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１、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 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 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 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 品德上要做到“成”。怎样才能做到“精”与“成”呢？他说：“业精于勤，荒 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说，要想使学业精益求精，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是勤学，否则懒惰贪玩，终至学业荒废。要想使品德上有所成就，凡事要三思而 后行，否则放荡成性，随波逐流，必须品德堕落。这确实是千古名言，不易之真 理。总之，他强调无论是进德还是业，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里的“勤”表现为 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咀嚼、多思考），日以继夜地学 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 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如他所说：“诗书勤 乃有，不勤腹空虚。” ２、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 博与精是对立的统 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他一方面强调 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又要求精 约，提出“提其要”，“钩其玄”。这就是说，学习时要把握住要点，探索其精 微之处，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反对“学虽 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学习时“沉浸醲郁，含英 咀华”，深入钻研并沉醉于古籍之中，细细体味其精华。 ３、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认为“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 于章句，而要学习其思想、方法，要活学。如果只会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 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降而不能乃剽贼”。他赞成吸 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他反对“踵 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他主张“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闳其中
而肆其外”。他说：“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韩愈在文学 上的较深造诣，能够造语生新，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就在于他能把学习与 独创结合起来，在于他深入思考：“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 韩愈提出的“业精于勤”“提要钩玄”“含英咀华”“由统要中”“师意 不师辞”以及“闳中肆外”“心惟其义”等学习方法， 是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正 确见解，可以做为我们进学的参考。
论韩愈“以文为诗”
论韩愈“以文为诗” 摘要：韩愈，后人也称之为韩昌黎，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韩愈的作品最具创造性和代表性。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韩愈大胆创新和探索。用写赋的手法作诗。韩愈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提出以文为诗的文学观点。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以文为诗古文运动韩愈 韩愈的名字通常和古文运动联系在一起。古文运动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运动，他的任务是改革文体，试图通过这次运动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使得唐代封建统治更加稳固。古文运动是以恢复浅显质朴、散形单句的先秦两汉散文为目的的贯穿整个唐代的文学潮流。与之相反的，在初唐和魏晋南北朝的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是一种讲究押韵和对偶的艰涩深奥的骈体文。韩愈的散文被认为是这次运动的极致。古文运动作为统治一个朝代的文学准则，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和散文领域不同，复古在诗歌领域的影响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一些诗人手中，复古不仅成为文学变化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文学的自觉意识。“复古”理念暗示着文学的变革，对同时代的诗歌的自觉背弃和对想象中古代的重建。当复古成为一种理想被普遍接受并正统化后，诗歌就可以不必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而成为独创性的作品。复古思潮使诗歌向着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诗歌常常试图表达道德和哲学的寓意。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虽然诗歌的思想更加深刻，但是诗歌创作却失于文采，或失于情感，或流于艰涩，使得诗歌的创作走向一条艰险怪涩的道路。在这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韩愈开始积极提倡诗歌的“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 韩愈并没有给“以文为诗”一个完整的概念，在后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定义“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是中国古代诗论大家，对唐诗有着十分深厚的修养。