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探析与反思
历史解释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
历史解释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 在评价一项法律规范的意义时，我们常用一句略带夸张的话：“法律从它生效的第一天就已经滞后了”。这一结论当然不是孤立地针对法律文本而言，而是将法律文本与其所依存的环境、背景、事件甚至人物相而获得的。一项法律规范实际上向它的读者（遵守者、解释者、适用者）展现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它外在的表现，即跃然纸上的法律文本；另一部分便是隐身于法律文本之外、之后或将法律文本包容其中的时间和空间，亦即在法律文本中无法捕捉但其影响无处不在的“立法背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法律解释理论中便又增加了一种虽然无法成为主流解释理论但功效特殊、自成体系的解释方法，即历史解释法。 在立法者与适用法律者之间的交流中，法律文本明示可见，历史背景却是无形、隐含的。但是，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的一部分）是从这种背景、情境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重新考虑法律通过时的环境与背景十分重要。本文将对当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历史解释法的基本含义以及运用这种方法所应当考虑的因素略作分析。 一、“历史解释法”的含义 所谓历史解释法，是指法律解释者通过对一项法律规范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的分析，发现该法律规范的真实含义。历史解释法又称为法意解释、沿革解释。 在法律实践中，历史解释法与其他几种解释方法密不可分。总地说来，历史解释法与其他几种解释方法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对立或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即使运用字义解释法、系统解释法可以获得法律的真实含义，仍然不能排除历史解释法的应用。例如，如果从该项法律的立法说明中发现了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不同理解，一些法官则倾向于接受从这一历史文件中发现的含义。当然，也有坚定的文本主义者坚持采用文义解释，即如果法律的字面含义已经清楚，而且采用此解释不会出现荒唐或无法接受的结果，则通常不再运用历史解释法作深层次的解释。 对于发掘立法目的而言，历史解释法经常作为目的解释法的一种补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区分两种方法。这是因为，人们在重新认识或寻找一项规范的目的时，经常要回到制定该规范的背景中探讨其原始含义。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立法的历史文件、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当然，历史的含义不见得就是法律的真正目的，但历史解释法的确可以作为发现立法目的的一种补充、辅助手段。
裁判依据：传统型与现代型司法之比较——以刑事诉讼为中心(上)
裁判依据：传统型与现代型司法之比较——以刑事诉讼为中心（上） 编者提按：裁判依据，是既决定诉讼当事人利益也关涉司法正当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传统社会，处理案件的依据主要不是法律，而是超自然力、权力意志、宗教规范、道德规范和习惯等；在现代社会，“依法审判”是司法的基本特征，但它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也有诸多差异，如普适性不同、平等性不同、制定主体不同、规范的体系也不同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等。理性化，是现代社会裁判依据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尝试了对这两种不同的司法类型展开分析，并阐释了其形成的依据。 一、裁判依据的种类之比较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威组织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是多样化的。 （一）超自然力量 这是一种企图以超自然力量来鉴别和判定人间刑事案件是非真伪的纠纷处理方式。超自然裁判特别流行于传统社会的早期。其特点在于，当看来无法依靠人类本身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纠纷时，便转而求助人们认定存在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将在今天看来极端残酷、危险乃至致命的方法加诸当事人之身，评判是非，作出处理，凡能经受住严厉考验者，便以为是有神灵之圣的庇护，表明清白无辜，反之被认为存在过错，得遭受神灵的惩罚。这种超自然力量是否作出、作出何种外在显示征兆以表明裁判，完全是由今天看来纯粹客观的种种自然因素所决定的，如某人烫伤后在一定期间恢复的快慢等等。孟德斯鸠在讨论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时，注意到的开水立证、以火立证都是此类方式。[i]E·A·霍贝尔认为，每个初民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设定神灵和超自然力的存在，这种设定是普遍的，其影响也可被普遍地感觉到，其在法律领域内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有关超自然的基本前提也作为司法的前提原理出现。[ii]所以，在霍贝尔考察过的诸多初民社会，诸如爱斯基摩人、特罗布里恩岛人、切因依纳人、基奥瓦人、阿散蒂人的社会中，它的作用是直接而强有力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裁判所依据的规范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而只是一种裁判规范，虽然它对所有的人都一致适用，但却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因此它属于形式非理性的司法方式。[iii] 需要指出，超自然裁判究其实质是与（涂尔干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分不开的，
司法裁判的情感之维
