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_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理论经济
[收稿日期]2005-10-18
[作者简介]左金隆(1975-),男,河南鄢陵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
———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左金隆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083)
[摘 要]关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有观点认为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实际上,该方法属于
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一是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是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三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 制度变迁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05)06-0009-04
A fundamental Study on the Methodology of N orth ’s I 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 C orrectional Paradigm of Neo -classical Economics
Z UO Jin -l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20008Shanghai ,China )
Abstract :S ome view holds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N orth ’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man ”paradigm of Neo -classical economics ,which is not agreed on by the author who maintains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N orth ’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is cor 2rectional paradigm of Neo -classical economics ,which reflec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correctional 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 (2)hy 2pothesis of positive transaction cost (3)the inheritance of analysis tools of Neo -classical economics.
K ey Words :N 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methodology ;Neo -classical economics paradigm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文章,富有
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类:一种(杨燕青、吴佳,1998;徐文燕,1999)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三个假定的批评与改造上,即理性行为假定、完全信息假定、最大化假定,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有限理性假定,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为正,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或“满意化”;另一种(陈建华,2002)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然采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个人是理性的,通过接受外界信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已达到了最大化的目的。
然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一个组成部分的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国内研究却比较少,本文试图对此做一探讨。吕中楼(1994)对这个问题略有研究,他的观点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制度
变迁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论不是那种完全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而是属于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
在:(1)修正的经济人假设;(2)非零交易成本假设;(3)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这个概念最早发端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认为个人利益的追求就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虽然斯密同时还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人是利他的,利他主义是人类行为普遍基础的观点,但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只选取了个人利己主义这个观点,并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动机,奠定了经济人假设的第一大基石———自利原则,而后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借用边沁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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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奠定了第二大基石———极大化原则。后来经过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完善、抽象,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正统经济人假设(程恩富、胡乐明,2002),即在理想的情况下,信息是完全的,偏好是完备有序的,计算能力是没有限制的,人会根据自利原则和完全理性原则进行经济活动的最大化。
按照这种完全理性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由于不完全信息、正交易成本、不确定性以及人本身的生理条件所限的存在,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学家西蒙等人曾经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定提出过尖刻的指责:“这个奥林匹亚山神般的理性模型从来未曾、也根本不可能用于实际———无论是否用最大型的计算机。”为此,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存在于真实世界中的制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也就是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观点。
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行动团体”,也就是诺斯称之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决策单位”。关于这种决策单位,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当中的主体,诺斯认为“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但他把团体看作是与个人一样的分析单位。虽然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被视作个人的组织并没有明确被说明具有有限理性,但这是暗含在其理论当中的。因为诺斯要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由于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假设,就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即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威廉姆森,1987),如撒谎、欺骗、偷盗和毁约等。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常常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倾向于对信息加以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撒谎、欺骗等行为;(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则经济人一旦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者违背关于未来行为的许诺,比如毁约等行为。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话,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正是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主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Williams on,1975)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并不像有限理性假设那样是隐含在其中的,而是处处可见的。在诺斯的专著《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他利用这个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的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自利原则这个假说,在诺斯开创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于它的质疑是有一个明晰发展过程的,在制度变迁理论提出的早期阶段,诺斯仍然信经济人的自利原则。