所谓“以文为诗”就是用散文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之法作诗，使诗歌散文化。 在诗歌的章法上，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方法都贯彻于具体创作中。钱钟书指出：“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例如韩愈著名的《山石》，历历叙写黄昏入山、到寺、留宿、次日出山的所见所闻。全篇只是按部就班地叙写，看似无意求工，但一句一景，语丽辞工，绘声绘色。句律则多用散，力避骈偶，更能表达出磊落不平的心情。作者在句法上，尽量避免对句与律句的使用，尤其是长篇古体诗，往往通首散行，不用对仗，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的艺术效果，进而使诗句可长可短，力求造成参差错落之美。如果使用整齐的律诗结构，除了在感情的抒发上诗人会受到无形的限制，在韵脚的运用上也会变得束手束脚，难以贴切的描述作者的内心。在词的运用上，韩愈的诗文中古文虚词大量运用。在五言记事长篇或者七言或长短句中，往往使用语气助词来增加文章的美感。另外在用韵上，韩愈用韵避免和谐圆润，故意造成散文调子，破坏诗的均衡表现。在古体诗中不少长篇都是同一韵脚。韩愈在用韵上也是以险为奇。在平仄问题上，韩愈忽略平仄、音律等问题，故意打破这种节奏，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古朴、刚健、参差的风格。这些特点都显示出韩愈诗歌散文化的特点。 在“以文为诗”的基础上，韩愈提出来“气盛言宜”的养气论，韩愈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有了这样的养气功夫才可以做到“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我们认为这种“气”就是指作者的思想修养、人格气质，就是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韩愈的“以文为诗”在开拓诗创作的新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为诗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于后人影响很大，宋代诗家大师，多受韩愈影响，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１、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 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 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 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 品德上要做到“成”。怎样才能做到“精”与“成”呢？他说：“业精于勤，荒 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说，要想使学业精益求精，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是勤学，否则懒惰贪玩，终至学业荒废。要想使品德上有所成就，凡事要三思而 后行，否则放荡成性，随波逐流，必须品德堕落。这确实是千古名言，不易之真 理。总之，他强调无论是进德还是业，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里的“勤”表现为 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咀嚼、多思考），日以继夜地学 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 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如他所说：“诗书勤 乃有，不勤腹空虚。” ２、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 博与精是对立的统 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他一方面强调 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又要求精 约，提出“提其要”，“钩其玄”。这就是说，学习时要把握住要点，探索其精 微之处，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反对“学虽 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学习时“沉浸醲郁，含英 咀华”，深入钻研并沉醉于古籍之中，细细体味其精华。 ３、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认为“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 于章句，而要学习其思想、方法，要活学。如果只会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 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降而不能乃剽贼”。他赞成吸 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他反对“踵 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他主张“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闳其中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这是我最喜欢，印深最深刻的一首 韩诗，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应了韩愈自已的观点：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不知此论从何而来，甚奇。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总会有例外，然而，在韩愈我是坚信文如其人的，坚信韩愈的人品高尚，绝对是正直不可的君子。“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