司法裁判的情感之维 本文从后现代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律推理的角度对司法裁判与人的情感加以分析：现代法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官在做出司法裁判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或过程，其间应排斥情感因素的影响。然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司法裁判过程是由人主导的，这一前提条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局限：因此，不拒斥情感因素、正视情感因素，并将情感因素引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与法官的理性相互结合的司法裁判过程，才是一个真正鲜活的过程，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 标签：司法裁判；情感；后现代主义 一个经典案例： 1882年，美国纽约州的帕尔玛为防止其祖父改变遗嘱而将其杀害，帕尔玛是否享有继承权成为摆在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按照当时的法律以及契约精神的要求，只要帕尔玛的祖父订立遗嘱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帕尔玛当然享有继承权。但是在本案中，照此判决显然不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最终法官从基本的道德情感出发，为今后的同类案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在契约精神的背后存在着更为重要的诚实信用原则，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由是，帕尔玛的继承权被剥夺了。 从该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情感因素在司法裁判当中的积极作用。然而，现代法学认为从法的确定性来说，法的内容是基本确定的，人们对某一规则的理解大致可以达到共识；即使法律语言有一些灰色地带，但不影响法律整体的确定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法官在作出司法裁判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或过程，包括三段论演绎模式、形式推理、实质性推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在法律程序中的应用，以及所谓‘遵循先例’的特殊方法。”[1]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推理方法，司法裁判的生成都是一个相对严密的推理过程。可见，现代法学的主流观点是排斥司法过程中的情感因素的。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看到司法是由人主导的，这一前提条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局限：那就是司法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情感的，不管司法主体[2]如何尽力地去避免，司法的过程也只能是无限地接近“无情感的司法”，但却永远不能达到。那么，从其他角度来看，司法裁判与人的情感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从后现代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律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理清一个大致的脉络。 一、一种“另类”的解读——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异类”，从文学、艺术、建筑领域起步，蔓延到哲学、社会理论、法学等诸多领域，对统治着这些领域长达200余年的现代主义思潮发起了全面地攻击。其间，反普适主义、批判真理主义、非理性主义、视角主义、反合法主义等思潮，竞相争夺着话语权利。[3]在法学领域当中的后现代法学流派，否定了现代法学的认识论基础，全面推翻了普遍的公平、正义、人权、民主等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是反理性的，作为司法裁判
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限制
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限制 摘要：相对于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原理或真理，具有高度抽象性、普遍适用性、相对稳定性等特性。法律原则司法适用是弥补法律漏洞或法律缺陷的重要手段。法律规则无法涵盖具体实务之时，援引法律原则作为判决依据，需要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泛滥。 关键词：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原则适用 四川省泸州市闻名全国的遗赠案随着时间流逝已淡出公众视野，但是其中涉及的法学讨论并未随着终审判决而尘埃落定。“泸州遗赠案”在我国法学界引起广泛的争论，法院在有具体的法律规则时而直接援引法律原则裁判，从而引发两种对立的观点。有学者肯定优先适用法律原则，理由是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法律原则效力高于法律规则，本案的两审判决都采纳了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适用效力上高于法律具体规则的观点；而有学者反对优先适用法律原则，认为法律原则模糊而不确定，法律规则具有确定性和具体性，应优先适用法律规则。本文试图浅析法律原则如何适用于司法之中。 一、可适用于裁判的法律原则的范围 德沃金认为，法律原则并不以立法或判例的方式确立，它有时见诸于判例或制定法的序言中，有时可以从判例、制定法或宪法中推论出来，有时还可以直接来自政治或道德理论。［1］在国内法学界，无论人们对德沃金的学说是拥护还是反对，在理论上，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同属法律要素之一的说法已为大多数法学家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