在威廉姆森提出机会主义这个人类行为假设之后,1982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书的出版则标志着诺斯开始对自利原则发出质疑,“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按自我利益行事,也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讨厌选举……然而,它不能有效地解释问题的另一面,即对自我利益的计较并不构成动机因素的那些行为。我们如何解释利他行为(如自愿献血),人们自愿做出巨大牺牲而从事并无明显报酬的活动(历史上无数个人和集团为了抽象的事业而被关进监狱或牺牲)?我们怎样解释大量参与选举的人或自愿做出大量努力参与一个自发组织的人(在那里个人得益甚少、甚微)”(诺斯,1994),而对于这种人性假设的质疑后果就是诺斯引入了其制度变迁理论三大基石之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诺斯看来,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提供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发生的答案,也就是说:“人们做出选择时个人信仰显而易见十分重要。”但诺斯对于自利原则的质疑并没有到了意识形态影响人们选择这一地步就简单停止,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在1990年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后,诺斯开始涉足于认知科学,对经济人理性的探讨进一步深入,试图“对人们为什么做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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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选择进行解释……对诸如共产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够对人们的选择施加影响,并且引导长期经济演化途径做解释”(诺斯, 2003)。无疑,这一工作把制度变迁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经济人假设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更加深入的运用。
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
诺斯对经济人理性主义假设所进行的修正,必然引入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零交易成本的修正。这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以及处理信息的有限思维能力决定着交易成本。下面让我们具体看看这个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与诺斯齐名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福格尔(2003)曾经这样说过,在分析制度变迁时,诺斯并没有丢弃新古典理论,而是对它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表现在修正了“理性假定”和增加了“时间维度”两个方面。然而,笔者认为,除修正了“理性假定”之外,以诺斯的学说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新古典范式的修正还包括对于其零交易成本这个假定的修正上面。诺斯(2002)自己也曾经这样表述过:“除了修正理性主义的假设外,它把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条件,并把交易成本的分析作用作为制度和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添加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在新古典经济学虚构的理论世界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1994)对于这种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道:“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并不存在,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由科斯在他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里面提出来的。科斯(1990)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理论框架内,交易是被假设为瞬间完成的,交易活动不是稀缺的,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但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在科斯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这个概念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得经济学的假设更加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自从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也包括制度变迁理论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然而,对于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的界定,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透过人类社会分工的视角,把人类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区分为执行交易功能的活动和物质转型功能的活动两种形式。然后,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做了如下定义:二者都是为了实现来自社会劳动分工、专业化的收益,其中,交易成本就是投入到执行交易功能活动所耗费的资源,生产成本就是投入到执行物质转形功能活动所耗费的资源。诺斯还进一步细化了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交易费用也就是“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1994)。也就是说,交易成本是“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代理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在做出界定之后,诺斯(1994)就把交易成本范畴运用到了制度变迁理论当中。诺斯(1994)曾对非零交易成本假设的重要性做出这样的断言:“把新古典分析的范围扩大,把交易费用包括在内,就能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途径,通过它就可以分析经济组织,并探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一个经济的生产潜力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交易成本的概念贯穿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始终。诺斯认为,制度通过其约束和惩罚功能给经济活动中相互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就是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的范畴,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一个理由,即制度具有促进交易成本降低的功能。在诺斯的国家理论当中,国家的基本服务就是提供博弈规则,而博弈规则的作用有两个目的:一是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界定所有权架构;二是在界定好的产权结构中降低交易费用,使得社会产出达到最大值。这也就是国家这种制度的功能。通过引进非零交易成本假设,诺斯还为制度变迁的评价找到了一个标准,即制度变迁要是有效的,就必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找到了一个解释,即交易费用的增加导致制度变迁。这是因为,当发动制度变迁的行动团体发现存在着现存制度框架不能提供的外部收益时,在预期从制度变迁当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推动制度变迁所付出的成本之后,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推动制度变迁。这外部收益的来源有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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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其中有一种就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
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是关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尤其是经济人假设和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仅仅是一种修正,而不是为废除老的范式创造一个全新的范式。因此,在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当中体现出来的还有保留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一面,具体体现在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分析经济现象所采用的技术工具的使用上,正如福格尔教授(2003)所说的那样,制度变迁理论虽然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有所修正,但还保留了“微观理论的分析工具”。