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指导教师作者 摘要：韩愈诗歌以其奇崛不群的诗风，独树中唐诗歌一派大纛。他的诗作中虽偶有佶屈聱牙之瑕，但瑕不掩瑜，韩诗正越来越以它奇崛的特质，放射出其奇诡绚丽的光彩。毋庸置疑，韩愈以不因循前人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奇崛雄豪的意境创设和超异寻常的奇异想象，为自己的诗歌创造铺就了一条通天大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们有必要作一番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奇崛风格诙谐戏谑浪漫 韩愈，字退之，中唐诗人，南阳（今河南孟县），韩氏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比韩愈晚半个世纪的晚唐诗人司空图形容韩愈诗歌艺术风格说：“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如掀雷扶电，撑扶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一言蔽之，奇崛，就是韩诗艺术上突出的表现，或突出的风格。韩愈以他的奇崛，独树唐诗一派大纛，和元白诗派及其它诗派一起，大大活跃了中唐诗坛，造就了唐诗至盛唐以后又一个鼎盛局面。 一、韩愈奇崛风格的形成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论到韩愈诗歌时说：“韩昌黎生平的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之注意所在也。”按此说法韩诗奇崛风格的形成原因是：一是韩平生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人，他的奇崛诗风的形成，和学习李杜关系很大。二是韩才大学博不甘居人后，但李杜在前，诗歌发展已备极壮观，难乎为继，欲辟新径，唯李杜奇崛处“尚有可推扩”。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韩诗中提到李杜的诗句很多，而且他总是李杜并举，持平的态度也很突出。在《调张籍》一诗中，他曾对自己的心慕力追李杜的心情和感受亦有极形象的描写。另外，韩愈不但在政治上极有抱负，在文学上也是很自负的。“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他学习李杜，是自李杜始，希图有所创新，而不是单纯的模拟李杜。他在李杜之中寻求的是个人发展的途径，扩而充之，从而超出李杜，另树一帜。一个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定型，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具体到韩诗的奇崛诗风的形成，至少还应在赵翼总结的以外再补充四条： （一）韩愈在文学上好奇的个性于诗歌的影响。好奇、标新立异是他在文学上的美学理想，凡异于常者，则认为是好。他在答到刘正夫书中说：“百物朝夕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其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足下家中之物，皆赖而用也，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为文，岂异于是乎？……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其好奇，喜标新立异的文学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凡古籍中之奇奥处，对他也特别具有吸引力，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中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江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能达。”大约天地、人物、江海……之中，他喜的是扬沙走石，危峰峭壁，戈矛叱咤，浊浪排空。“尔雅注虫鱼，定非磊磊人。”他似乎不屑于在细支末节上汲汲追求，这就是他的美学理想，其势必影响他的诗歌。 （二）韩文的尚奇于韩诗的联系。韩愈是诗文皆擅的，韩文的突出特点也是尚奇，唐人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奇诡于韩愈。”宋人苏洵《上欧阳内翰书》也有一段形容韩文风格的：“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以此而论，韩诗奇崛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其诗歌的创作风格。 （三）摧陷廓清充斥中唐诗坛的大历柔靡诗风的不良影响的需要。 （四）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大胆使用。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论文题目 作者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中唐时期，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关键性的领军人物。他的创作在引领了当时的文学风潮外，还沾溉一代宋诗，使宋人在唐人之后摆脱唐诗束缚扩展出一片诗坛新天地。而这位领军人物就是被后人称为韩昌黎的韩愈。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曰“文”，又称韩文公。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在思想上，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政治、哲学，还是在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苏轼曾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1（《潮州韩文公庙碑》），从文、道、忠、勇等方面概括韩愈一生的事业。而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一是领导了唐代中期的古文运动，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二是尝试并倡导“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手法。其中，尤以“以文为诗”最为引人注目。连史学家陈寅恪也不禁赞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2当然这种创作倾向正是韩愈作为一位古文大家而具有的独特成就。因此，本文主要从文学背景、艺术特征两个角度来研究韩愈的“以文为诗”。 一、“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 “古文”（专指秦汉散文）是出现于中唐时代散文的特有名称，是相对骈文而言。首先提出这一名称的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而这一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都是适应社会发展与文学规律的，它是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统治者信佛侫道，更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士人心态的主流已不是初盛唐时期的昂扬与奋发，文学的面貌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面对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他们希望维护中央集权、振兴儒学，挽救时弊。众多士子中，韩愈以儒家的学术视角，知识分子特有的政治嗅觉，探究中唐以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肯定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是韩愈的“道”的真正内涵。 1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 2郝润华.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J].首都师范大大学学报,2006(5):64.
