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问题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1996年3月16日，中国立法机构对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大规模的修改。伴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

如果对1996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作一简要回顾的话，那么，中国立法机构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所作的努力之大还是令人赞叹的。例如，为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和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立法机构对刑事审判方式作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引入了源于英美的对抗式审判模式。又如，为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立法机构改革了刑事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有机会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使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再如，为维护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有效地约束检警机构的强制性侦查权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作出了改革，建立了财产保释制度，使得“收容审查”措施得到废止。当然，新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规定了消极的法律后果……

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不久，由于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该法律作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独立的解释，制定了各自的执行规则。于是，一些旨在应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变通之策”大行其道，大量体现刑事法治理念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架空和闲置。刑事诉讼法的施行逐渐出现了危机，刑事司法改革也开始陷入困境。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执法大检查”，就社会各界非议颇多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刑罚执行中的实体变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调研活动。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以“通知”、“批复”等方式，对纠正和制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问题提出一些行政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极为简单，根本不足以发挥维持控辩双方公平游戏的作用，而法官在证

据适用上又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现象，因此，中国立法机构在法学界的支持下，开始了制定刑事证据法的努力。一时间，诸如沉默权、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之类规则的确立，又成为人们所致力实现的改革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表明，立法机构在审判方式、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变革而言，只不过属于一种技术性的调整而已。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框架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任何技术层面上的“小修小补”都将最终陷入困境。有鉴于此，本文将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主要问题和缺陷作一简要的分析。按照笔者的观点，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

二、“流水作业”的司法模式

美国学者赫伯特？帕克曾提出过著名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犯罪控制”（Crime Control）的诉讼模式理论，并以所谓的“跨栏赛跑”来形容“正当程序”模式的运作情况，而把“犯罪控制”模式则形象地比喻为警察、检察官与法官相互间的“接力比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警察、检察官与法官的法律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刑事诉讼价值的选择和诉讼构造的形态。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刑事诉讼在纵向上可以说具有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构造。因为侦查、起诉和审判这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工厂生产车间的三道工序。公安、检察和裁判机构在这三个环节上分别进行流水作业式的操作，它们可以被看做刑事诉讼这一流水线上的三个主要的“操作员”，通过前后接力、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活动，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法一直存在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诉讼原则，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原则通过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完全相同的任务：“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遭受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它们还拥有为完成这一任务所必需的诉讼活动方式：三机关“都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而且“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不

仅如此，法律还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

中国这种“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导致审判前程序中缺少中立司法裁判机构，审判阶段的司法裁判机能也明显弱化。对于审判前程序而言，由检警机构直接面对被追诉者，自行决定实施旨在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强制性措施，诸如逮捕、拘留、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直接影响公民权益的措施无法获得中立司法机构的授权和审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公民也不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必然使名义上的诉讼活动成为检警机构针对公民自行实施的单方面治罪活动。这种司法裁判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被追诉者地位的严重恶化和检警机构权力的无限膨胀甚至滥用。

而对于审判程序而言，法院不仅不能对检警机构的追诉活动实施有效的司法审查，独立自主地排除非法所得的证据材料，而且还只能依靠指控方在审判前、审判过程中以及法庭审理结束以后相继移送的书面案卷材料制作裁判结论，从而丧失了独立自主地采纳证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能力，不能做到真正从法庭审理过程之中、从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裁判结论。这一现实所导致的必然是法庭审判过程的流于形式和裁判机能的名存实亡。在这一构造下，所有针对法庭审理的公正进行而设置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如合议制、回避制、两审终审制、审判公开、辩护、交叉询问等，几乎全部名存实亡，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本应发挥的诉讼机能。

另一方面，“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的这一缺陷，还使得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法定的职能分工几乎完全流于形式。本来，法官这一职业在立法设计中确实是有别于警察和检察官的。例如，法官所要维护的是司法公正，而警察、检察官则以实现社会秩序为己任；法官一般主要在法庭上、在控辩双方同时到庭的情况下进行裁判活动，而警察和检察官则可以在办公室、现场等非正式场合进行追诉活动。但是，由于法院与检警机构一样，都被认为负有惩治犯罪、查明事实真相的政治使命，法院本来所具有的公正司法裁判者角色，经常不得不让位于实际的“第三追诉者”角色。事实上，公检法三机关这一称谓本身已经点破了中国法院的处境。那种本应成为“社会正义最后堡垒”的法院，在中国却与检警机构联合起来，成为追诉犯罪这一“流水线”上的操作员，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这就使法院在履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天然地存在着一些无可避免的局限性。

三、警察权的非司法化

一般来说，明确将警察权视为司法权的观点并不多见。但是，中国特有的“公检法三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的称谓，中国特有的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流水作业体制，显示出人们习惯于将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相

混同的心态。而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法院都被列为“政法机关”，被看作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工具。甚至在中共党内组织体系中，公安机关的地位往往要高于检察机关和法院。

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警察无论就其所发挥的功能还是活动的程序、组织方式上都显示出其行政权的性质。首先，现代警察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使社会维持一种安宁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国家的警察机构都具有准军事部队的特征，以便在社会上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时准确、有效地加以遏止。其次，警察在维护治安、从事刑事侦查过程中，在程序上采取的是典型的行政方式：主动干预社会生活，单方面限制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积极地获取犯罪证据和查获嫌疑人，并对其发动刑事追诉。再次，警察机构在组织上更是采取一体化的方式：警察上下级、警察机构上下级之间都属于一种上令下从、互相隶属的关系；对于正在从事刑事侦查活动的警察，可以随时撤换和调任。显然，与具有高度独立自主性的裁判者不同，警察在执行职务方面不具有独立性和不可变更性。