为了解释制度变迁,诺斯仍然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需求供给分析和最大化分析等。比如说他(诺斯、戴维斯,1994)认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制度变迁就开始发生。这种变迁达到了均衡之后就暂时停止了,行动团体之所以要进行制度变迁,为的就是收益最大化。再比如说,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当中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可以通过界定明晰的产权促进经济增长以达到税金最大化),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因为国家也有可能选择一套无效产权以达到租金(权力报酬)最大化,这也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至于制度变迁采取的方式是自下而上诱致性的,还是自上而下强制性的,他是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变迁理论所分析的均衡在诺斯看来是一种动态均衡而不是新古典框架内的静态均衡,而且成本收益分析是有限度的,对于一些显然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的利他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则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加以解释。
四、结论
综上所述,虽说诺斯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些基本假设提出了批评,但他并没有舍弃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而是在进行了一番改造之后在其制度变迁理论当中重新采用了这种经过修正的范式。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与继承,诺斯自己(2002)也曾这样说道:“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不像早期一些理论那样试图推翻或取代新古典经济理论,而是力图在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通过修正和扩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使人们能够把握和处理迄今为止还处于其分析范围之外的大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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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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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第３４卷 第２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ｒ．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１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王向清，黄玉兰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１－０６ 作者简介：王向清，男，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兰，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其整个的学术生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问世，到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简史》的出版，再到生命临终时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的完成，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而冯先生之所以终其一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进行不断挖掘，逐层深究，对自己的哲学史著作不断调整、改写和升华，这都源于他对“哲学史”的理解。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历史有两个意义。……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写的历史也不能与本来的历史完全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１］１－２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因此哲学史也要不断地重写，这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明确的表述：“历史有‘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分；哲学史亦有‘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写的历史，与历史既难符合，则写的哲学史，亦难与哲学史相符。……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２］１４而且由于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哲学史是有关哲学的历史，那么写的哲学史也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就必然参杂了个人的思想和见解，所以，写的哲学史其实是对本来的哲学史的一种重新理解，重新阐发。一部哲学史著作的完成就是哲学史作者对哲学的历史的解释过程，反映了作者的解释学理念和方法的形成过程。三个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反映了冯先生解释学思想和方法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冯先生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对儒学文化经典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６ 在线杂志：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ｊｓｕ．ｅｄｕ．ｃｎ
古典经济学派
五总结和评价（讲稿） 最后我们对这些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派的思想进行总结和评价。古典经济学派的先驱们关于财富的一致看法是，财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留在人们手上的剩余产品。生产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才能创造出财富。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与重商主义认为金银至上的看法相反，同时也包含了一些重农主义的成分，认为生产是财富的来源。但是，这种对财富的定义范围稍嫌狭窄，没有看到服务的价值，更没有看到其他无形的、各种形式的精神财富的存在。 关于价值观，古典经济学派的早期思想是，货币价值决定于其内在价值，而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其所耗费的土地和劳动数量决定的，货币也不例外。这种思想已经含有了后来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影子，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商品的价值应不仅由土地决定，更应由资本决定，资本和劳动，甚至加上后来的技术，构成了商品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阐述一下我们小组关于财富的思考结果，我们认为，财富是指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或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或有形或无形的东西。首先，产品和服务肯定是财富，但是，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说，我们认为财富还包括人才储备、职业技能、教育、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它们都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好处”或者说效益。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财富和资产进行比较，它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财富和资产都能给人们带来收益或者效用，使人们生活变得更好（better off），但是财富最不同于资产的一点是，资产作为会计上的一项条目，是可以量化的，但是财富不能。因为财富有精神和物质之分，很多精神财富，比如技能、诚信精神这些有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是不能对其衡量的。 最后我们对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派的思想进行评价。首先，这些学说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们顺应工业革命的发生，深入探讨了财富的重要来源，和财富生产的主要因素，使人们正确认识到包括工业在内的各行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另外，先驱们正确认识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们也看到发挥社会个体成员的积极性的机制是：发财致富的机会向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开放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 但是这些学说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局限性。首先，过度宣扬了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自由放任主义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经济萧条、垄断、公共物品的攻击、私人行为的外部效应等。这也是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原因。但是，从老师所说的中国的四万亿投资的例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底应如何和市场经济体制相互配合，使得经济得以平稳的发展，还是需要人们继续去探索的一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诺斯理论
