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与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与场域

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

者的注意。

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一般认为，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布尔迪厄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在1990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 提出了他最关心的理论问题：在人为地分裂社会科学的对立之中，最根本也是最要命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只选上述两元对立的其一。为了化解上述两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并且用场域和惯习来解释实践。

场域的概念与特征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这样定义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其次, 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

布尔迪厄喜欢用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阐释传媒权力的运作。如果说传媒与政治、经济等诸权力构成了的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权力场，那么，社会行动者个体进入这个权力场就可视为微观意义上的建构。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权力构成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为传播场”。传播场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有相似之处，但范围要更为广泛。当一个人进入传播场是，就同时进入了与场项链的前提预设。（场域在传媒领域的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非常擅长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问题，他认为“一个场就是一

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

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新闻场是

在十九世纪两类报纸的对立中构成的：一类优先提供“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佳的“轰动性的”消息，另一类则发书摘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的价值。

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对立的场所。新闻场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但是，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比科学场、艺术场甚

至司法场更会受制于市场商业逻辑的裁决与考验。新闻场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开始通过各

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对不同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构成威胁。正是从这一角度，布尔迪厄分析了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怎样从民主的非凡工具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的。

一、隐形的媒介审查。布尔迪厄认为电视自身的传播机制与广告、政府补贴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审查”，这种审查是匿名与无形的，但是它却形成一种无法改变的规范与机制，使电视传播的主体性丧失，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

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

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2]这种“象征暴力”之所以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是因为它以一种隐形的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媒介化的社会生活变

得自然而然。这正是其特别有害之处。

二、新闻场的场域支配作用。布尔迪厄认为，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新闻场，也成为记者的最后的判断标准。通过收视（听）率，经济逻辑置入文化生产之中，由此形成收视率的经济逻辑。因此，新闻场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

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和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

化生产场。同时，由于新闻场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新闻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转变，“当利润、收视率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引向犯罪、暴力、灾难和名人新闻时，这种新闻就会泛滥”。[3]人们由此处于两种状况之中，一方面要搞先锋数学、先锋诗

歌等等，一方面又要把这些东西传给大众，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而电视将这一矛盾推向了极

限。

三、通俗化的力量。布尔迪厄分析认为，法国五十年代的电视主要通过垄断给受众强加有品

位的文化追求的产品，如资料片、古典作品改编和文化讨论会等节目形式，来培育公众的文

化品位；九十年代，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则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

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段，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暴光等等，往往很过分，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人们为了一时露脸，都热衷于参与电视游戏，那

怕只是作为普通观众）。“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公众，

就越要磨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性的内容。一家报纸越扩大它的发行量，就越倾向于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4]这种情况在英国大众传播中也曾出现，并引发

相当广泛的争论。其中，“最普遍的非议是认为电视节目的制作因过于注重吸引观众而降低了公众的欣赏水平。它缺乏多样性和独创性，求稳不冒险，不愿尝试富于挑战性、要求较高甚至令人不快的主题和题材”。[5]我们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推崇其传播文化的品位，这就

是由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特别是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标准和信念所组成的一种文化环境。尽管这些节目中夹杂了不少吸引下层的体育、流行音乐和娱乐内容，但它所提供的节目方式、场景和表演形式却地地道道刻着中上层有闲阶级的印记。[6] 而英国商业广播为了拓展大众媒介消费，在重新界定了传播的大众品味，甚至为其传播的目标受众虚构了一个人物形象——多琳，她有个丈夫，她关注的事情不多，尽管并不蠢，但听收音机时总是心不在焉。她被假定对外部世界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除非它们对其超级市场的供应发生影响。为了迎合这一

“人物”，广播的内容不仅有所不同，就是其传播形式也是不同的。[7] 在布尔迪厄看来，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视象征力量的不断增强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轰动、奇特、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致使形成了某种新闻观。这种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的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因为这种电视新闻报道的总是那些能激起普通人好奇心，不需要具备任何特别的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就能理解的东西。作为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布尔迪厄对商业化新闻场的现状与前途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

布尔迪厄认为，在新闻场商业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记者” 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生产者，他们并不仅仅从工作中得到谋生手段，而是拥有对其他专业场施加影响的权力。这些“知识分子记者” 处于新闻场与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的位置，他们利用其双重身份来回避两个领域各自的特殊要求，并把在其中一个领域内或多或少已经获得的权力来到另一个领域，“知识分子记者”因此可以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妙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的自发倾向，从而对文化产品生产施加间接而长期的影响。[8]在具体的媒介操作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与专家在进行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专家们可以随时听从召唤，扮演角色，回答一切问题，注意以明确而又闪光的言辞阐述简单的观点，避免陷入过分复杂的学问之中。专家以此来获得媒介知名度，积累出一种“文化资本”，从而得到圈里圈外的各种利益。同时，布尔迪厄还敏锐地观察到，“反智性主义” 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 ，得以靠媒介生存。

由此，新闻业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传媒的力量”，亦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

科学领域。与此同时，新闻场也就为新闻记者组构了一个新的活动场域，“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