论韩愈的诗学思想
作者简介：蒲宏凌（１９８３———），男，甘肃甘谷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０４ 论韩愈的诗学思想 蒲宏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韩愈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重要的诗人。他在时代世风的孕育之中，提出不平则鸣之论， 强调诗歌的抒情特质；拈出笔补造化之说，重视诗人的学问才力；尚险求奇，写雄奇光怪的诗境；大胆创新，立务去陈言的法度。韩愈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开一代诗风，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韩愈；不平则鸣；笔补造化；雄奇光怪；务去陈言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９５８（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５９－０３ ２００７年第５期（总第９９期） Ｎｏ．５，２００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９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ｉｑｉｈａｒＪｕｎｉ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中唐之世，诗人面临极盛难继的困境，要实现中唐再盛，必须披荆斩棘，另辟蹊径。韩愈有感于时局艰危，有慨于官场黑暗，欲回狂澜于既倒，鸣人世之不平，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越现实的色彩；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致力于雄奇光怪的诗境的创造；大胆创新，务去陈言，特别是运用古文章法句法，以文为诗，自成一格，开一代诗风。这些都展示出其独有的诗美追求。 一、不平则鸣的思想基础 贞元十九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 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１］１４６４ 这 里揭示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不平则鸣”。韩愈认为，“不平则鸣”在内容上有歌哭悲喜之分，而使之鸣者，则有世道盛衰之别，包括“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和“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两个方面，都是对内心情感的宣泄抒发。尽管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平则鸣”说更偏重于郁愤哀怨的一面。韩愈本出身寒门，仕途上又长期困顿，报国无门，难有建树，内心充满抑郁不平之气。这篇序文又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而作。韩愈以“善鸣”推许孟郊，慰安以“其在下也奚以悲”，即针对他仕途失意，生活穷愁发的。他在《荆潭唱和诗序》 中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 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１］１６７１ 羁旅草野之人多愤懑不平之气，情不可遏，发而为文，自易感人；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并非情有所激，不得不发，而是自鸣得意，附庸风雅，难以久传。正所谓善鸣者，乃穷愁不遇者；鸣之善者，乃不平之鸣。他在《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志铭》中评论柳宗元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 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１］２３９１ 柳宗元被贬遐荒，困顿终生，在政治上可谓失；但正是这种困顿，玉成了他的文学事业，因而又可谓得。 韩愈提倡“不平则鸣”，指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他认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观照的对象主要是人的生命层次和人的生存状态。“不平则鸣”不仅是贫士失职的抗争，也是时使之然的结果。“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 所好恶与人异心哉？” ［１］１５３２ 这是对世道不公，贤人失位的感慨。“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 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 ［２］１１９ 这是胸怀耿耿而报国无门的激愤。“不平则鸣”说的核心在于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提倡审美上的情感宣泄。他曾申明其诗 ５９——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 导读：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认为这是韩愈受禅宗教外别传之说影响,借禅宗故事来阐扬儒家道统。 第二点,唐朝儒学承接的是南北朝以来的正义义疏繁琐章句之学。韩愈看到儒家的积弊,扫除贾、孔繁琐章句,受新禅宗的启发,明心见性,直指人伦。《原道》的中心意思就在这里。韩愈因此奠定了宋代新儒学的基础。 第三点,《原道》中有些话鼓吹专制思想,为现代人所不满。实际上,这并不是韩愈的发明,而是儒家学说的原有之义,不过他说得更为精炼,而且借了教科书的传扬,更深入人心罢了。陈寅恪指出,韩愈的“不事上则诛”有其时代性。当时佛教徒繁多,影响了国家财政及社
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