诺斯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而名噪经济学界。他对中国二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深感兴趣，并多次来华进行考察研究。他说，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断进行渐进式的经济变革，比如通过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从个人交易到非个人交易转化，要制定清晰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法规已经存在，但并未认真实行。因此，有必要破解市场经济的阻力，以减轻交易成本。 诺斯指出，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在竞争中有输有赢，但终究是很好的分配资源的办法，要朝着公开公平的方向努力。当然，政府也应考虑残疾人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 诺斯还同国家统计局官员和海内外经济学家就制度经济学、中国贸易顺差等问题展开探讨。他在回答经济学家的提问时表示，他认可并希望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诺斯“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马克?布劳格语）。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诺斯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已经变成了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新政治学派的学术中心。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的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诺斯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 第三，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一）、产权理论
古典经济学流派
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一般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其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他所著的《国富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书中批判了重商主义 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源泉的片面观点，斯密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 同时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 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古典经济学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 会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 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 置办法。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17世纪下半叶产生于英、法两国。主要代表为英国的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法国的魁奈等。 它反对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初步科学分析，奠定了劳 动价值论的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间利益对立。但把资本主义 看作永恒的生产方式，没有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 古典经济学简介 古典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 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 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
第九章+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
第九章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二、内容结构 三、重点和难点 1．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概述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在不断的演进和分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把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理论和边际学派等一些学派的供求论、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进一步综合成一个新的体系，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新古典学派”。然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得新古典学派所构造的以均衡价格为理论基础的，自由竞争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臵的信条不再令人信服。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通论》，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有别于新古典学派的主张，新古典学派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但是凯恩斯主义在一统天下几十年以后，遇到了它无法解释的“滞涨”现象，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带来的严重的副作用也逐渐暴露出来，如政府财政开支庞大，赤字达到空前水平，从而引发物价上涨，更加重了已有的“滞涨”现象。如此种种，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围绕凯恩斯主义所进行的讨论已经演变为各种流派，它们或者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或者对凯恩斯经济学持有异议，甚或反对“凯恩斯革命”。概括说来，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分为两大派：当代凯恩斯主义学派和当代自由主义学派。此外还有一些非主流学派。 当代凯恩斯主义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两支力量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剑桥学派。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称为非均衡分析学派。而在当代自由主义学派这方面，按时间顺序排列，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反对“凯恩斯革命”的货币主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一批经济学家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式中，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并进一步发展，理性预期学派也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又出现了供给学派，并且盛极一时。此外，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具有影响的还有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尤其是后者，现在正是如日中天。当然，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 一、理论概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的：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团体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所讲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指这一意义上的制度。 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 制度变迁的原则是： 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 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 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 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依赖于四个假设条件，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预期，市场出清和自然率的假说。 关于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的假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现象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结果。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理论的基础，特别是要符合追究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个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关于理性预期的假定。理性预期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作出经济决策的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他们总是力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期。其二是，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期，经济主体总是会力图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其三是，经济主体在预期是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也就是说，经济主题会随时根据他所看到的新的信息修正预期。所以，从整体和中长期来看，人们会准确地预期到会趋向于实际数值的经济变量的值。 