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公安机关作为一种武装性质的力量，同时行使着维护社会治安和刑事侦查的职能；公安机关在组织上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既受制于上级公安机关，又受同级人民政府的辖制，其行政机关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中国的公安机关拥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例如，在治安行政领域，对那些“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公安机关有权采取劳动教养措施，从而剥夺其人身自由达一至三年，并可再延长一年；对于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公安机关有权采取收容、遣送措施；对于卖淫、嫖娼人员，公安机关有权采取“收容教育”措施，从而将其人身自由剥夺六个月至两年；对于那些“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人，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强制进行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从而限制其人身自由……当然，对于那些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公安机关还拥有较为广泛的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可以科处包括警告、罚款和拘留在内的各种行政处罚。由此可见，对于一系列涉及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事项，公安机关在治安行政领域实际拥有着较大的决定权。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还拥有一系列强制处分权。根据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搜查、扣押、通缉等涉及个人财产、隐私、自由等权益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公安机关有权直接发布决定并直接执行；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权自行发布许可令状，自行执行。而在中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刑事拘留、逮捕后对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间的延长，公安机关基本上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的。可以说，在刑事审判前程序中，除逮捕以外的其他所有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手段，都是由公安机关

自行决定、自行执行甚至自行延长和变更的。对于大量涉及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事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领域都拥有权威的和最终的决定权。

不难看出，公安机关实际在行使着司法权。这至少是因为它无论在治安行政领域还是刑事侦查领域，都对有关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事项拥有权威的和最终的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基本上无法受到中立司法机构的有效审查的，被限制、剥夺权益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但是，公安机关究竟该不该行使司法权呢？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警察权是一种行政权，公安机关不仅不应当行使司法权，而且还应当受到司法机构的有效审查和控制。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1）公安机关作为行政处罚、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者，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往往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难以对个人权益加以保障，即使是上级公安机关也无法对个人权益提供有效的救济；（2）公安机关进行的各种活动大都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罚者与被处罚者双方构造而成的，这里既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的介入，也不受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权力机构的有效审查和制约；（3）公安机关拥有对公民个人基本权益的最终决定权和处置权，这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法治原则。

四、检察权的超强势化

中国目前实行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决定了检察机关是一种并列于法院的司法机关；而中国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所确立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则决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它所行使的司法权不仅十分重要，甚至还略微高于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

这是因为，根据宪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法律监督权，有权监督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目前，检察机关的这种法律监督权主要体现在诉讼领域。首先，在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例如，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说明理由，发现理由不成立的，应通知其立案；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法院一审作出的未生效裁判，检察机关“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从而引起二审程序；对于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有权提起控诉，从而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对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检察机关有权提出纠正意见，等等。其次，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拥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延长羁押的决定权。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逮捕发布许可令状和进行授权的权力，并授权上一级检察机关和省级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的羁押延长事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表明，在审判前的羁押问题上，检察机关拥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从而对个人人身自由的剥

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再次，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它作为与公安机关相似的侦查机关，拥有包括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等在内的一系列强制处分的决定权，并可以自行决定对公民个人的羁押期间的延长，从而对个人的基本权益和自由拥有最终和权威的处置权。最后，在民事和行政审判领域，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从而直接引起再审程序。

检察机关尽管在现行宪政体制下行使着司法权，但这种司法权的行使却是有着根本缺陷的。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同时将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集中于一身，无法保持公正的法律监督所必需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确在对公安机关、法院、执行机构的诉讼活动进行着一定的“司法控制”。但是，检察机关对一部分案件所拥有的侦查权，使得它与公安机关所行使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作为侦查权的行使者，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都具有行政机构的性质，而难以算得上司法机构。当然，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公诉案件，还拥有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一系列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似乎意味着检察机关拥有对公安机关进行监控的资格。但实际上，根据刑事追诉活动的基本规律，侦查活动的成功与否，最终要靠法庭审判过程中能否获得“胜诉”-也就是被告人被判有罪的结局来加以判断。从这一意义上说，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活动，不过是侦查活动的逻辑延续和法庭审判的必要准备罢了。从侦查一直到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甚至提起抗诉，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都在动态的意义上追求着“胜诉”的结局，这些活动有着内在一致的目标，也有着相互补充、相互保障的作用，构成宏观意义上的刑事侦控或者刑事追诉活动的具体环节和组成部分。可见，法律监督者的角色要求检察机关尽可能保持中立、超然和公正；而刑事侦控者的诉讼角色，却要求检察机关尽可能地保持积极、主动和介入，尽量获得使被告人被判有罪，从而实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国家利益。显然，这两个诉讼角色是直接矛盾和对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的角色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从逻辑上看，从事着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的检察机关要么会偏重法律监督而忽视追诉犯罪，要么倾向于侦控犯罪而疏于法律监督，而不可能对两者加以兼顾。但实际上，面对当前社会治安状况面临危险，官员腐败案件频频发生的现实，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打击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重大责任得到了更大的重视，法律监督责任一方面必然受到忽略，另一方面也只能倒向刑事侦控一方，甚至完全依附于刑事侦控智能，而不再具有最起码的独立性。

从检察活动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检察机关基本上将自身定位于与犯罪作斗

争的刑事追诉机构。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检察机关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事实，也要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事实，在制作起诉书时要“尊重事实真相”，但是，刑事追诉的基本实践表明，检察机关更加重视不利于被告人甚至可以导致被告人被判重刑的证据和事实，而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检察机关不是隐而不提，就是故意阻止其出现在法庭上。典型的例证是，长期以来一直较为严重的超期羁押现象，不仅在公安机关存在，而且更出现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之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不仅得不到检察机关的有效制止，而且得到了检察机关的纵容，甚至在其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刑讯逼供也时有发生；检察机关认为案件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可以提起二审抗诉或者再审抗诉，而且这些抗诉基本上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那种旨在追求使被告人受到无罪或者罪轻结局的抗诉，目前还存在于书本上，而不是现实之中。