观点。然而，德沃金的“法律原则”并不等同于我国法律界所理解的“法律原则”。德沃金的“法律原则”并不以成文的方式直接规定在制定法之中，而是法官在对疑难案件的审理中由法律的精神和目的推导出来的，能否作为“原则”并被援引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根据在于它能否解释过去的一切判例，即整个法治实践的传统。而我国学者所认识的“法律原则”，不是由法官根据法律之目的和精神、立法之旨趣推导出来的,而是以成文化的条文方式在实在法中明确规定的，它不再需要适用法律者的寻找和推导，只需要他们以特定的法律方法对其内容加以具体化。葛洪义教授撰文指出,我国法学界一般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和讨论法律原则问题：一种是在立法政策上，即现行立法是原则一点还是具体一点为好，反映在立法上，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所遵循的“立法宜粗不宜细”的观念和做法; 一种是我国几乎在所有的立法中通常都会以总则的方式对相关法律的所谓“基本原则”作出的规定。［2］这后一类“原则”，也正是被本起“泸州遗赠案”中法官直接援引用于裁判中的法律原则。我国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认为法律原则存在三种样态:（1）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是指直接存在于宪法、其他制定法甚至习惯法之中的原则规定;（2）作为法律基础的原则,这类法律原则并不以原则的形态已经被宪法或其他法律所明确规定,而是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的规范基础;（3）作为法哲学基本价值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既不在宪法或其他法律的明文规定之中, 也不能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中推导而出。这些原则高居于法律之上，基于现代法治国家对于法律基本价值的要求而具有了规范上的意义，诸如正
法制手抄报法官裁判的方法文字稿
法制手抄报法官裁判的方法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法律家 和法学理论家之一，《司法过程的性质》是他对自己多年担任大 法官的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实用主义司法哲学的系统的理论 化阐述。在开篇作者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我决定一个案件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用了什么样的信息资源来做指导?我允许这 些信息在多大比重上对结果起了作用? 它们又应当在多大比重上 发挥作用? 如果可以适用某个司法的先例，在什么时候我会拒绝 遵循这一先例? 当没有可以适用的先例时，我又如何获得一个规 则而同时又为未来制定一个先例? 如果我寻求的是逻辑上的前后 一致，寻求法律结构上的对称，这种寻求又应走多远? 针对这些问题，卡多佐认为法官应不满足于通过某种传 统的法律推理方法获得一个结论，也不应试图对由某种冲动甚或 某种社会哲学所指定的结论寻求正当化或予以理性化。法官不能 放弃自己作为法官的责任，也不能将长期为人们所接受的规则和 先例放在一边。法官要追寻或引导他得出结论的那种影响力，必 须从一些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沿着逻辑发展 的路线起作用，称为类推的规则或哲学的方法;沿着历史发展的路 线起作用，称为进化的方法;沿着社区习惯的路线起作用，称为传 统的方法;最后还可以沿着正义、道德、社会福利、当时的社会风 气的路线起作用，称为社会学的方法。 哲学的方法是卡多佐首推的法官应采用的裁判方法，因 为哲学的方法“有一个在我看来对它有利的确定的前提假设”， 这个前提假设便是成文法。法官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根据事实寻找成文法中与之相关的规定，从抽象概括的法律规范 出发，以一般性结论推导出个别具体判断，以规则或原则得出符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下)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下） （4）依法裁判原则 司法裁判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它是以一定的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司法裁判也就是依照法律规范的裁判。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典化运动的影响，都把“依法治国”作为立宪的根本宗旨，反映在司法程序中则是要求依法裁判。法官的职责在于适用法律，司法裁判只能作为法律的准确复制品而不得用作其他目的，对此原则，已在大陆法系国家获得普遍的接纳。即使是在以判例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先例”（staredicisis et non quieta mov-ere）也是司法程序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先例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裁判所确立，便构成一个日后不能背离的先例，或者一个恰好有关的先前案例，必须在日后的案件中得到遵循。（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1页。）我国宪法和法律也要求司法裁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裁判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普遍原则，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裁判必须根据现存的法律。国家现存的法律是司法裁判的前提和基础，要求司法机关依据现存法律进行裁判的旨意在于：一方面便于当事人及其他关系人对司法裁判的结果作出预测，从而有利于稳定现有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司法专断起到约束作用，特别是对那些容易有偏见且既软弱又动摇不定的法官来讲，可以起到“后盾”的作用。二是司法裁判必须客观地适用法律。司法裁判既是法官对于案件适用法律并进行个别性的法律判断过程，也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由于现实生活关系千变万化，为了保证适用法律的客观性，现代法治国家在司法裁判上主要采用合议制，使合议庭的组成者即所有法官的判断尽可能达到一致，从而克服法官的主观性和个性，接近适用法律的客观性。三是司法裁判必须遵守法律。司法裁判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程序上都必须遵守法律；对于司法裁判因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侵犯当事人和有关关系人权益的，除了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当追究法官个人的执法责任。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除了坚持和完善依法裁判所须具备的上述内容外，还应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遵守程序法并重新认识程序法的作用。我们知道，“程序优先”作为英美法系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个通用术语，它的产生及发展归功于英美法中的