关于市场出清的假设是指工资和价格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都可以根据供求情况迅速进行调整。这样市场就不会出现超额供给。因为如果产品市场出现超额供给时，价格就会下降直至商品价格降到使购买者愿意购买为止，同样的，如果劳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工资就会下降，直到使雇主愿意在某一工资水平上雇佣失业者。因此，每个市场都会处于均衡状态。 关于自然率的假说。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存在自然失业率，其大小取决于该社会的技术水平、资源数量等因素。经济政策可以暂时影响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大小关系，但在长期中无效。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效果就在于使经济社会脱离自然失业的状态，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这种做法是不必要的，即使有必要，按照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无效。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人们只能根据过去的信息而预测未来，而新古典学派认为这种预期是错误的，人们在预测未来时，除了已过去的事实作为依据也要考虑事态在将来的变化。例如，人们在估计某商品的价格时除了考虑历史价格，也会考虑到将来的变化对供给的影响。所以说这种预期不符合现实。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是刚性的。他们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说，工资和价格应该灵活的涨落以便保持均衡，但是，实际地观察表明二者并不随时发生变动，因此二者的刚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刚性，所以市场上的供求量未必经常相等，即市场处于非出清或不出请的状态，这一点与新古典学派完全相反。 凯恩斯模型在短期中有效，而古典模型在长期中有效。价格调整的速度也就是总供给曲线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从水平转为垂直是一个正在积极探索的领域。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doc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7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一、中国：悄然兴起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在中国，“史学危机”已是谈论了多年的话题，在一次更甚于一次的商业化大潮中，专家的呼吁不过如几只“泣血杜鹃”的哀鸣，根本无济于事。然而，在大洋彼岸只有200 多年历史、也是世界上最为商业化的国家美国，道格拉斯·诺斯却名噪一时。他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 年3月，诺斯教授应邀来华，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演讲。光明日报以“中国过渡经济学诞生”为题作了报道。诺斯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89 年，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斯开始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知晓；1991 年，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中国两家权威出版社出版；1994 年，他的新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也在中国出版。至此，诺斯在中国经济学界成名知名人物。在中国，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及经济史如此之冷，而诺斯却如此之“火”，的确是一个强烈的反差。那么，中国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很明显，诺斯在中国走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处在改革过程中，处在由 传统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用诺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处在“制度变迁”中，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某些颇有价值的参考。同时，“诺斯热”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传统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二、经济史：是远离现实的“学问”吗？中国改革需要制度变迁理论，呼唤过渡经济学产生。这就是“诺斯热”的原因。然而，改革模式的选择，发展道路的选择，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都与我们自己的不可割断的历史有关。正如诺斯反复强调的“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1〕。然而，可悲的是，诺斯的学说，被中国经济学界所重视的，仍只
第三章 古典经济学产生前夕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
第三章古典经济学产生前夕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的经济 学说 概述 这章的主要内容和前两章的内容有所不同，虽然这三章都 不能称为真正的，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但是重商主 义经济学说，对古典经济学，或者科学的资产经济学的产生和 发展，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重商主义也就是重视商业，但是所处的社会形态还是封建 社会末期，也就是封建社会解体，资本社会萌芽已经出现，这 是他一个非常严明的特征，所以在学这个学派的时候，一定要 知道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 一、重商主义概述 （一）重商主义产生时间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15世纪，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与17世纪下半叶资产阶段古典经济学 兴盛时期。中间几乎涵盖了250余年的时间。重商主义根据经 济发展的内容特点可以把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早期重商 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是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大约150余年的时间，晚期重商主义产生的时间是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下半叶。 （二）重商主义存在的地区重商主义一般出现在资本主义 萌芽出现最早的国家，最开始是在英国，接着就是法国，往后 就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征就是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晚期主要出现在英国和法 国等西欧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三）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代表了当时具有压倒优势的商业 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当然，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不能称其是严格 意义上的、科学的资产类经济思想，但是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所做的最早的理论探讨， 二、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15世纪正是西欧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扩大，封建经济渐趋瓦解和分化。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境况下，一些封建主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享用自己庄园中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们需要用货币（金银）来购买从外国输入的奢侈品，以 及日新月异的手工业品。于是，许多封建主都将其农奴的劳役 地租和实物地租改成货币地租。这样，一方面就必然推动着商 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货币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当时的货币是贵金属，即金和银。因此，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对 金和银的需求。 在上述发展过程中，商业资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商业资 本是附属于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的。商业资本引起了分工和市 场的扩大，引起人们对金银的狂热追求，对金银的获取趋向于 两种方式：一是掀起到海外寻找金银矿藏的各种探险活动的浪潮；二是掀起海外贸易的热潮。前者导致了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后者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 重商主义的产生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商业 资本的意识形态，是商业资本和封建集权国家利益结合的产物。 所以重商主义产生的条件有：
第6章 新古典经济学