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教育）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9] 布尔迪厄并非赞扬这种文化力量，而是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新闻场域之中新闻记者的身份与作用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一些制作新闻，采写报道的默默无闻的小记者，他们越来越具有批判精神，因为他们经受了职业的市场逻辑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一个个都被用来做一些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事情。职业的压力与当初受到新闻教育所树立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早地发现干电视这一行所经受的可怕的压力，尤其是与收视率等因素有关的种种束缚。“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早饭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10] 在电视这个领域，人们感觉到，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有时甚至闪烁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知识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

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批判基于其整体化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还是努力地为大众传媒的未来发展开出一剂救助“良方”。实际上，布尔迪厄并不赞同某些人一味留恋昔日

那种教育人的、家长式的电视，因为他认为这种电视与民粹派的自发主义和怂恿蛊惑的手段一样，与大众的趣味，与真正民主地利用大规模的传播工具，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怎样才能表现“大众的趣味” 并真正民主地利用传播工具呢？布尔迪厄鼓励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收视率，是市场、经济的制裁，亦即外部的、

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而在文化领域屈服于这一营销工具的苛求要求，恰正等于在政治领域受制于以民意测验为指导的蛊惑民众术。受制于收视率的电视有助于向假设为自由、清醒的消费者施加市场的压力，消费者们并不像那些犬儒派的鼓惑民众分子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拥有表达清醒合理的集体观点，表达公理的民主手段。具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和负有为被统治者利益讲话责任的组织远远没有清醒地思考这一问题”。[11]可见，布尔迪厄希望的

还是受众群体自身政治素质的提高。而对于大众如何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 ，布尔迪厄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方法。对于新闻场自身的问题，布尔迪厄认为，为了使新闻场的自主性免受威胁，同时抵抗社会的时髦要求，可以有两种策略：要么坚决划分各个场域的界限，设法恢复受到新闻界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入侵威胁的场界，要么走出象牙塔（左拉开创的模式），去推行当初进入象牙塔时所产生的价值标准，利用各专业场内、场外以及新闻场内一

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想方设法把靠自主性而获得的成就和战斗成果强加给外界。[12]我们注意到，布尔迪厄所提出的两种策略依靠的是各个场域的重新划定或者某种原有价值的强调与传播，那么，谁是其中的施行主体？他要宣扬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他又怎样实行呢？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布尔迪厄同样没有给出具体方法。实际上，在如今各种场域更加紧密地相互交融与叙事主体更加体制化的语境中，布尔迪厄所给出的两种策略似乎又绝难实现。因此，布尔迪厄的新闻场域分析受到西方学界不少批评，认为他的批判方法过于经验主义。[13]实质上，这一难题不仅是布尔迪厄的困惑，也是整个大众传播与社会文化实践的矛盾所在。

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背景重现 布迪厄出生在法国南部偏远的山区小村，父亲是个乡村邮递员，以后进入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 巴黎高师，求学期间，他在哲学上出类拔萃，同时他的政治意识也明显成长起来。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他站在左派知识分子这边抨击法国殖民政策。布迪厄与那些出身富有。有文化优越感的精英子弟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未认同精英政治论和唯智主义传统。 大学毕业后，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和殖民战争可怕的现实，这是布迪厄从哲学进入社会学的转折点。就个人经历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地唤起他关怀现实，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的政治冲动。希望用科学研究揭示社会困难的来龙去脉，以自主性的学术批判介入社会。 从知识层面而言，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是在法国战后学术领域展开的。考察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必然要与这一特定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布迪厄的学徒时期正值法国知识盛行存在主义学说的50 年代。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接受了历史理性主义思想，并沉浸在现象学中，此后结构主义理论登上思想舞台，对布迪厄最初的理论积累和研究道路的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结构主义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学科--- 社会学提供了走出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考察使得布迪厄越来越怀疑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可靠性。结构主义如何揭示实践者的生成性活动？由此布迪厄开始抛弃结构主义的“规则”而选择了潜意识的“策略”概念。 布迪厄曾多次说自己的工作是“哲学的田野工作”，意思是指结合经验调查和理论建构的“参与性社会学”研究。排斥经验研究的哲学冥想，掩盖和自然化了社会及知识长于的等级区域。脱离社会实际的流动和丰富的事实；而实证研究则陷入唯方法而方法的琐屑材料中，同样不能透彻地揭露社会世界的隐秘神话。在他长达40余年的研究中迎接了跨学科，多方位的挑战。布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大师逝去，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文告，称他为最具才华的知识分子之一，继涂尔干和韦伯之后使社会学出现新的改观，向众人指出"文化的时代并非经济的时代"。左派总理若斯潘则说布迪厄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领头人物，他个人完成了思想和行动的辩证统一。在同行之中，大家普遍承认他对社会学的贡献和他一代宗师的地位，但也有人认为只有60、70年代教书时的布迪厄是可取的，后来他过多卷入政治活动，故而此后的著作根本不能称为社会学，而纯属"宣传鼓动"。 二、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总体而言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考夫卡认为，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可用图1为例。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视错觉。不论观察者对该图观看多长时间，线条似乎都是向内盘旋直到中心。这种螺旋效应是观察者的知觉产物，属于心理场。然而，如果观察者从A点开始，随着曲线前进360度，就又会回运到A；螺旋线原来都是圆周，这就是物理场。 由此可见，心理场与物理场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但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却是两者结合而成的心物场，同样一把老式椅子，年迈的母亲视作珍品，它蕴含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而在时髦的儿子眼里，如同一堆破烂，它蕴含着在女友面前陷于尴尬处境的危机。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这两极的每一部分各有它自己的组织（organization）。这种组织说明，自我不是欲望、态度、志向、需求等等的束捆，环境也不是各种感觉的镶嵌。 环境又可以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个方面。地理环境就是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意想中的环境。在考夫卡看来，行为产生于行为的环境，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为此，他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 那么，该男子的行为发生于何种环境之中呢？ 考夫卡认为，在他骑马过湖时，地理环境毫无疑问是湖泊，而他的行为环境则是冰天雪地的平原。倘若那个男子事先知道他要途经一个大湖，则他的行为环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因为他当时的行为环境是坚硬的平地，才在闻及他骑马穿过湖泊时大惊毙命。所以，在考夫卡看来，行为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但是，行为环境在受地理环境调节的同时，以自我为核心的心理场也在运作着，它表明有机体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由自我一行为环境－地理环境等进行动力交互作用的场。 例如，一个动物受到某一障碍物的阻挡（地理环境），无法获得置于障碍物后面的食物（行为环境），在这样一种心物场中，自我的张力是明显的。当顿悟使这个场获得重新组织时，也即当动物发现它可以绕过障碍物时，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问题的解决使动物得到食物，同时清除了这一心物场中的张力。这里，一个重要的内涵在于：动物在产生一个真正的心理问题之前，必须意识到这一问题情境的所有因素。如果动物不知道障碍物后面有食物，即没有行为环境，问题就不会存在，因为产生不了心物场