显然，无论是刑事追诉的基本逻辑还是检察活动的基本实践，都表明所谓的“法律监督”与刑事追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让一个承担着刑事追诉甚至刑事侦查职能的国家机构，去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并在其他国家机构违反法律时作出纠正，这的的确确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的意味，构成了一种制度上的“神话”。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存在，还对司法裁判的独立性和控辩双方的对等性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检察机关站在法院之上从事所谓的“法律监督”，会使案件的裁判活动不仅永远没有终止之时，而且还会随时重新启动，从而损害司法裁判的终结性。况且，拥有“法律监督者”身份的检察机关永远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和心态，而不会“甘心”与作为被指控方的被告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上。控辩双方的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性会对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形成负面的影响。

中国的检察制度今后究竟往何处走？笔者对此难以作出全面的估价。不过，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检察机关的司法机构色彩应当逐渐弱化，法律监督应当逐渐淡化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退出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诉讼领域中法律的实施应当通过控辩裁三方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加以解决，而不要轻易从诉讼机制之外，引进所谓的“法律监督”。否则，那种“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永恒难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制度设计和法律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与公安机关的命运一样，检察机关所享有的审查批准逮捕的权力，及其作为刑事侦查机构所行使的涉及限制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强制处分权，也应当逐步被纳入到法院的司法裁判权之中。

五、司法审查机制的弱化

迄今为止，“审判”在中国法中还主要是指法院对被告人的审理和裁判的意思。可以说，这种观念所强调的只不过是实体性裁判，而不包括程序性裁判的概念。这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首先，实体性裁判意味着法

院只将刑法性实体法作为裁判的基础和依据，只重视实体法的实现和遵守。而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程序法则注定只能算作实体法的“附属法”，而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也根本不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其次，既然“审判”就等于审查判断公民是否违法刑法和是否构成犯罪，那么，被审判的永远只能是被告人个人。但是，如果警察、检察官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或者刑事证据规则，法院又该如何处置呢？比如说，检控方在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时，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了警察的刑讯逼供，从而指出侦查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事实。面对这种情况，法院究竟要不要将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也就是警察违反刑事诉讼法的问题，列入司法裁判的范围呢？换言之，警察、检察官能否成为程序意义上的“被告人”呢？

很显然，在实体裁判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中，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注定是极其微弱的。于是，在审判前阶段，不仅刑事拘留、逮捕、羁押的决定权不在司法裁判机构手中，在涉及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上不存在司法授权和司法听审机制，而且就连搜查、扣押、窃听等涉及侵犯公民隐私的强制性侦查行为，也没有司法裁判机构的任何参与。这种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的缺乏，导致审判前阶段缺乏中立司法机构的参与，使得司法权对警察权、检察权的控制机制难以存在。无论是遭受不当羁押的嫌疑人，还是受到不公正搜查、扣押的公民，都无权直接向中立司法机构提出诉讼请求，法院也几乎从来不会受理这种请求，并就此举行任何形式的司法裁判。在此情况下，嫌疑人无法在法律范围内“为权利而斗争”，其受到非法侵犯的权利无法获得及时的司法救济，警察权、检察权的滥用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院针对追诉行为合法性而进行的司法审查也极为薄弱，难以对审判前的追诉活动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维护控辩双方公平对抗的证据规则极为缺乏，诸如对非法侦查所得的证据加以排除的规则则几乎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在辩护方明确就某一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对警察、检察官是否违反刑事诉讼法提出抗议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也不会就此程序问题举行专门的裁判活动。结果，无论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以及变相的酷刑的方式获取的证据，还是通过任意的搜查、扣押、窃听得来的材料，中国的法院大都予以采纳，甚至直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因为法院所关心的不是这些证据材料获得的程序是否合法，而是它们是否“真实可靠”，并“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这种“重实体裁判，轻程序审查”的司法氛围中，司法审查机制的权威不可能建立起来，司法裁判权对警察权、检察权的制约必然降低到极点。

六、刑事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核心课题应当是走出“流水作业”的构造模式，实现警察权、检察权的非司法化，扩大司法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回归“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但是，司法裁判权无疑也是一种缺点和优点同样显著的国家权力，它在为那些权益面临威胁者带来救济机会的同时，也有着拖延时日、耗费大量资源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一些场合下还必须引进司法权的控制？另一方面，如果说警察权、警察权是一种带有主动性、扩张性甚至侵犯性的权力的话，司法权也同样可能因滥用而使个人权益受到威胁，如果不加限制，司法权甚至会比行政权更加令人畏惧。在司法改革中，如果仅仅着眼于诸如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分配，而不提供这种分配的正当理由，那么人们就会说，这种改革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而已，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为防止司法改革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应当回答：一种设置合理的司法权究竟具有哪些功能，使得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是合理和正当的？

实际上，司法制度的改革固然会涉及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但如果仅仅将此作为着眼点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注定将误入歧途。只有为司法改革注入人权保障的因素，只有将司法权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甚至政治权利起来，

也只有使司法机构更加有效地为那些受到其他国家权力侵害的个人权益提供救济，司法权的存在和介入才是富有实质意义的。比如说，在司法裁判机构普遍不具有独立性，而在刑事诉讼中普遍带有刑事追诉倾向的体制下，在法官的职业化无法形成、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单独将司法裁判权的扩张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对于公民权利的维护，甚或对于法治秩序的形成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