网络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网络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论文摘要]网络舆论已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形式。它对司法的影响在国内已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正确认识、应对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可以使网络舆论推动司法民主化、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网络舆论司法裁判 Network effects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bstract：Internet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it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he country has been an influential group of typical cases.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se network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an make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o promot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judiciary, safeguard judicial justice, to better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Keywords:Public Opinion;Justice;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Keywords：Public Opinion；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一、网络舆论和司法裁判的概念分析 （一）网络舆论的概念 为了给网络舆论下个定义,首先要了解舆论的定义。所谓舆论就是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由此可见。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 （二）网络舆论的特点 舆论是公众对于现实的一种集体性反应,是生产民意的前提,所以说民意是舆论之本质。网络是人类行为的表现,网络行为主体也是广泛真实的社会群体和具体的社会阶层,网络民意的表达也客观表现了这些主体的社会态度和利益表达。与传统舆论形态相比。网络舆论具有以下特点： 1．是直接性，通过BBS、新闻点评和博客，网民可以立即发表意见，下情直接上达，民意表达更加畅通； 2．是突发性，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非常迅速，一个热点事件的存在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就可以成为点燃一片舆论的导火索； 3．是偏差性，由于发言者身份隐蔽，网络容易成为一些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对社会问题片面认识等等，都会利用网络得以渲泄。因此在网络上更容易出现庸俗、灰色的言论。 4．对敏感话题采取迂回评论方式。对于网上一些敏感的话题，一些网民开始采取迂回路线，通过一些相关的事件来发表他们的看法。《物权法》在经过8次审议后，终于在2007年的“两会”上被审议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发生后，一些网民通过“最牛钉子户”来表达对《物权法》的看法，他们认为，重庆最牛钉子户考验《物权法》。虽然议论的对象改变了，但实际上讨论主旨仍
[裁判,方法论,司法,其他论文文档]裁判方法论要司法制度论文(1)
裁判方法论要司法制度论文(1) 一、裁判方法的内涵及其价值（一）裁判方法的内涵什么是裁判的方法，梁慧星教授认为，“裁判的方法就是帮助法官进行正确法律思维，有利于公正高效裁判的一些规则、技巧、方法和理论。”在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我们不仅应认识到审判是一门科学，注意总结、提炼、借鉴和遵循审判活动规律，而且还应认识到审判是一门艺术，更应注意研讨和实践法官裁判所运用的规则和技术。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教育更多地注重法律知识的培训，忽视法官法律思维等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裁判方法的研究和教育在我国尚处于零散和起步的状态，法官在实践中对法律规范价值的不同理解和评判常常与法学理论上抽象的公平、正义理念以及现实生活中具体案件的实质、合理性要求特别是与社会效果的评价之间产生矛盾，常使法官在司法理念、适用法律规范和实现实质正义之间产生种种困惑而难以取舍。笔者认为，裁判方法就是使法官逾越法律规范高度抽象的局限性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事物感性认识、多样认识这条鸿沟的桥梁，即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进行裁判的方法论问题，是构建事实、法律和裁判的桥梁。在目前的法学研究和理论中，对裁 判方法的界定存在一种误区，即将裁判的方法等同于法律规范的解释方法，或者混同于法律思维、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裁判方法的价值被限定在如何寻找法律，裁判方法研究更多地是从理论上或宏观上进行研究，缺乏从审判实证角度的研究，容易使法官陷入形式逻辑和概念推导的误区，也难以满足审判实践对法学理论的要求。因此，从审判实务角度微观地考察，笔者认为裁判方法的内涵及其外延可以这样界定：从个案之外分析裁判的方法，即当我们办理个案时，是否可以从个案之外寻找裁判本案的方法？法官首先要有这样的意识，不仅在个案中裁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解决纠纷，进行利益分配，还要将个案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平衡，并努力与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吻合。我们可以称此为社会学的方法。其次是历史学的方法，即法官要学会衡平的方法。这也是人们思维的一个正常习惯，对待新事物总是想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求帮助，而这种过去的经验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他人的。那么，我们法官是否有这样的意识，当遇到个案的时候是不是先找找，我们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法院和上级法院有没有同样或类似的先例。如果有这样的先例，而社会条件又没有多大的本质变化，就应该遵循先例的裁判规则。从个案本身分析裁判方法，首先就是法官认定事实的方法。