艺术场的法则——以布尔迪厄的角度观察艺术

艺术场的法则——以布尔迪厄的角度观察艺术 发表时间：2012-07-09T11:36:52.450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年5月（下）供稿作者：陈雪春 [导读] 针对艺术经验的不可言传，布尔迪厄提出了客观研究艺术的方法，给出了艺术的规则。 陈雪春（北京市文物公司，北京 100000）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5-0126-02 摘要：针对艺术经验的不可言传，布尔迪厄提出了客观研究艺术的方法，给出了艺术的规则。尽管布尔迪厄反对教条主义，但他还是用游戏场这个意象类比了艺术场的斗争与变化，总体来说，布尔迪厄的研究方法更外部一点，更政治经济学一点，毕竟，他给出了艺术生产的运营模式。 关键词：布尔迪厄；艺术；游戏场 当上帝在二十世纪后期带走一大批的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走入了所谓后现代的统治时代。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都被解构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理论，只有存在的各个思潮的斗争才使得历史有了时间性。新理论的提出是对旧的理论的反抗和斗争，但先锋的理论也必将成为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理论，这是时间的老化过程的必然。因此，从整个历史来看，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斗争成为社会思潮的又一次推动历史发展的例证。那么如此说来就无所谓有无意义了，我们可以把解构主义、“后现代”看做是哗众取宠的思潮吗？当然这肯定会被当头棒喝的，或许应该有这么一丝味道，就算我“大不敬”了。从柏拉图到现在，关于艺术经验是否可以被言传身教的讨论可谓生生不息，至死不方休，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写到“我只是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么多的批评家、那么多艺术家、那么哲学家如此殷勤的信奉艺术品的经验是不可言喻的，而且根本逃避理性认识；为什么他们如此急不可耐的不经斗争就承认知识的失败；他们想要贬低理性认识的如此强烈的需要，他们承认艺术品的不可简化、或用更确切的话说它的超验性的这种狂热，是从那里来的”。[1]布尔迪厄显然是推崇科学的分析艺术的各个方面的，我所指的各方面如其所谈论的艺术场的各个方面，布尔迪厄始终坚信不仅艺术，即使整个社会空间“通过它们运行的历史法则的社会炼金术，最终从特定情感与利益通常残酷的对抗中，抽取普遍性的升华了的本质；而且它提供了一种更真实的最终更有保证的观念，因为这是一种不那么超凡入圣的观念，这来自人类成果的最高征服”。[2]尽管布尔迪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划分，尽管他想突破二元对立的模式研究社会包括文化科学，尽管他反对教条主义的研究程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布尔迪厄社会场、权力场、文化场等以及习性、资本等概念的提出以及用游戏模式说明其理论的过程，正如布尔迪厄自己所认为的“我们的确可以小心的把一个场比作一场游戏，虽然，场，不像游戏，不是创造性的故意为之的产物，但他却遵循规则，或者比之更好的规律性”[3]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布尔迪厄这个类比用来说明艺术品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整个过程，虽然表面看起来是艺术学的外部研究，但是确实给出我们在社会中认识艺术生产的规律性。 理解布尔迪厄艺术场首先要对场的特征有所了解。场域是关系性的空间，从艺术场的整体上看，它处于社会权力场的亚场空间内，因此，和其他亚场的关系属于在社会场中的空间占位，各个亚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的社会场。从内部来看，艺术场空间里的每一个位置，每一个位置的配置有结构上的类似，但每个位置都由其他的位置决定，这种位置包括每一个符号工作者，国家文化艺术领导人、画家、艺术家、评论家、鉴赏家者、画商、画廊老板，也同时包含艺术的各种类型以及艺术类型的每种流派、作品的形式如选取的工具等等。每个位置都会与其他位置构成影响，画家的作品要通过国家或者画廊或其他类似位置才能允许发行，但形成读者意识里的艺术品或美术图片形式还要通过出版商，以及销售商才能到读者或评论家手里，使之成为消费品。