在笔者看来，为建立一种基本的法治秩序，必须将公民个人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确立在宪法之中，并且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所有国家权力机构，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都只能根据宪法从事各种公共领域的活动，而不能违背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在这一维护宪政并进而实现法治的过程中，司法权的存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它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如果司法权在程序、组织等各个环节上设置得趋于合理，那么面临各种公共权力侵害或威胁的个人，就可以透过司法这一中介和桥梁，与国家权力机构进行一场平等的理性抗争。可以说，司法权越能保持中立性、参与性和独立自主性，公民个人就越能藉此“为权利而斗争”，各种国家权力也就越能受到有效的宪法或法律上的控制。因此，所有司法改革方略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确保个人权利（rights）与国家权力（powers）取得更加平等的地位，使个人能够与国家权力机构展开平

等的交涉、对话和说服活动。

归根结底，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质上都与中国的宪政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其他领域的司法改革一样，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如果要取得有效的进展，就必须以大规模的宪政改革作为基础。否则，在宪政体制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刑事司法改革，还是整个司法改革，都将陷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桎梏之中。一句话，我们不仅应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改善作为刑事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而且还要把现代宪政制度的建立，作为各项司法改革的坚实根基。

注释：

对于中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理由，曾参与过刑事诉讼法起草的顾昂然有过专门的介绍。参见顾昂然：《新中国的诉讼、仲裁和国家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第1页以下。

有关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全面的评价，读者可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第7章。

Herbert 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Chapter 4. 有关帕克理论的中文介绍，读则可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第一章以下。

笔者在一些未曾发表的论文中曾将中国的刑事诉讼构造解释为“三道工序式”或“诉讼阶段式”的构造。在给研究生讲授“刑事诉讼理论”课程时，笔者也曾运用过上述称谓。但一旦动笔进行研究这一问题，笔者又发现这两种说法仍然有未尽其意之处。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之间，以及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具有既易于混同又有些分散的特点。不仅中国的审判前程序不具有一体化的样式，而且审判与审判前程序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分离。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笔者倾向于使用“流水作业”这一新的称谓。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7条、第43条、第44条、第45条。

对中国“流水作业”的刑事诉讼构造的全面分析，读者可参见陈瑞华：“从‘流水作业’走向‘以司法裁判为中心’”，载《法学》1999年第12期。

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XX年第5期。

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第170页以下。

司法权的独立与司法裁判的公正之间所存在的矛盾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一方面，为实现法治秩序，需要扩大司法裁判权的范围，增强法院的权威，逐步实现司法独立。而另一方面，在目前中国

法院还基本上属于一个行政衙门的体制框架内，扩大法院的权力，树立法官的个人权威，又可能继续导致大量的司法不公现象。

本段的思想是在一些学者观点的启发下形成的。在一次有关司法改革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夏勇教授就明确提出了“为司法改革注入人权保障因素”的观点。而在另一次研讨会上，该研究所的莫纪宏教授则就司法改革与宪政体制的关系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司法制度比较

司法制度比较 篇一：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第二，司法活动独立。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自主进行司法活动，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权或干预司法审判活动。而且，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判决，也只能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第三，法官独立。西方各国一般都以法律规定法官职务终身制。法官一经法定程序任命，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

休。而且，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我国的司法机关虽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的，它最终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对审判、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和对司法人员的控告，督促他们依法办理。 二、组织体系比较 中西方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 不是司法机关。就中国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组织、公证组织、仲裁机构等组织统一构成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 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西方国家在普通法院之外，还设有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税务法院、专利权法院等等专门法院(如美国)；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州法院与联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组织体系，互不隶属。而在中国，法院体制实行单一制，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严格的控制关系，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主要问题(一)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主要问题(一) 一、问题的提出 1996年3月16日，中国立法机构对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大规模的修改。伴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1] 如果对1996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作一简要回顾的话，那么，中国立法机构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所作的努力之大还是令人赞叹的。例如，为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和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立法机构对刑事审判方式作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引入了源于英美的对抗式审判模式。2]又如，为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立法机构改革了刑事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有机会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使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再如，为维护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有效地约束检警机构的强制性侦查权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作出了改革，建立了财产保释制度，使得“收容审查”措施得到废止。当然，新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

序的行为规定了消极的法律后果…… 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不久，由于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该法律作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独立的解释，制定了各自的执行规则。于是，一些旨在应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变通之策”大行其道，大量体现刑事法治理念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架空和闲置。刑事诉讼法的施行逐渐出现了危机，刑事司法改革也开始陷入困境。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执法大检查”，就社会各界非议颇多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刑罚执行中的实体变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调研活动。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以“通知”、“批复”等方式，对纠正和制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问题提出一些行政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极为简单，根本不足以发挥维持控辩双方公平游戏的作用，而法官在证据适用上又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现象，因此，中国立法机构在法学界的支持下，开始了制定刑事证据法的努力。一时间，诸如沉默权、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之类规则的确立，又成为人们所致力实现的改革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表明，立法机构在审判方式、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