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不平则鸣，现在大多意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这一观点出自于韩愈《送孟东野序》，文章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创作口号，其中富含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这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肯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送孟东野序》一文中共用三十八个“鸣”字，盛世、乱世皆有能“鸣”者，列举的数十位著名先贤中，坎坷困厄、穷而不达者居多。而这与韩愈本人的遭遇也是相同的，《送孟东野序》的写作缘由即是因为“东野之役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作此序“以解之”，“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韩愈对于孟郊的凄惨境遇深表理解和同情，激励“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穷者孟郊“不平则鸣”，这是对孟郊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自己郁郁不得志的郁闷心情在此也得到“不平则鸣”。 作者韩愈本人一生几经官场风波、仕途坎坷数十载，“不平则鸣”是他总结先辈的经历、结合自身困窘生活和社会现实感悟出来的。结合他的作品和生平，韩愈的“不平则鸣”不仅表现在为自己及友人不幸“鸣不平”，也是在为国家和下层的人民“鸣不平”。韩愈一生积极入世，但却出淤泥而不染，经常直接批判、讽刺社会现实的黑暗，具
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大我”意识。《杂说四?马说》深刻揭露黑暗制度和昏聩的执政者埋没人才；《论天旱人饥状》全盘托出惨苦民情，直言要求停征赋税，为民请命。 韩愈“不平则鸣”论的价值和意义不止在当时，更是在于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北宋欧阳修进一步发展了“不平则鸣”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见解，认为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结合对韩愈“穷苦之言易好”的理解，欧阳修还分析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坚持理想、不满现实的优秀诗人或被贬谪、或遭流放，更贴近自然，与风云鸟兽草木虫鱼建立起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探其奇怪”；其二，穷窘困厄，怀才不遇，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深微的世态人情。王安石在《哭梅圣俞》一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 南宋陆游也对“不平”之气进行了阐述，并提出“悲愤出诗人”的见解，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鲜明的现实精神。“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陆游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事例：“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又指出本朝一些诗人遭际：“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不止在宋代，就连此后的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不少文学家都对次发表过不少观点。李贽就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太史公曰：
论韩愈_李翱之_论语笔解_
论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 唐明贵 [摘要]《论语笔解》并非伪作,它成于韩愈、李翱之手,曾与韩愈《论语注)并行于世。后《论语注》渐佚,而《论语笔解》独存。在《论语笔解》中,韩愈、李翱冲破“疏不破注”的解经戒 律,大胆指斥前儒在《论语》字词训诂、文意解读方面的失察之处。主张越汉儒而直承孔孟, 舍汉魏旧注而直究经文本义。为此,他们不惜改易经文、颠倒经文次序,所以,如果从忠实于 文本的角度看,《论语笔解》自然被目为师心自用,标新立异,但如果从《论语》学史的发展角 度看,《论语笔解》作为一家之言,在《论语》学从汉学系统转向新的宋学系统的过程中所起到 的作用亦不容抹杀。 [关键词]韩愈 李翱 《论语笔解》 纠绳汉儒 疑注改经 [中图分类号]B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05)06-098-09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亦称韩昌黎。唐代著名儒家学者、文学家、思想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自谓:“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韩昌黎集》卷十五《上兵部李侍郎书》)在崇尚古文和尊奉儒学两方面,“欲自振于一代”(《旧唐书?韩愈传》)。他提出了儒家道统说,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主张排佛抑道,这些新的思想内容,多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吸收并发挥。 李翱(772—841),字习之,唐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为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他一生崇儒排佛,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问》),并以《中庸》、《易传》为理论根据,试图构建儒家的心性理论,其《复性书》三篇开宋儒谈心论性之先河。 由于李翱曾从韩愈学古文,协助韩愈推进古文运动,故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他们曾共同撰成《论语笔解》二卷,在《论语》学史上,成为疑注改经的代表作。 作者简介:唐明贵(1971— ),男,山东临清人,聊城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史学博士。山东聊城 252059
论韩愈开拓诗歌的阳刚之美