每一个位置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决定其他位置的资本或配置，扬州八怪作品的的盛行打破了所谓文人画作为文化艺术高雅的统治地位，高贵的院画的位置也相应的降低，掮客在当时作为短期投资的迅速回收成本的有利可图的商人特质，一方面给予了画家在经济资本占有的有力地位，另一方面也帮助艺术家迅速累积象征资本，而且形成了文化符号的经济产业链，这对于18世纪艺术场的自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艺术游戏的每个位置来说，个体是无法完成这种功利性的游戏的，只有依赖于他者的存在，要从权力场之下的艺术场去认识。文化场是权力场之下的场域，“由于建立在各种不同的资本持有者之间关系的中的等级制度，文化生产场暂时在权力场内部处于被统治地位”[4]由于布尔迪厄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的提法，但是其理论无不体现了权力场对艺术场的决定性。权力场支配艺术场，但同属于社会场的亚场和次亚场来说，三者都有结构上的同源性，每一个场中都有在位置上占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统治阶级和所占资本类型单一和数量较少的被统治阶级，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了从整体上看处于权力场内的艺术场的被决定性。这一点在书中布尔迪厄用19世纪以前的法国由国家文化权力机关如法兰西学士院和贵族沙龙等对艺术场的游戏给予引导和调控说明，接着他又说明艺术场的自主阶段即场的建立完备以后，另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即金钱对艺术游戏的征服。另外，社会场的历史性决定了文学游戏场的变化，制度的改变改变了游戏的占位空间，因此进行游戏的可能性空间就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最主要的是场域是游戏斗争的空间，这种斗争从场内到场外，当然这也涉及到场域的边界问题，而且场域的边界也是游戏场斗争的一项内容。结构上的同源性是其斗争性的根本性原因，占有资本的不同的区隔是产生斗争的直接原因，个体和集体的习性是斗争的动力。对艺术游戏的幻象是每一个进入艺术场的个体的思想根源，对游戏的的信仰“赞成游戏、相信游戏和赌注价值的某种形式，让游戏值得一玩，是游戏进行下去的根源，各种动因在幻象中互相窜通，是他们互相对立和制造游戏本身的竞争的基础”。[5]对艺术的崇拜，认为它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是最大化的愉悦，或者说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要求的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这是进入游戏斗争的先决条件，重要的是，在游戏其中和即将进入游戏的每一个人达成了共谋，从而成为对游戏的集体幻象。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场的合法性的垄断，简而言之，类似于贫民百姓所说的“谁说话算数”的权力的垄断。游戏的斗争主要在于统治者/被统治者、至尊者/新手、正统/异端、衰老/年轻等等，这起来更接近于内部的斗争，场的外部对场的内部是一种制约作用，况且对于外部和内部的划分也不是十分清晰，这种划界的斗争是对游戏界限的控制权决定多大的范围内的合法性的垄断。 其次要理解进入游戏的准备，这种准备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是个体拥有资本的数量、类型和方式；二个体习性方面的累积的实践。韦伯用经济模式说明宗教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如教士、先知、僧侣等的特殊利益的运作，布尔迪厄同样用此来说明艺术游戏场的运营模式。进入游戏的最终目的是占有资本和拥有权力，但对于新来者资本的数量和方式以及类型是少量的，但这也是赌博的必要条件，没有资本如何参与赌博或者赢得经济利益或是象征利益。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高级层面成为象征资本即符号资本。这四种资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通常新来者带有少量的文化资本进入游戏，在相同或相似的位置共同参与游戏。这种文化资本随实践的增加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而且，文化资本在每次获得游戏成功之后，有一部分首先要转化为物质利益的经济资本，两种资本的增加带来社会资本的扩大化；或者新来者是官方的、社会资本的携带者，是受统治阶级的委任进入场域，这种资本的进入随游戏的开展也会增