法学概论考试重点整理

法学概论考试重点 1、法的基本特征 14 法的基本特征是法所独具的并以此区别于其他上层建筑现象的种种重要属性。 ①法是一种行为规范，具有规范性。它向人们提供的行为模式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即在相同的条件下，一项法的规范可以被反复适用；其还具有可预测性，法的这种属性使得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就会有意识地去做或不做一定的行为。 ②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在众多的行为规范中，只有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制定和认可是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国家创制法的两种方式。 ③法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④法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2、法的渊源即法的表现形式 17 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必须由特定的国家机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人们知晓、遵守，也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这种用以表现法的规范的各种具体形式，法学上称为法的渊源或法的形式。 从历史上看，法的渊源是多种多样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另一类是国家认可的不具备文字形式的习惯。 ①规范性文件是指国家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文件，亦即通常所说的成文法或制定法。 ②国家认可的不具备文字形式的习惯，即通常所说的习惯法或不成文法。判例也是一种不成文法。 除上述基本形式外，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某些思想家、法学家的著作或宗教的经典，都可以成为法的渊源。 3、法系 18 一般认为，凡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形成一种传统或派系的各国法律，就属于同一个法系。 西方法学家在法系的划分上也很不一致，但不少法学著作在论述法系问题时，多举英国法系、大陆法系、中国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五大法系。这五大法系除大陆法系和英国法系外，其余的基本上已经成为法制史上的概念。 大陆法系是指欧洲大陆上源于罗马法、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各国法律，所以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法系或民法法系。英国法系是指中世纪以来的英国法律和效仿英国法

刑事司法的两种体系

《刑事司法的两种体系》的读书报告 本文对美国刑事司法的不公正现象作出深刻的批判。作者以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为开端，提出美国刑法表面上是以公平作为最基本原则，但事实上美国刑事司法存在双重标准和两种不同体系，即就是，由于被告的种族跟阶级，而采用轻重程度不一的标准来进行判决——也就是，平等只存在于白人和身份地位高的人的群体中。作者提出，尽管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宣布的是平等，而且惩罚的合法性也要求，审判的根据不在于身份，但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却无视公平，并且利用不公平来减少实现先发权利的代价。虽然采取双重标准的确能够再节约成本上起到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能缺少，但是这样刑事司法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极大挑战。对此作者分别在辩护权，陪审团和判决三方面通过列举出实例，指出美国刑事司法对种族和阶级上的歧视行为和司法机关如何掩盖不公正事实的手段，并在此之上批评了美国司法体系的不公平。 关键词：美国刑事司法双重标准歧视 美国刑事司法：作者认为，美国刑事司法表面是平等，但同时却表现出了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原文，“表面看来，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宣布的是平等。惩罚的合法性要求，对个人的审判的根据是行为而非身份。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也表现出了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 双重标准：指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在处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人的判案标准不同，对于白人，富人用的“平等”的原则来对待，但对于黑人，穷人等，则是用“不公平”的态度处理。原文，“在每个关键的领域，种族和阶级界线的两端都存在双重标准。”“所以双重标准的共同点在于他们运用的是不平等，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实现宪法权利的代价。” 歧视：本文特指在刑事司法案中法院对黑人、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歧视。 本文思路： 提出论点：作者开篇提出吉迪恩诉温赖案：一个身无分文的被控吉迪恩写信请求最高法院的帮助，法院接受了请求并任命最好的律师来为之辩护，最终吉迪恩无罪释放。借此，作者提出了美国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但作者马上又说，这种公平并非真正的公平，只是表面的——作者列举数据说明监狱里黑人、穷人的数量远多于白人、富人，并指出，黑人、穷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服刑时间更长，交付的保释金更高等等。因此，作者提出了双重体系的观点，并开始论证。 论证：作者从三个方面来证明美国刑事司法的不公正现象： １、辩护权。作者指出，虽然法院给被告一个权利——当面对严重的刑事指控时，即使身无分文，也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但事实上却有严重的限制：一是，法院并不担保所任命的辩护律师有足够的辩护能力；二是，被告只能够在初审和第一上诉的初始阶段才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在此以后这个权利就丧失了。这也意味着，穷人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有用的帮助，而富人可以自己请律师，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因此作者提出，“一个人所获得的裁判准确地说取决于他或她的财富的多少”，法律本身尽管是公正的，但司法执行之时却不遵循这种公正，而是采取不公正的做法，这就是所谓的两种体系。 ２、陪审团歧视。作者提出，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陪审团一直都是纯白人，而今日法律上虽然是公正的、不歧视黑人的，但实际操作中，在陪审团的人员组成上，仍然排斥黑人，用的是一种叫“绝对回避”的程序——当事人可以不提出任何理由要求一定人数的陪审员回避——在一次判决中的陪审团名单上，即使能够看到黑人的名字，也因为绝对回避而使陪审团实际上都是白人。明确的种族歧视没有了，但隐晦的歧视依旧存在，作者对此提出强烈批评。 ３、判决。在这一点，作者用大麻的例子来说明。作者提出，历史上，携带大麻的处罚一开始很重，但后来却越来轻——这是因为开始使用大麻的主要是黑人和少数族裔的人，但