第六章新古典经济学 一、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及先驱 ?（一）背景 ?1、经济背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 ?2、政治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3、学术背景——人本主义的产生与微积分应用 ?（二）戈森定律 ?1、戈森第一定律：效用递减定律 ?消费者在对同一物品的一次性持续消费中，随着需求的逐步满足，感觉的享乐程度会不断递减，直至饱和为止。 ?2、戈森第二定律：效用均等定律 ?如果消费者有多种可供消费的物品进行选择而无充足的时间全部享乐，要取得最大的享乐，就必须依次消费享乐量最大者，当消费行为结束时，应当使相同时间里取得的每一种物品的最后单位的效用相等。 二、边际效用革命 ?边际效用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几乎同时提出来的。 –门格尔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他1871年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边际效用论的基本观点。 –杰文斯是英国数理经济学派创始人，他1871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用数学说明价值决定于最后效用。 –瓦尔拉斯是数理学派中洛桑学派的创始人，他1874年《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一般均衡论。 （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
?这个学派以欲望为出发点，以效用为中心，以所谓边际分析主观评价价值和其他经济现象。 边际效用学派是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统称。奥地利学派则是这个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个主要支流。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门格尔（1840-1921）、欧根·庞巴维克（1851-1914）等。他们都是奥地利人，所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 1、门格尔的经济学说 ?生平：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1859年进人维也纳大学学校法律与政治学，1867年获克拉科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872年任维也纳大学讲师，次年被聘为教授。1876-1878年任皇室家庭教师，1879年任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经济学教授，1903年退休。1921年去世。 ?著作： ?《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的方法》1882年出版，《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年出版。 ?1）“经济财货”及其所有权 ?物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财货。当财货需求量大于能支配的量时，这种财货就是“经济财货”。产权排他。 ?2）关于价值的性质及尺度 ?价值是经济人对财货在维持其生命与福利的重要性上所下的一种判断。因而，价值是主观的。财货的价值对于一个人来说，等于各种欲望满足总最小的欲望对这个人所有是意义。 ?3）关于价格形成的理论 ?价格形成的下限由需求者规定，即需求价格；价格形成的上限由供给者规定，即供给价格。?4）关于生产财货的价值 ?高一级财货的价值依存于它所生产的低一级财货的价值。 ?能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财货是第一级财货，生产第一级财货所必须的东西是第二级财货，
企业战略管理学的方法论
企业战略管理学讲义 第一讲企业战略管理学的方法论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景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景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景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企业战略管理需要发现与创造。在发现与创造过程中，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企业战略管理学的方法论要讲的就是科学与艺术的一些方法论的问题。 一、方法论的意义 先从企业战略管理的方法论讲起，有三个原因： １战略知识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是科学理论与实践艺术的高度统一。战略管理不可能完全归结于哲学思辨，但哲学式的思考是任何一位战略家应具备的素质。在快速变化、动态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任何竞争优势的取得需要企业作长远的考虑，需要变革的胆略和独特的战略思维。 ２从素质教育说起，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学会研究、制定企业战略的能力比学习一些战略管理的知识更为重要。因为，
关于战略管理的知识正在与时俱进，新知识取代旧知识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很可能在三年以后就被淘汰。只有能力，就是运用现有知识，运用科学的、艺术的方法去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的能力才是终身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战略管理的方法论。 ３在这里谈方法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而且是因为出现了一种危险，这就是新的教条主义思潮正在把战略问题的研究引入歧途。我的观点是在战略问题的研究中：事无常事，法无定法。所以就需要对方法论问题作哲学的思考。 二、管理科学的方法论１．方法论与认知兴趣 1992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德鲁克认为当前知识正被应用于管理，相对于第一阶段知识被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以及第二阶段知识被用于工作，这是第三阶段。而“提供知识以找出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效益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这被称为管理革命。所以，管理是认知的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兴趣，这就是技术性的兴趣、实践性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这三种兴趣，都来自人类的社会生活，首先是劳动，其次是沟通，最后是权力。 哈贝马斯认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上述的认识兴趣。技术的兴趣形成了经验性——分析性的知识，即实证科学；实践的兴趣形成了历史性——解释性的知识；解放性的兴趣，形成了批判的知识（反思）。
经济学科普：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在经济学中是作为对经济理论的学派名词，在中国，由于翻译上的原因并未能完全对应英语中的学派分类。在一般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应于中文的新古典派经济学是两类不同的学派分类。 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了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色 西方经济学经历2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三次大的革命，已经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但它始终未能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正是这个缺陷构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兴起的理论条件与逻辑起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理论框架、分析范式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取得崭新突破，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成因和经济增长长期动态模型等提出新的学说。新兴古典经济学增强了对现实经济事实的解释力，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特色的最新反映。 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向我们展示的是，源自古希腊以来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不断涌流与分化，不断否定与前进，不断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智慧长河与信息洪流，林林总总的流派和交错延绵的学说，彰显着学术的勃勃生机与活力。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许是西方经济学这条智慧长河中最新的泉流、很有希望的一股信息流。作为前沿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一开始它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评价，产生热烈反响。当然，从学科性质、理论体系与思想渊源上讲，新兴古典经济学仍属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但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加以严肃的研究和积极的宣介。第一，它的首创者之一是以杨小凯(Yang)、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华人或华裔学者，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新兴经济学前沿学科；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注重对现实经济事实的研究和解释，包括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研究分析，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有别于某些在抽象和模型化走过了头，一股脑钻进阴冷书斋而远离火热现实的纯理论性或数理化的逻辑推演。也许不用多久，新兴古典经济学就会走进国内大学经济学的讲堂；事实上在1999年，杨小凯就把新兴古典经济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山东经济 2000年第4期(总第99期) 【理论学习与探讨】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韩 晶 诺斯(North)是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制度变迁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一书中。