论韩愈开拓诗歌的阳刚之美 诗分阴柔、阳刚;韩愈崇尚阳刚 清姚鼐云:“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①。姚鼐根据自然之道,从人性施于文而形成阳刚与阴柔的不同风格作了比较,符合人性与文艺特性。以阴阳之不同特性和表现来认识、分析自然、人,以及因人性而导致的文艺个性,早在上古时期就成为先哲的理念。《易·系辞下》云:“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孔颖达疏云:“刚柔即阴阳也。”《礼记·乐记》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这就是针对物理、人性而言的。明李贽《史纲评要·东汉纪·光武帝》云:“光武与高祖不同,高祖阳明,光武阴柔。”此则纯论人物性格。重在论文者,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然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风趣犹风格;风格之刚柔,由人的气质而定。见其文而知其人,亦因人的气质决定人之文也。范文澜《中国通史》指出:“柳(宗元)称韩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所谓猖狂云云,就是韩愈兴儒反佛,理直气壮,表现阳刚爽朗、文章雄伟的气格。”②这段话则直接把韩愈的性情与其从学、为文结合起来,认为韩愈文之雄伟的气格来源于其猖狂恣肆的性格,表现出阳刚之气。若与文友柳宗元相比,韩阳刚,柳阴柔。 在中唐,以诗文比肩者,韩愈、柳宗元最为著称。然二人性情迥别,诗文风格各异。如宋人林光朝所说:“韩、柳之别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③真可谓中韩、柳性格之的。柳矜持,韩狂放;柳阴柔,韩阳刚。韩愈因狂放而能直言,对人对己,有啥说啥,从不隐讳。用他自况诗形容,是“少年气真狂,有意与春竞。饮噉惟所便,文章依豪横。”(《东都遇春》)“自笑平生夸胆气,不离文字鬓毛新。”(《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他还在《送张道士》诗中云:“臣有胆与气,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语,不能伴儿戏。”敢“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兵。”(《城南联句》)韩愈在文学创作上“欲自振一代”,目的在慕盛唐而欲振兴中唐,如他在《归彭城》中所云:“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 因此,他在论诗上,也表现出这种猖狂恣肆的气概。韩愈在批评重李轻杜、重杜轻李两种偏向时高喊:“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调张籍》)韩愈力排众议,给李杜以正确评价,为后世所遵循。他捍卫李杜,学习李杜,尤其学李杜诗的构思,达到痴迷的程度,故他在学习继承李杜诗的基础上,开拓出唐诗发展的新境界。韩愈曾自谓:“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神互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诗中上论李杜,下言自己;论李杜者诗之构思,言自己者
论韩愈_以文为诗_的艺术表现
论韩愈“以文为诗”的艺术表现 任正霞 （遵义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摘要］韩愈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他“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息息相关。韩愈的“以文为诗”具体表现为：以散文题材入诗；以古文章法、句法、字法入诗；以议论为诗；以赋笔为诗。这是韩愈诗体诗风开拓创新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文体文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韩愈；以文为诗；艺术表现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23（2011）03-0042-03［收稿日期］2011－02－28 韩愈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他“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息息相关。“以文为诗”就是把文的诸多因素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韩愈以单、散、错综、参差的古文句法为诗，以精炼了的散文语言为诗，他企图以古文的美来接济、补充诗歌的美，这样一来，使其“既具诗之美复具文之流畅”。［1］韩愈“以文为诗”具体表现为：诗歌题材的开拓创新；以古文章法、句法、字法入诗；议论、叙事、描写与抒情相结合。 一、诗歌题材的开拓创新 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说：“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的评价指出韩愈诗歌的纵横之势由气驱使而形成，同时司空图还指出韩愈诗歌对题材的开拓，这是“以文为诗”的具体体现。“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韩愈几乎把天地万物都纳入诗歌中，而且不少是奇形怪状的东西。我们知道，传统的古典诗歌是以言志抒情为主，文人诗的大致内容是咏物、怀古等题材。“咏物”就是描摹景物，是《诗经·桃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而且要不即不离，工细中须具缥缈之致。然而在韩愈的创作实践中，诗歌不仅仅局限于咏物怀古，就正如他的散文创作一样，诗歌的用途得到空前的、淋漓尽致的发挥。韩愈诗歌的应用遍及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上下级之间的应酬、朋友之间的交往、家人间琐事的交代、情感的交流等等都可以诉诸诗歌。他将过去不常入诗、不曾入诗的题材写入诗中。比如写落齿、写辩论，写冷意、写火山、写月蚀以及记梦等等。韩愈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捕捉有意味的、常见的、但长期被“诗国”忽视的情景，赋予它们诗化的表现，以高超的描写手段把它们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 推动韩愈拓展诗歌畛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韩愈所处的时代有更多的现实内容、更复杂的心理情绪需要倾泻在诗歌中。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诗人亲历种种矛盾，心中时时承受着激烈的刺激和碰撞：正与反、是与非、利与害、廉与耻、进与退、妥协与僵持、勇敢与怯弱、崇高与卑下，外部环境的光怪陆离，内心世界的千相百态。其次，是他独具的无所不包的诗家之心、搜拢宇宙的诗家之胆。他要笔拢宇宙，删削山岳，要以壮大的气概将万物并容入胸。