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

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 摘要：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等的诸多原因，中西方司法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本文中，主要通过对中西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的对应比较，来分析它们的差异和各自特色。我国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时，在顺应国情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法，从而建立更为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使得司法机关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 关键词：司法制度；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借鉴西方司法制度中的有益之处，对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组织体系比较： 中西方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中国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组织、公证组织、仲裁机构等组织统一构成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 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而在中国，法院体制实行单一制，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严格的控制关系。 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也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 法律的概念(P1)广义：与法的含义相同，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称。狭义：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教育法的概念：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教育活动的行为规则的总称。教育法律关系(P28)：是法律关系的一种，它是指由教育法律规范所确认和高速的，以人们在教育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立法的概念(P57)：立法也称“法律的制定”。广义立法泛指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法规的活动。狭义立法专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狭义的法律）的活动。 法律适用的概念(P61)：法律适用是法律实施的一种基本方式。广义的法律适用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将法律运用于具体的人或组织的专门活动；狭义的法律适用是专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 遵守法律的概念(P62)：遵守法律是法律实施的基本形式。它是指公民、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都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去行为，它们的活动都是合法的行为，而不是违法的行为。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念(P73)：国家对教育进行领导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教育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隶属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职权划分。高等教育行政行为的概念(P76)：高等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主体在对高等教育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或行使职权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高等教育学制的概念(P94)：高等教育学制即高等教育学校教育制度，主要包括各类高等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联系。 高等教育学业证书的概念(P97)：是指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认可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对在该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正式注册并完成了规定的学业的受教育者颁发的证书。高等学校学位制度：国家或授权高等学校根据毕业生的学历及实际学术水平，授予他们一定的学位称号，以表明其知识能力的等级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的概念(P134)：是国家对教师实行的一种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是我国公民从事教师职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身份。 教师职务制度的概念(P137)：是国家对高校教师岗位设置及各级岗位任职条件和取得该岗位职务的程序等方面的有关规定的总称。 教师聘任制度的概念(P138)：是高等学校与教师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由高等学校根据教育教学需要设置一定的工作岗位，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请具有一定任职条件的教师担任相应职务的一项制度。 法律救济的概念(P164)：法律救济是指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裁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从而使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获得法律上的补救。 教师申诉制度的概念(P169)：是<<教师法>>所规定的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制度，即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的概念(P171)：指学生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教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 教育法律责任的概念(P199):指由行为人的违反教育法律规范的行为所引起的，应当由其依法承担的惩罚性的法律后果。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关于赴美国学习考察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及监狱管理的报告————浙江警官职业学院2012年赴美学习考察代表团 按照学院暑假工作安排，由我院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22人考察团，从2012年7月17日至8月6日，在团长孙承省的带领下赴美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学习考察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考察成员都普遍感到收获很大。通过专家授课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了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司法教育、美国矫正体系和监狱管理模式等有关刑事司法制度和实施特点等内容。 一、学习考察的基本情况 这次学习考察日程安排紧密，学习与参观考察内容丰富。承办方伊利诺理工大学非常重视本次活动，把这次学习交流与对双师型优秀骨干教师培训紧密结合，特聘请具有行业实践背景的专家型教授组成教师队伍。培训目标主要通过专家授课与实地考察等形式来完成。 授课地点安排在幽静的伊利诺理工大学赖斯校区。课堂内容包括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美国司法教育、美国矫正体系、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美国保安产业等等。授课教师准备充分，知识渊博，资料详实，讲解生动有趣，态度严谨，体现了很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课堂内容组织有序，注重教学互动，启发、讨论等教学方式的运用充分显示了美式课堂教学的特点。因此，本次海外学习考察，除了了解专业领域外，也领悟了美式教学方法所带来的更多的启示，对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上课之余，根据安排先后实地考察了马里兰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系、伊利诺州斯德特威尔矫正中心、芝加哥市警察培训学院、杜佩至郡社区学院、库克郡拘留所等有关单位。实地参观考察使代表团对美国的警察教育与监狱管理在现场体验上有着进一步的实践认识和理解。 学习参观期间，代表团认真准备了所要学习了解的重点问题。在交流中每一位成员都根据自己的侧重点进行了积极发言与提问，这不仅活跃了学习气氛，更加深了对所学内容的体会与了解。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考察交流，每一位成员都自觉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着装规范，态度严谨。生活方面，大家互相关心帮助，在团长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为顺利完成学习考察任务提供了保障。 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 （一）美国刑事司法结构。美国刑事司法包括立法机构、执法机构、检察机构、法院系统和犯罪改造系统构成。联邦与州各自拥有自己的司法制度。州司法制度完全独立于联邦制度，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刑事司法制度的确立反映的是

中国司法制度行考答案

中国司法制度行考一_0003 试卷总分：100 测试时间：60 判断题名词解释论述题 一、判断题（共10 道试题，共30 分。） 1. 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法官独立。 A. 错误 B. 正确 2. 公安部是我国监狱的主管机关,由其内部具体管理全国的监狱工作 A. 错误 B. 正确 3. 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按照法定程序所进行一种诉讼活动。 A. 错误 B. 正确 4. 我国民事执行制度的原则主要有：执行有限原则和执行经济原则。 A. 错误 B. 正确 5. 具体而言我国法院内部组织结构由横向的和纵向的两部分构成 A. 错误 B. 正确 6. 法律控诉机关是人民检察院的性质。 A. 错误 B. 正确 7. 我国的法院组织体系属于单轨制法院体系和一元化法院体系。 A. 错误 B. 正确 8. 我国法官仅包括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A. 错误 B. 正确

9.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 A. 错误 B. 正确 10. 法院的直接功能包括：控制功能，权利制约功能，公共政策制定功能。 A. 错误 B. 正确一、判断题（共10 道试题，共30 分。） 1. 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机构自身开展行业管理的自律性组织 A. 错误 B. 正确 2. 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法官独立。 A. 错误 B. 正确 3. 我国仲裁既具有民间性，又具有司法性 A. 错误 B. 正确 4. 法律控诉机关是人民检察院的性质。 A. 错误 B. 正确 5. 法官不得兼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行政机关 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务 A. 错误 B. 正确

中美司法制度比较英语

中美司法制度比较英语 篇一：从中美司法独立现状的比较看中美司法制度的差异 从中美司法独立现状的比较看中美司法制度的差异 作者：李玥 来源：《法制博览》20XX年第02期 【摘要】司法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原则，在现代各国宪政中得到了普遍尊重和确认。本文从中美两国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三方面着手比较，以透析中美司法制度的差异，并试图从中得到推进我国司法改革和完善司法独立的新的思考。【关键词】司法独立；中美差异；现状；思考 一、中美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比较 （一）中国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 对应我国的“乡（镇）、县（区）、市、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五级行政管理结构，我国的审判系统设置为四级审判机关，即在县（区）及以上同级行政区域内分别设立基层、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乡（镇）一级有的还由基层法院设派出人民法庭。同级审判机关产生于同级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其领导和监督。 （二）美国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 美国的法院体系是由联邦与州两大系统构成的，两者适用各自的宪法