教育与场域

思考题一： 1、教育场域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场域？如果不是，请说明理由，如果是，请予以论证。答；教育场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场域。教育场域这个命题可以教育的场域性问题作为阐释的对象。 意义。关于教育是否归属为的社会场域问题的实质，是在一种反思社会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对教育的拷问，要以场域的视角或方法去看待教育、研究教育问题，就必然地要从本质上去思考教育的场域性或者说“教育场域”这个命题的实践意义。社会场域是一种理论假设，而这种理论假设是不能以实证主义的方法予以证实的，而不能以实证方法证实的理论是不能被拒为“伪”的，它涉及到对社会存在的一种根本性的看法，是对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消解。因此，场域理论的提出对教育的观照使得教育社会会学的研究具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拟论证的框架。从逻辑上说，要论证A是否属于B，则必然要分别把A和B的内涵厘清，然后，再对二者的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然后再据此下结论。在此，首先要把社会场域的概念和实质进行概括，然后再以这种视角去考察教育找出二者之间的对应或本质上的一致性，然后再得出结论。 什么是社会场域？ 关于场域的本质和定义问题。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概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它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关于场域的存在和界限问题。布氏认为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他又认为，场域这个空间的界限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抛弃先验的回答而坚持经验研究。在此不难洞察出布迪厄在场域分析中所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态度，这一点对于如何确定教育的场域性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于子场域的问题。布氏认为一个场域并不具有组成部分要要素（这是与“系统”的主要差别之一）。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阶段都需要一种真正的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场域的层次降至小学或戏剧的子场域层次）。同样的，教育场域和学校场域的关系亦应如此，需要一种真正的质的飞跃，而不能把学校场域看成是教育场域的组成部分或要素。 社会场域与教育场域的内在一致性？（本讨论的主体部分） （一）教育的场域性体现了社会场域的社会再生产逻辑。 社会场域中的惯习作为一种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图式构成的系统，与场域是一种互相构建关系，它通个体生成和系统生成这种心智结构的双重历史性，对社会再生产的的逻辑进行了论证，而教育场域中的再生产关系体现在现代等级社会中的阶级、文化和权力的联系方式上，教育关注的着眼点是其维持和再生产当下社会等级的文化作用。教育制度是当代社会中调控社会地位和特权的主要体制之一，而学校则是生产、传递和积累各种文化资本的最基本的体制基础。因此，教育场域中的关系存及运动模式是一种社会场域中的社会再生产逻辑的范例。 （二）教育的场域性体现在关系范畴上与社会场域指涉的内在一致性。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考夫卡的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总体而言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考夫卡认为，世界是心物的，经验世界与物理世界不一样。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可用图1为例。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视错觉。不论观察者对该图观看多长时间，线条似乎都是向内盘旋直到中心。这种螺旋效应是观察者的知觉产物，属于心理场。然而，如果观察者从A点开始，随着曲线前进360度，就又会回运到A；螺旋线原来都是圆周，这就是物理场。 由此可见，心理场与物理场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但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却是两者结合而成的心物场，同样一把老式椅子，年迈的母亲视作珍品，它蕴含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而在时髦的儿子眼里，如同一堆破烂，它蕴含着在女友面前陷于尴尬处境的危机。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这两极的每一部分各有它自己的组织（organization）。这种组织说明，自我不是欲望、态度、志向、需求等等的束捆，环境也不是各种感觉的镶嵌。 环境又可以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个方面。地理环境就是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意想中的环境。在考夫卡看来，行为产生于行为的环境，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为此，他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 那么，该男子的行为发生于何种环境之中呢 考夫卡认为，在他骑马过湖时，地理环境毫无疑问是湖泊，而他的行为环境则是冰天雪地的平原。倘若那个男子事先知道他要途经一个大湖，则他的行为环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因为他当时的行为环境是坚硬的平地，才在闻及他骑马穿过湖泊时大惊毙命。所以，在考夫卡看来，行为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但是，行为环境在受地理环境调节的同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事实上，我…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 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一特殊性建构成…“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比较人类学致力于在观察到的变化之中把握不变量和结构。P3 2、我首先尽力防止对结构分析，或者更恰当地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P4 3、属于常识——和种族主义——的实体论的思想方式，把适合于某个时刻的某个社会里的 某些个人或团体的活动或爱好者看作基本属性，一劳永逸第作为一种生活必需的，或文化的要素。P5 4、某种经常被视为天赋的举止和风度的资质，实际上只是差异、间隔、区别特征，总之， 关系的特性。这种特性只存在于其他特征的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而存在。P6 5、习性是位置的产物，如同位置一样，习性已经分化了。…它们是有区别的和被区别的…. 习性是不同的和各有特色的实践的生成法则——工人吃的食物，尤其是他们吃的方式，他们进行的体育活动及其进行的方式，他们的政治见解及其表达方式，一贯与企业主相应的消费或活动截然不同；但是，这些也是分类的模式，分类的准则，关注和划分的准则，是不同的情趣。 6、与不同的位置相配合的差异，亦即利益、实践、特别是举止，在每个社会里，都按照符 号体系的基本差异的方式，作为某种语言的全部现象或全部特征和组成神话体系的特异的差距那样，也就是说，作为特殊的符号那样发生作用。P10 7、只有对差异应用关注和划分法则时，差异才变成了符号和区别符号。P11 8、分类的有效性本身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把理论分类，即研究者精神上断定的，只是在 纸上谈谈的虚构集中，看作像现实中的一样的真正的阶级、真正的团体。P12 9、在社会空间里，位置的接近便预先安排了关系的接近，属于某个空间的有限领域里的人 将更加靠近（通过他们的他们的性情倾向、情趣），同时也更倾向于彼此接近，也更容易亲密、调动起来。P13 10、人们只有以政治动员为代价，才从理论上的阶级过渡到“真正的”阶级。P14 11、存在着的是一个社会空间，一个差异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阶级可以说是以潜在的状 态而存在，以虚线的状态而存在，它不是作为已定的，而是作为要做的某件东西而存在。 P15 12、机制确保社会空间和象征空间的再生产。P17 13、社会空间按照三个基本的维组成：在第一维里，行动者按照他们掌握的种类资本的总量 而分布；在第二维里，按照这一资本的结构，亦即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他们全部财产中的相对份量而分布；在第三维里，则按照当时他们资本的结构总量的变化而分布。 P18 14、在工会和政党的机构里获得的政治类型的社会资本，通过家庭关系网而被传送，导致真 正的政治王朝的建立。P20 15、学校资本的持有者无疑最倾向于不能忍受并反对政治资本持有者的特权，而且，也最有 能力把平均主义或能人统治的公开主张转而针对特权阶层，这些公开主张是特权阶层所要求的合理性依据。P21 16、学校体制通过机制有助于重现文化资本的分配，并由此而重现社会空间的结构。…….. 家庭..就是一种使它们的社会存在及其一切权利和特权永久延续下去的倾向；这种自然倾向是再生产策略、繁殖策略、婚姻策略、继承策略、经济策略，最终而且特别是教育策略的根源。P22 17、最高级的学校机构，那些导向最高社会地位的学校越来越全面的被享有特权的阶层的孩

