尔斯也是改良派的温和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他的作品往往蕴涵着严肃的伦理色彩和社会批判意义，1899年发表的《当睡者醒来时》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前驱，他的晚辈好友奥尔德斯·赫胥黎（老赫胥黎之孙）后来创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以上提到的威尔斯的多数作品，发表时维多利亚女王仍然健在，作为谈资放在这里无妨。其实威尔斯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主流已有相当大的距离，《当睡者醒来时》这样一类的作品问世之际，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