和法律，管辖不同的案件和地域，理论上说并无从属关系，但实际上，联邦法院的地位仍更高些。根据美国“县（市）、州和国家”三级行政管理结构，在这两大系统中都分别设置了三级司法体制。联邦法院系统中设置有三个等级的法院，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巡回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并且联邦最高法院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而州法院系统一般也分为三个层次，即州最高法院、州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在美国，法官的任免权统一由联邦或州的最高行政首长和立法机关行使，联邦法院法官的产生须由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总统）提名，并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而各州的各级法院法官也全部由州长提名，并由州议会批准才产生，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州的初审法院法官是从律师中选举产生的。 二、中美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比较 （一）中国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 1.司法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 我国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其理论基础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民选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地位绝对高于其他国家机关，二是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性。所以，在我国，权力机关的地位高于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它们都由权力机关产生，需要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换句话说，权力机关是可以通过决议撤销或改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的。而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性，又说明了任何种类的政治权力都来源于同一处，即司法机关所掌握的司法权究其本源也来源于权力机关

国际商法概述

第一章国际商法概述 第一节国际商法概述 一、国际商法的概念和特征 国际商法是指调整国际商事组织和国际商事交易活动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随着经济的一体化不断发展，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已经扩展到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大贸易领域，并且增加了融资租赁、工程承包等新型国际商事行为。 注意一种社会关系受国际商法调整的几个条件：法律关系跨越国境，具有国际性；主体必须是商事主体；行为是商事行为。 国际商法含义的几个特征：1.国际商法源于传统商法，但其调整对象和范围比后者更为广泛。2.国际商法中的“国际”不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指“跨越国界”。3.国际商法的性质属于跨国私法。4.国际商法主要是实体法。 二、国际商法的起源和发展 国际商法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阶段：1.中世纪商人的习惯法时期。2.国内法时期。 3.20世纪，尤其是60年代以后的现代国际商法时期。 商人习惯法（Law merchant）：是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商人们约定俗成的采用重罗马法流传下来的商事交易习惯规则。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和维护共同利益，他们自愿接受这些习惯的约束，自发的推举“法官”运用习惯法，采用简洁、迅速、灵活的程序，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裁决商事纠纷，建立起类似于现代的国际商事仲裁或调解制度。 三、国际商法的渊源（表现形式） 现代国际商法有两个方面的渊源：一是国际法方面的渊源；二是国内法方面的渊源。（一）国际法方面的渊源 国际法方面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国际商事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共同缔结的确定其相互关系中有关商事权利义务的各种协议。按照条约的缔约方数目划分，可以分为双边，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条约。条约必须遵守；条约仅对缔约国有效； 国际商事惯例(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ractices) ：是在长期反复的国际商事交往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得到各国普遍承认或遵守的商事活动的习惯做法，由此成为公认的国际商事原则或规则。他们本身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普遍约束力。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区别：（1）形成方式不同：条约由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或认可，而惯例是国际商事交往中通过实践形成的习惯性做法，只不过这种做法得到了各国普遍承认和自愿遵守。（2）效力不同：条约对缔约国当然生效，保留条款除外；而国际惯例的适用必须得到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不选择，惯例不适用。 （二）国内法方面的渊源 国内法规范国际商事行为一方面是通过国私法的冲突规范指引而适用的有关国家的民商法，另一方面是有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专门制定的涉外立法。可以说，各国有关商事交易的国内法是国际商法的国际方面渊源的重要补充。 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公约的缔约国两方约定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 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即所在国给予外国人以内国公民享有的民事权利地位，但其存在的权利有限制。 互惠对等待遇(Reciprocal and Counter Treatment)：

刑事司法制度

姓名：XXX 部门： XX部YOUR LOGO Your company name 2 0 X X 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司法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1996年3月16日，中国立法机构对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大规模的修改。伴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1] 如果对1996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作一简要回顾的话，那么，中国立法机构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所作的努力之大还是令人赞叹的。 例如，为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和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立法机构对刑事审判方式作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引入了源于英美的对抗式审判模式。[2]又如，为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立法机构改革了刑事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有机会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使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再如，为维护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有效地约束检警机构的强制性侦查权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作出了改革，建立了财产保释制度，使得“收容审查”措施得到废止。当然，新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 第 2 页共 20 页

讼程序的行为规定了消极的法律后果…… 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不久，由于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该法律作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独立的解释，制定了各自的执行规则。于是，一些旨在应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变通之策”大行其道，大量体现刑事法治理念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架空和闲置。刑事诉讼法的施行逐渐出现了危机，刑事司法改革也开始陷入困境。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执法大检查”，就社会各界非议颇多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刑罚执行中的实体变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调研活动。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以“通知”、“批复”等方式，对纠正和制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问题提出一些行政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极为简单，根本不足以发挥维持控辩双方公平游戏的作用，而法官在证据适用上又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现象，因此，中国立法机构在法学界的支持下，开始了制定刑事证据法的努力。一时间，诸如沉默权、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之类规则的确立，又成为人们所致力实现的改革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表明，立法机构在审判方式、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制 第 3 页共 20 页

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

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 篇一：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 中西方司法制度比较 摘要：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等的诸多原因，中西方司法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本文中，主要通过对中西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的对应比较，来分析它们的差异和各自特色。我国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时，在顺应国情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法，从而建立更为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使得司法机关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 关键词：司法制度；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 一、引言 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一整套人民司法制度体系，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在下文中，笔者将对中西方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组织体系、审判制度进行对应比较，以此借鉴西方司法制度中的有益