“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是他的自况，“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是他的诗注。 二、以古文章法、句法、字法入诗 初、盛唐时期，我国诗歌形成了以五、七言为基本节奏，在偶数句尾押韵为基本音律的艺术模式和审美标准。朱光潜先生称这种模式所引起的审美快感为“预期”。［2］诗歌的格律、句式、音节、语言固然是诗美的表现，读者在读诗歌的时候，往往读了上句就等待下句，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节奏和音律定势。但一旦这种严格、整齐、匀称愈发圆熟纯粹以后，形式必将僵硬，失去真美，况且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有奇偶的，因此，一成不变的模式，就会束缚诗人的手脚。当诗与散文联姻，可能会产生不平衡、失重的感觉，其艺术模式和审美标准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韩愈恰恰就是这一变化的先声，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在章法结构上的“以文为诗” 第27卷第3期Vol．27No．3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ANZHO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1年6月 Jun．2011 ［作者简介］任正霞（1978－），女，贵州遵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论韩愈的师生关系
师论 我国著名教育家韩愈作《师说》以批判不正常的师生关系。《师说》的教育思想特指“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观、“从师问道”学习观、“师与弟子平等”的师生观等。陶行知先生亦有云：“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两者相较，不难看出作为一名准教育工作者，在课堂教学中一言一行都将被放大，造成很深的影响。但学生的客观差异性自古使然，因此用心育人显得格外重要。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程门立雪可谓是典范，杨时少年神童，青年考取功名。有日，杨时有了困惑，他顶着寒风去程颐家，适逢先生打坐，杨时不敢惊动老师，侍立在门外。许久后程颐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通身披雪，急忙起身请于屋内烧火取暖、解答困惑。这种平等的交往及对话关系不由得使人钦佩。 历史上出现两种极端的师生观，其一就是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论，他认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起到主宰的作用，强调教师的权威性，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实践中，很容易使教育活动脱离学生的实际，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某位教师组织某项教学活动，从始至终没有学生积极参与，对于学生知识面也未详加考量，一味灌输新知识，必然适得其反；其二就是杜威的学生中心论思想，他提倡教育从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出发，整个教育活动围绕儿童，此举过分夸大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有限，牛顿亦曾说：“如果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一味让他们自己探索，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而且会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把教师热爱学生的这项表现称作为“教育的奥秘”，他的座右铭是“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们。”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带领学生领略新知识。学生是主体，是教师施教的对象，学生的认识和发展须服从于教师的领导，学生作为教学认识的主体，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应取决于其积极主动的认识。 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树立新型教育观。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教促进学生的学，学生的学促进教师的教，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师在教的过程中，促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同时，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可以超越老师。教师对学生要做到松弛有度，既能够做到尊重他人，又能严格要求学生；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学生不同的特性，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多种教学手段灵活使用。 陶行知曾说过“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
论韩愈的七言绝句_陶文鹏
论韩愈的七言绝句* 陶文鹏 内容提要 韩愈的七言绝句题材内容颇为深广，尤其是写两次平乱之作奏出“中兴”宏声， 是盛唐之音的回响，堪称“诗史”。韩愈七绝构思奇巧，章法多变，写景状物运用白描、比喻、 夸张、拟人俱生动传神，惟妙惟肖，兼具谐趣、奇趣与理趣。韩愈力追李杜，多学杜甫的“变 体”七绝，大胆创新，在中唐独树一帜，其总的成就可与白居易相颉颃，而对宋代七绝影响 更为巨大深远。 关键词 韩愈 七绝 刚笔 创新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也是唐代的大诗人。其诗以五七言古体为代表，想象雄丽，笔力豪纵，波澜壮阔，风格奇险狠重，富于艺术独创性，这已为古今文学史家所公认。韩愈也写近体律绝诗，其中七言绝句数量最多，计七十七首，占四百多首韩诗的近五分之一，不乏戛戛独造的思想与艺术闪光点，有多首佳作脍炙人口，堪称唐代七绝的经典。然而，韩愈七绝诗的高昂格调与高超艺术被其古文和古诗的辉煌掩盖了，以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唐诗学界的重视。在各种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中，对韩愈七绝诗或三言两语，或忽略不提。