场域的逻辑

46.2场域的逻辑* 与华康德的谈话 [3.1]华康德问（下同）：场域的概念与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一样，都是贯穿您的作品的中心概念。您的这些著作研究了形形色色的场域，包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阶级生活方式、名牌高校、科学、宗教，也论及了权力场域、法律场域、居民住宅建设的场域，等等。1您所使用的场域概念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极其精确的内涵，这一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在它貌似常识性意义的背后。您能否阐述一下您的这一概念的渊源[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总是容易令人想起莱温（Kurt Lewin）的“场理论”]，涵义以及使用这一概念的理论宗旨？ 布迪厄答（下同）：我并不太喜欢专业定义，所以让我先说几句题外话，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些概念的用法。在这里，我要提及《社会学的技艺》一书（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73），这是一本有些说教、甚至略带学究气的著作2，不过仍然包含了大量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时不时被人所指斥的不足或缺陷，其实是我有意拒之不理，或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的结果。例如，使用开放式的概念（open concepts）3，这就是一种拒弃实证主义的方式，不过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更准确地说，开放式概念的提法可以始终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将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诸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我们都可以给它们下这样或那样的定义，但要想这样做，只能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而绝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4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在美国经常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提出任何“中层法则”（laws of the middle range）？我想，这中层法则首先是一种满足实证主义要求的做法；早些时候，贝雷尔森和斯坦纳所写的一本书（Berelson and Steiner 1964）就代表了这种做法，这本书编纂汇集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的琐屑而且片面的法则。而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满足正是科学必须予以拒弃的东西。科学只承认法则构成的系统[杜昂（Duhem）]很早就针对物理学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以后，蒯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观念]。5而且，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与此类似，如果说比起多变量回归分析，我更广泛地使用了对应因素分析，那是因为对应因素分析是一种关系性的材料分析技术；在我看来，对应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正好与社会世界的现实相吻合。它是一种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技术，而我用场域概念也正是要实现这一点。6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7正如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Cassier 1923）]一书中表明的，近代科学的标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得多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发现，在许多科学事业背后都是这种关系思维方式，虽然这些科学事业看上去极不相同。这包括俄国的形式主义者泰恩雅诺夫8，[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出身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以及人类学、语言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从萨丕尔（Sapir）、雅各布森到杜梅泽尔（Dumézil）和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仔细察看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勒温还是埃利亚斯都和我一样，明显受惠于卡西尔，借助他的思想来超越那种自发地充斥着社会思维方式的亚里士多德式实体主义）。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 *原文出自Pierre Bourdieu and Ioic Wacquant著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olity Press, 1992), pp.92-115；中译选自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1-156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布尔迪厄论摄影——摄影的社会定义