之处，改革我国司法制度中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 二、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第二，司法活动独立。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自主进行司法活动，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权或干预司法审判活动。而且，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判决，也只能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第三，法官独立。西方各国一般都以法律规定法官职务终身制。法官一经法定程序任 命，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若干思考司法制度范文.doc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若干思考, 司法制度- 摘要：当今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日趋严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水平己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法治文明程度以及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建立，二十多年来，虽然在实体立法、程序立法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起步较晚、历史文化等综合原因，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因此，我国必须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加以重新审视，并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实施变革，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制度刑法对策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指导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基本思想，因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必须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定位，并明确现代先进刑事司法制度基础理论的发展动态，以此指导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立法与实践。目前，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一）“新社会防卫论”理论。 二战以后，刑事司法领域出现“新社会防卫论”思想，该思

想以法国刑法学家安塞尔为代表。首先，“特别强调犯罪人具有复归社会的权利，国家具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该理论倡导以犯罪人“复归社会”的权利为中心的刑事政策，从传统的主张报应刑的刑事司法观念转变到以社会防卫为目的的刑事司法理念。其次，注重刑法的个别预防功能，主张刑罚个别化，主张对犯罪人进行定罪量刑时，在考量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使定罪量刑更显针对性。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由于未成年人具有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因此，建立新社会防卫论基础上的多元司法处遇制度更具适用性。现今国际社会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处遇的非监禁化、轻缓化等变化趋势即是该多元化处遇制度的体现。 （二）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构成理论是是刑法学的根基，其中“主体要件”无论在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还是其他犯罪构成理论中，都处于基础地位。犯罪主体主要涉及到主体的“特定身份”和“刑事责任年龄”，这两个因素对行为主体的定罪、量刑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犯罪构成解决的是“谁该承担责任”和“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作为犯罪构成基础要件的主体要件要解决的自然也是这两个问题。未成年人具有“特殊身份”，有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生理、心理特点，受社会和自身生理条件影响比较大，是特殊的犯罪主体，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采用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处遇方式，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最优利益。 （三）国际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权利保障原则。 未成年人关系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国际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控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联合国大会以及连

【中国司法审判网】中国司法制度-审判制度

【中国司法审判网】中国司法制度-审判制度 中国司法制度-审判制度 审判制度审判制度就是法院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法官、审判组织和活动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根据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其组织体系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各级各类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统一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据行政区划设置，专门法院根据需要设置。 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县、自治县人民法院、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法院，其职权主要有： （1）审判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第一审案件，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所受理的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2）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3）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为便利人民诉讼，由基层人民法院设若干人民法庭，作为派出机构，但人民法庭不是一个审级。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制宣传，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中级人民法院包括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央直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省、自治区辖市和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其职权主要有： （1）审判下列案件： ①法律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外国人犯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是重大的涉外案件，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指令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是：确认发明专利权案件；海关处理案件；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中美司法法律制度比较

中美司法法律制度比较 Jenny was compiled in January 2021

A Comparison of Judicature And legal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U 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wo main powerful counties in economic and military fields in the world. Nevertheles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re are many cru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se differences are too excessive too tremendous and too deep-going, as a result, the two counties diverge markedly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every international affair. We don’t have that wisdom and strength of researching and probing those differences. That being so, let’s give it a head star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law. Judicial system Judicial system of US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ours. Firstly, America’s judiciary is one branch of that three branches—the legislative branch,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the judicial branch. Those three branches divide national government’s power into three. This division of authority is known as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esta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s meant to prevent any of the three branches from having too much power. Each branch has certain controls over the other branches. Each branch can limit the

教育法规概论

第一章绪论 1.教育法规的形式渊源即教育法律法规的表现形式，在法理学上，惯称教育“法律渊 源”或教育法规“形式渊源”。我国教育法规的形式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宪法；（二）教育法律：教育法律是教育法的最主要的渊源。1.（考过）教育基本法律：我国的教育基本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于1995年3月18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共10章84条。《教育法》自1995年9月起施行。 2.教育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教育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也可称为教育单项法律， 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等。（三）（04年一直考）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行政法规是行政法规的形式之一，它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律制定的关于教育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宪法和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有三种：即条例、规定和办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暂行实施办法》等等。（四）教育行政规章：1.部门教育规章；2.地方政府教育规章； （五）地方性教育法规 2.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1998年8月29日通过，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3.教育法律关系由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教育法律关系的客体和教育法律关系的内容 三个要素组成。 4.（判）教育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教育法律关系是依教育法形成的社会关系， 是教育法律规范在教育活动中的体现；二是教育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社会关系；三是某种教育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产生总是以现行的教育法律规范存在为前提，教育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由教育法律规范所决定。 5.教育法律关系的分类：1.教育内部的法律关系和教育外部的法律关系；2.隶属型教 育法律关系和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3.调整性教育法律关系和保护性教育法律关系6.学校的教育权利：学校的教育权利是国家通过授权的方式，委托学校对学校教育进 行管理、经营而形成的权利。一方面，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组织享有教育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另一方面，学校作为法人组织也享有参与民事活动，并在其中享有权利的权利。根据《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学校享有以下权利：自主管理权；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权；招收学生权；教职工的聘任和奖罚权；设施和经费的管理、使用权；对教育教学活动非法干预的拒绝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如民事权利等。 7.学校的教育义务：学校是教育的实施者。根据《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 则》，学校在义务教育的实施中，主要担负着以下职责：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适应全体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教育教学活动；颁发学业证书；保证教学实施和师生安全；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等。 第二章教育法制 1.教育法实施的监督制度 一、国家权利机关的监督；二、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公安机关属行政）；三、国家司 法机关的监督（法院、检察院）；四、社会力量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