周啸天《唐绝句史》中，有“韩愈以刚笔作绝句”一节，兼论韩愈的五绝和七绝，颇有见地，但不足两千字，比较简略。因此，笔者撰写此文，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韩愈七绝诗的情思意蕴、艺术风格、表现手法，指出其对李杜七绝的继承与创新，在中唐七绝诗苑中的地位以及对宋代七绝的影响。 一 韩愈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抱负，一生热衷政治，忧国忧民，屡遭挫折却壮心不改。他将国运民生的社会现实同其仕宦境遇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既表现在波谲云诡的五七言古诗里，也引入简捷轻灵的七言绝句中。他的七绝诗歌题材多样，多有不平之鸣，蕴含着较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彰显出中唐的时代精神。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盛世局面已一去不返。韩愈一进入仕途，就满怀着振兴李唐王朝的政治热情，忠言谠论，针砭时弊，先后上疏请宽免关中租徭和谏迎佛骨，不料却触犯当政，遭受打击，两次被远贬南荒。韩愈有相当数量的七绝诗，倾吐衔冤被贬的怨愤不平，流露出他对官场险恶仕途坎坷的感慨，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沉思索，如《湘中》：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 此诗是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韩愈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途中作。战国时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 * 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诗词曲源流史》（11＆ZD1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周啸天《唐绝句史》，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试论韩愈诗歌风格演变探微(一)
试论韩愈诗歌风格演变探微(一) 论文关键词：韩愈诗歌风格奇险 论文摘要：提起韩愈的诗歌创作风格，一般都认为韩诗奇险怪僻，其实不尽然。文章解读了韩愈诗歌创作的历程，探析了韩诗奇险风格形成的原因。 提起韩愈，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一千多年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其实他的诗歌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创立了新的流派，但后人对韩愈的诗风历来有许多争议，笔者集中拜读了诗人各个时期的诗作，觉得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文一样，浑浩流转，独立特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不仅某些思想内容一以贯之，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骄文是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的文字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他不甘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示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在艺术上创新求异，大胆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又并不都以奇险见长。他的诗可以清幽如水，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石。 韩愈出生时，李白已去逝，三年后杜甫也谢世，到韩愈的时代，唐代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已过去。韩愈作为诗人，其得益的是有许多前辈作楷模，可供他学习和借鉴;困难的是要超过李、杜等大诗人，是相当不易的。而韩愈的性格及他个人的才华，使他决不肯做个亦步亦趋的模仿者，所以他必定要开拓新领域，创造自己的流派，形成独特的风格。赵翼《威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纵观韩愈的诗歌道路，奇险诗风的形成与特定的生活时代、与诗人的性格和人格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唐特定的历史时代使韩愈在亦官亦仕的生活中，忽沉忽浮，忽枯忽荣，而这些都影响着他的诗歌发展。中唐的诗歌不象盛唐之音那么光芒四射，却更多姿多彩，各种风格流派竞显神通，诗歌的艺术个性特征到这时充分发展，诗人以诗歌为生命，他们用字造句，煞费苦心，务去陈言，力求新异。 下面沿着韩愈诗歌创作之路，品评不同时期的作品，以探寻其独特诗风的形成。 一、真率高远的早期追古 韩愈在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三年，出生在一个官僚世家。度过颠沛流离的少年生活后，十九岁的他收拾行装向京城出发，准备通过科举博取功名，路上写下《条山苍》: 条山苍，河水黄。波浪纷纷去，松柏在高岗。 贞元七年，年轻的诗人与好友陈羽相别，作诗《落叶》为赠: 落叶不更息，断蓬无复归。飘上终自异，邂逅暂相依。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支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条山苍》以岁寒不凋的松柏自喻，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傲视着天地间的二切，诗句写得简朴、高扬。 《落叶》写得格调新颖，力扫盛唐时的陈词滥调，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两首诗让人不由得想起《诗经》、《古诗十九首》这些先秦诗歌，因为在艺术手法上诗人运用了比兴、叠字的技巧，内容上清新易懂，不难看出诗人内心复古崇古的追求，表明诗人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对人生对社会充满美好的幻想，表现出天真浪漫的艺术境界。这些诗相对过去诗坛的一片妩媚繁华，显得清新朴素，但存有明显的模仿古人的痕迹，而且过于平淡直率，注定要不断发展。 二、奇崛怪僻的盛年创作 尽管韩愈读书勤奋，“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十多年的苦学，对自己充满必胜的信心，而却在科场考试中屡遭失败。只得在汁州、徐州佐幕。胸有抱负，满腹才华，怎甘寂寞?辗转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