布迪厄：摄影的社会定义 布迪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以其实践理论而闻名，也算是近些年来在中国比较“火”的学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现已有中文译本。以下转载的是布迪厄关于摄影的一篇小文。选译自其《摄影：一种中产趣味的艺术》（Photography:A Middlebrow Art, Blackwell Publisher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译者朱国华、范静哗。在这篇文章中，布迪厄从影像受众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社会中约定俗成的秩序对影像传统的支配。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我觉得很有启发。 摄影的社会定义 @皮埃尔?布迪厄 朱国华范静哗译 艺术模仿自然 摄影术从本质上被预设为满足一些基本上是外加于它的社会功能，如果我们对这种预设的方式和原因的质疑是合法的（正如我们下面即将这样做），那么，实际情形仍然是：摄影的种种社会性使用，显示为对各种使用的客观可能性的系统性的（亦即连贯的、可理解的）选择，决定了摄影的社会意义，同时这些使用也被后者所定义。 模仿艺术的艺术 因此通常认为，摄影可被视为精确性和客观性的典范：“任何艺术品都反映了其创造者的人格，”《法兰西百科全书》如此写到：“摄影感光板并不阐释，而只是纪录。其精确性和逼真性不容置疑。”但是，要想证明这一社会表征只是基于偏见的虚假证据实在是太容易了；实际上，摄影捕获的只是任意选择下的现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因而也只是摄取某个摹本的一个方面；在客体的全部特质中，所保留下来的只是某一瞬间、某一视角下呈现的视觉特质；这些特质转变成黑白二色，一般上按比例缩小并总是在一个平面上显示出来。换句话说，摄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系统，按照透视原理（或甚至根据某一视角）表现空间，根据黑白变量表现体积和色彩。摄影之所以被认为是对于可见世界完全现实、客观的纪录，是因为它（就其根源而言）被指定的社会性使用被认为是“现实的”、“客观的”。[1] 并且，如果它直接将其“无句法的符号交流”、[2] 简言之作为一种“自然的语言”的面貌直接地呈现于大众，它就更加如此，因为它从可见世界所做出的选择，在逻辑上与15世纪以来一直主导欧洲的世界表征方式完全一致。正如皮埃尔?弗兰卡斯特尔（Pierre Francastel）所观察的那样：摄影术作为一种机械录制影像的方式，其条件与视界大致类似；它使我们能看见的并不是传统视象的真实特性，而是与此相反的系统的特性：至少在镜头制造以及只使用单镜头的条件下，照片的拍摄即使在今天也是起着经典艺术视界的功能。照相机提供了独眼巨人而非普通人的视界。我们也知道，对于与我们不真实但有点艺术性的视界不相符的一切纪录，我们都会系统地加以清除。比方说，我们不会近距离拍摄大楼，因为这样的摄录与传统的正韵法原理（laws of orthometry）并不对应。试试看拿广角镜对着一座哥特式教堂耳堂通道的中心，再观察你所看到的非同寻常的映象。试图将广角镜聚焦于哥特式教堂交叉的左右两翼的中心，就会注视你将会获得的特别档案。你将会看到，所谓的“常规视角”只是选择的视角，世界的面貌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3] 普鲁斯特对于摄影术令人窘迫的力量所做的解说非常美丽，这是日常实践被剥夺的力量：照相机的最新用途，可以让我们经常从近处看到的，象塔一样高大的房屋，全部倒伏在一座教堂脚下，使同一些建筑物象军队的一个团操练那样，时而排队，时而分散，时而密集，把刚才还相距很远的比阿斯塔教堂的两根柱子紧紧地靠在一起，让近在眼前的萨吕特教堂变得远在天边，使一个桥洞、一个窗孔、一丛置于前景的色彩强烈的树叶成功地出现在暗淡晕阴的背景上，展现出广阔的视野，使同一个教堂依次换上其他所有教堂的拱孔。我觉得，照相也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读了布迪厄书，自己感兴趣的是他的场域理论，由于其理论的模糊性难以把握其要义，以下是我的一些基本想法，求教于方家。 场域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场域是一个关系网络。布迪厄曾指出：“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又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 构型。”这种关系是独立于行动者意志的客观存在，又与行动者所占位置、所掌握的资本和行动者的禀赋及其采取的策略有关。这种关系网络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运作规律，构成对行动者行动的限制性制约条件，当然只对置身于该场域的行动者才有意义。如果不归属该场域，这关系网络对行动者不具有意义。为什么呢？这与场域的第二层意思有关。 第二，场域是力的较量场所。场域是一个场所，它不能被简单为理解空间意义上的场所，它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静止的，又是动态的；既是固定的，又是在发生/进行的；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场域是“力的较量”场所。换言之，是斗争、争夺的场所，只有“力的较量”，场域才具有意义。而这种斗争、争夺依赖的是行动者所掌握的“力”，这种“力”表现为资本最终化约为权力。如布迪厄曾指出：“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力”在斗争中相互较量，也会相互转换。因此，场域是一种力的关系网络。 第三，资本—权力是场域的主线。场域既是斗争的场所，又是争夺的空间，而一切都是围绕资本-权力的主线展开。行动者斗争靠的是其掌握的资本，斗争目的又是争取更多的资本，终极目的是为了获取权力，形成支配关系。注意不要把这过程看作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交错的，场域在互竞中发展。关于资本，布迪厄把其主要分为三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由收入、财产等组成经济实力。文化资本表现为知识总量，但又不全是。文化资本由可称为信息资本，它的表现形式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至于社会资本，则是指某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累计起来的资源的综和。”所有的资本形成“力”，表现为权力，形成权力关系。权力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故权力在场域运作中起着决定作用。需要注意，权力不是单向度的，权力关系也不是单一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正如高宣扬教授认为的“在一个特定关系网络中的统治者，其统治权力的实现，不可能单靠其自身的意图、利益、地位，而是必须结合被统治者各方的力量，并在各种力量的竞赛和对比中真正实现”。

布尔迪厄与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与场域 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 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 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 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 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 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一般认为, 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 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布尔迪厄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在1990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他最关心的理论问题：在人为地分裂社会科学的对立之中，最根本也是最要命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只选上述两元对立的其一。为了化解上述两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并且用场域和惯习来解释实践。 场域的概念与特征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这样定义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其次，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 布尔迪厄喜欢用“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阐释传媒权力的运作。如果说传媒与政治、经济等诸权力构成了的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权力场，那么，社会行动者个体进入这个权力场就可视为微观意义上的建构。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权力构成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为“传播场”。传播场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有相似之处，但范围要更为广泛。当一个人进入传播场是，就同时进入了与场项链的前提预设。（场域在传媒领域的意义）

布尔迪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1)