中国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官认定事实的方法更为重要；其次是适用法律的方法，包括法律解释的方法及法律补充的方法；第三是调解的方法，它能将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方法融为一体，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契合统一的主要技术和方法；第四是裁判文书的写作方法，它是最终诠释案件事实、法律和裁判的方法。（二）裁判方法的价值裁判方法与司法公正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研究裁判的方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科学的裁判方法是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手段。“增强司法能力，提高执法水平”是法院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工作的主题，而司法能力从主体层面来说，可以分为法官的裁判能力和法院的审判管理能力。梁慧星教授说：“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公正和良知，二是理性，即知识和智慧，包括各种方法和经验的使用”。1科学的裁判方法不仅可以指导法官正确地进行法律思维，行使裁量权公正 裁判；而且，法官掌握了科学的裁判方法，在裁判中就有了能动性，就不再是简单、机械地适用法律的“复印机”，而是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运用法律规定、司法理性和良知做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公正判决。其次，科学的裁判方法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重
浅谈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探析与反思
浅谈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探析与反思 论文关键词：裁判法律推理伦理规范民意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糅合，导致了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裁判案件的法律渊源都有着独特的特点。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的形成和当时法官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有关，也受官场规则、民意、舆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司法语境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古代司法活动高度行政化的传统对今天司法裁判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方法 1．古代法官裁判的事实认定 在发现事实和事实认定方面，中国古代法官强调还原客观事实，而否认或忽视通过法律程序得出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按照现代法治理念，在诉讼中法官不可能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事实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时间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官都不可能在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描述、再现客观事实，即使某些当事人能够准确描述、回顾客观事实，司法机关、法院法官一般都不会相信或采纳。所以，法官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但由于在古代中国分权未立、权力合一，从而导致了司法活动过程中起诉侦查和审判等活动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的司法过程。 司法资源也相对比较短缺，勘验、鉴定技术也不发达，无法通过
缜密的技术活动和繁复的法律程序还原出“法律事实”。所以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更加重视证据中的口供，更多的是采用法官的“权威”或“智慧”来迫使当事人说出“客观事实”。如，营造公堂之上威严肃穆的气氛引导当事人只能说真话；“惊堂木”或“大刑伺候”强迫当事人说真话。或法官发挥“智慧”获取当事人描述的“客观事实”，比如运用欺诈手段从当事人口中引出事实，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提取证据的方式在古代反而是法官智取证据、巧妙判决的经典案例。在法官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的前提下，这样一些独特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反而会更接近事实真相，裁判案件也更容易接近实质正义，但却牺牲了形式正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官往往正是在事实认定时将“权威”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者。一些耳熟能详的清官断案故事中，法官发现案件事实所运用的“智慧”通常都是故事的经典之处。但如果法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则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形式正义，结果往往实质正义也没能实现。 2．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 从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来看，古代法官并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经验。这似乎和美国法官霍姆斯强调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不谋而合，但中国古代法官却可能在经验面前完全抛弃逻辑。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具体体现为并不绝对采用通常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方式。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使用的推理模式主要是演绎式的，往往从一种大的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将其作为尺度衡量他所面对的案件事实，从而得出最终判决。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