他在该书中强调:技术的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类没有持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构建把技术改进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斯曾明确指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际和知识技术存量的增长速度。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成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① 一、制度变迁的定义和动因 什么是制度及其变迁?诺斯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②或者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他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的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③可见,诺斯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前者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④,后者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⑤诺斯认为经济增长和现代所有权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确立过程。所有权与制度结构的变迁是说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子。“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⑥ 据诺斯分析,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由于一些制度因素的作用,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成,从而出现了制度的变迁。诺斯具体分析这些因素:(1)规模经济。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的要求,有效的经济组织的产出需要企业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企业自身的组织形式是它资本供给量的决定性因素,所有企业不能够等额地增加资本和技术,组织有必要变迁,如有限责任公司能够取代合伙制,是因为它能为创新者获取内涵于规模经济中的利润提供了制度条件。(2)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外在性即有些成本或收益对决策单位是外在的。如企业做出的决策没有承担内涵于决策中的所有成本。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消费。诺斯认为当排他很困难时,要组织私人方面的市场将外部性内在化是有成本的,而通过政府的强制安排既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又可能降低成本。(3)对风险的厌恶。诺斯断言大多数人都是风险的厌恶者。如果有能克服风险倾向的制度被创新,总利润将会增加。如保险业专业化增加了成本,但组织创新仍有利可图。(4)市场的不完善。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所有市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市场的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未来具有理性预期并据此行动，因而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会迅速调整，达到市场出清，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政府对经济是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 （1）如果政府采取超越人们预期的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偏离均衡，取得某种小、但只会使经济走想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利少弊多。 （2）不管他们的理论结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实质始终是一句话：彻底的经济自由。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的不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能洞察一切并据此行动，因此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难以迅速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 （3）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回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尽管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景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4）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精神实质也始终是一句话：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哪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其中是一切错误。但由于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注意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在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新”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显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在于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理性预期”或力求“理性与其”，而在能不能“理性预期”或做到“理性预期”，也不在于认为要不要“市场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场出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标准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能比新凯恩斯主义离真理更远些。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度而产生与变动来研究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指出各地区经济绩效各异的根源。在回顾诺斯理关于制度本质、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其一，诺斯过于简化政府对制度变迁的推动过程，忽略政府在认知、决策决策方面的作用机制；其二，诺斯在以产业个案阐述制度变迁原理方面有所欠缺。 标签： 诺斯;制度变迁;学习;认知;信念 1 制度与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North,1990）。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是非完全理性的，无法充分认知并对充满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非稳定状态（non-ergodic）的外在环境做出充分反应，进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将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因此，制度产生的目的在于降低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建立人与人互动式的稳定架构，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制度是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结构形成的诱因。 制度来源于人们对环境刺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来自于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perception）。认知的背后隐藏着行为人不断积累过去所学习到的知识与经验这一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的运行。伴随着学习经验的增加，行为人不断提高对于环境的认知。经由经年累月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学习过程），一套可以诠释外部环境的框架得以形成，这个框架就是所谓的信念（belief）。在行为人面对外部环境的刺激时，信念扮演了“过滤器（filter）”的角色。由于信念的形成与制度形成的目的相同，二者都在与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建立秩序，以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信念与制度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 制度变迁得以进行源于具有主流信念（dominant belief）的组织决策者（企业家）发挥的推动作用。因组织一方面在制度所提供的诱因下追求利益，另一方面在又受制于既有制度的影响，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组织将会致力于学习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进而提高对于外在环境的认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如：社会竞争增加、资源稀缺等）。在此过程中，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组织将积极推动制度的变革，进而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 2 制度变迁的特征 制度变迁由组织决策者的推动，因而变迁过程中隐含了以下两个特点： （1）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在既有的制度中，组织享有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果、调整预期四种报酬递增的效果。报酬递增使得组织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