第26卷第3期2009年9月 青 岛 大 学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J O URNAL OF TEAC H ERS COL LEGE QI NGDAO UN I VER SIT Y Vo.l 26No .3 Sept .2009 收稿日期:2009-07-03 作者简介:孙元涛(1975)),男,山东烟台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p 教育研究 布尔迪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孙元涛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运用布尔迪厄的概念工具时,不应遗忘概念工具内部与背后所蕴涵的方法论思想。布尔迪厄的关系性思维,是与/社会物理学0、/社会现象学0的双向/决裂0,是对社会人类学/参与性观察者0角色的颠覆。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论带给教育研究者的,决不仅仅是可以直接套用的程序,而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视界和眼光。经由一种新的视界和眼光,教育、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根本性问题,都可能获得新的阐释,并因而展现出新的形象与势态。 关键词:布尔迪厄;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社会物理学;社会现象学;关系性思维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09)03-0020-04 近年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越来越多地被我国教育学者所关注。其富有特色的概念,如/场域0、/文化资本0、/惯习0等也逐渐成为我们分析教育问题的概念工具。但是,在将这些概念工具单独剥离出来进行解读和使用时,我们切不可忘记加纳姆(N icholas Garnha m)和威廉姆斯(Ray mond W illia m s)的忠告:/对一个内容丰富、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和跨越许多领域的相关经验研究,如果采取零碎片面的方式加以吸收,,那只会导致对该理论的严重的误读。0[1](P3) 事实上,布尔迪厄构造出的概念工具,不仅是其方法论思想的构成/元素0,而且,每一个精巧的概念工具中,都几乎/全息性0地浓缩了布尔迪厄的方法论思想。这一点常常被教育学者所忽视。因此,从概念工具出发的研究,一方面要从中透析出布尔迪厄的方法论观照,另一方面则需不断返归布尔迪厄的思想整体,以便领悟其深邃的方法论思想所特有的解释力与穿透力。 一、双向/决裂0 当布尔迪厄的名字见诸学术界时,他首先是作为一个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者的形象受到关注的。但是,对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使得布尔迪厄与传统人类学研究所主张的/参与性观察者0立场走向了决裂。如他个人所说,决裂之 所以发生,是因为在面对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时,这种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0的角色定位令他心存/愧疚0。他希望能够/有所作为0,以消除/良心上的愧疚0。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之下,布尔迪厄致力于将/实践0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学究式谬误0中解放出来。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布尔迪厄所构想的/解放0,居然是让实践的逻辑从/清晰0返归/模糊0。在他看来,一种/多少有些含糊不清0的实践逻辑,尽管是令人遗憾的,但却往往是更为本原的,并且是在与/世界的日常关联0中真实敞开着、展现着的。[1](P24-45) 从布尔迪厄略显生涩的论述中,我们不仅能够解读出一种独特的实践观,而且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方法论变革的力量。这一变革首先是以一种/双向决裂0的形态出现的。 (一)与社会物理学决裂 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物理学(socia l phys 2ics)是社会学研究者用以透视社会的一种/透镜0。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知识观便是这一透镜透视出的知识结果。早在孔德时代,模仿物理学结构,建构一种社会物理学的理想就深深扎根于社会学研究传统中。尽管之后的社会学发展已经逐渐/克服0了这一偏执的信念,走向了一种多元化的研究路径。但是,这一信念却并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消解与建构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消解与建构 ——基于学校教育的思考 摘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离不开特定文化场域的承载。原始的文化传承场域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和传统集市等。但由于现代文明的多元发展与价值渗透，家庭文化传承场域逐渐解体，社区文化趋向产业化、利益化，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及价值观的转变都使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现代化转型的挑战与阻抗。在这种历史境遇下，学校教育应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场域。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场域；学校教育 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界定和类型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如民族、种族、家族等）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过程，其实质是民族成员习得文化和传递文化的总过程。这一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限制而具有强制性和规约性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文化在历史的必然性中稳定、连续、完整地发展映现着。而文化的传承只有依托特定的场域才能流传和实现。场域是有着自身逻辑规则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空间。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场域是文化主体之间进行文化信息传递和交换的关系场域，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内部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辩证运作，构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传承综合系统。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场域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以家庭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传承场 家庭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组织和主要渠道。任何民族或社会群体，都生活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之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品格。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对后代进行有关本民族历史族源、生活方式、价值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教育，使后代获得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整合，传承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家庭教育承载的内容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其教育都具有自身的民族归属性。在家庭的生产劳动教育方面，以狩猎为主的鄂伦春族，女孩除了学习基本的家务劳动外，如煮饭、晒肉干和女工，还必须学习基本的狩猎知识和技术，以便将来协助丈夫狩猎。男孩则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各种狩猎方法和技巧，在十五六岁时也能单独出没于森林狩猎。在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各民族的艺术形式、节庆仪式、民俗习惯等文化传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教育保存和传递的。家庭教育通过歌谣、舞蹈和史诗传承着民族的艺术文化。在家庭品行教育方面，长辈主要通过家规、家法、社会伦理的制约，为下一代传授道德、婚丧、礼仪、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家庭教育是最原始的延续和发展民族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以社区为依托的文化传承场 社区是少数民族群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及具有共同意识、共同需要的关系中结合而成的固定的社会组织或单位。社区不仅仅是人们居住、学习、生活的地方，也是人们文化娱乐的主要场所。在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中，社区群体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历史传统、行为规范、地方语言等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内容，构成了社区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少数民族群众通常会在自己的民族节日来临时，在社区内组织和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他们在节日当天穿着最美丽的民族服饰，通过仪式表达对自然的崇拜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参加社区活动的过程中，民族儿童在潜移默化的状态下继承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培养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可以说，少数民族社区不仅是维系社区成员凝聚力的精神纽带，也是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 （三）以集市和市场为依托的文化传承场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市场是一套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动态系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