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2)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

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4)中国社会又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5)梁漱溟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乡村破坏这一事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6)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在各种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压力下，农民负担日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抓住了时代主题，但他却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文化的冲击。他认为西洋风气启发了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厌弃与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7)他的这一观点将在下文中分析。总之，乡村破坏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疗救的注意，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非暴力的建设的方法，以“立”为“破”。

挽救乡村虽是梁漱溟的出发点，但他的乡村建设却志在全国。尽管他本人也曾多次说过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可事实上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8)“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只积极建设的运动。”(9)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依据——对中国的分析

那么，是什么使梁漱溟为中国社会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呢？对中国传统社会和

他自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分析与认识是他乡村建设理论的根基。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他的文化哲学思想贯穿始终。

1、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

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一言以蔽之：中国特殊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

有关“伦理本位”，梁漱溟解释说：“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升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10)与西方社会集团生活引发纪律、法律相应，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并不止于家庭，它推及于社会，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因此，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11)在政治方面，“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12)“职业分立”是与“阶级对立”相对的概念。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他对阶级对立的形成解释为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分属两部分人。中国因为“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无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流官制等因素，无法形成垄断而没有阶级产生。士人、农、工、商并列四民，各司其职。“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13)

接着，梁漱溟从中国的特殊性推出中国“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首先，伦理本位可以使人“彼此礼让，力求相安”，政治、经济关系一律化为家庭关系，因此不会导致革命性的“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其次，“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 (14)没有阶级就没有阶级矛盾，就没有阶级对抗。士、农、工、商都需“向里用力”，通过求诸己来解决各自的问题。“在这个社会里大体上人人机会平等，各有前途可求，故无革命。” (15)

梁漱溟所得出的中国的特征基本上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性质，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在他眼里，中国“有社会而无国家”。虽然他始终都只强调中国的社会特征，但他并不能回避对中国国家性质的定位。因此，他说“中国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故“一个统治者其势孤弱无力”(16)，“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礼

俗。” (17)而“教化”、“礼俗”的根本在于“自力”，“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无论从“伦理本位”，还是从“职业分立”出发，自我约束、个人努力都是必然的要求和结果。所谓“周期的乱”都是自“人心放肆而起”，向外用力，悖乎治道。最终，他还是把中国的国家性质归于伦理学范畴了。

以上就是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其中虽有许多精辟的地方，单在根子上有很大偏误。他的分析在逻辑上虽自圆其说，实为缺乏历史实证。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靠的远不是“伦理”、“自力”。历史上的统治者并非孤家寡人，“中国帝制的长期存在，与发达的官僚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18)“皇帝以‘全国’或‘全体国民’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于‘国家’，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都被‘权力化’，全部‘官僚’都是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19)所有的伦理、教化、礼俗都是被利用了的儒家规范，用以加强皇

权。官僚特权阶层在恪守为臣之道的前提下，与皇帝施行利益分享原则。皇帝的权力来源于自从部族时代就已在人们心里沉淀的对“君父”的崇拜。官僚则根据职官俸禄制获取利益。梁漱溟所说的“土地自由买卖”实为利益分享的另一种形式。土地的自由买卖是一回事，能否人人都有资格参与达到“人人得而有之”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参与土地买卖的都是官僚、地主。“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认可”，(20)但中央集权出于安抚各级权力的需要，只能默许土地买卖和有限的俸禄制互补。尽管如此，兼并之势往往难以遏止，官僚及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不断上升，危及皇权，导致中央集权把危机转嫁给农民，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即使是拥有田产的自耕农也难逃一劫。名义上，他们有自己的田产，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朝廷横征暴敛去了。仅以明朝《海瑞集》为例，其中所记自耕农负担的税项就不下几十条(21)。他们一旦被榨干，就不可避免的爆发农民起义。这个时候还如何让他们“向里用力”，“自责克己”？

再说商人。在梁漱溟眼里，商人也是能自奔前程的群体。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商业运作全都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以消费活动来看，“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严重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22)其中非生产人口指统治者和官僚。他们的奢侈性消费“必须依赖于政治性的官僚俸禄与巨额的法外收入，亦即权力的支撑”。(23)在统治阶级高度集权的控制下，商人更多地体现出对政权的依附性，“既要与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24)

中国传统社会如何没有垄断？如何没有阶级？统治者极其官僚机构不但是

最大的垄断者，更是劳动的侵占者，是为统治阶级。温情的伦理，财产的均分只能在一家一族的特定利益集团内实现，不可能扩展至全社会。

2、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分析

梁漱溟得出的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结论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引出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乡村建设目标。但他的分析暴露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矛盾感受梁漱溟所处的紧张状态。

首先，他认为当时社会的特征是“旧社会构造的崩溃”，即“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构造崩溃，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伦理本位”的崩溃表现为伦理社会不复存在，而“如西洋人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职业分立”的崩溃表现为“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财利”等在以前分配得很均匀，而现在却趋于垄断；同时因为社会无秩序，又终不能形成垄断。“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25)从政治上看，“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26)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在“巧”、“大”的外国货的压力下，“完全变成了人家市场和原料的取给地，而落于被支配地位不能自立；同时则处处要仰赖外国，离他不得了。”(27)

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正是西洋文化的长处。相比之下，“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28)究其根本，“尚不在中国与

西洋相遇，我们应付不了他”，而是“在根本人生上我们有缺欠”。于是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对固有文化、人生理想的厌弃与反抗，而“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29)他的这一分析可理解为，在与西洋对比中，中国暴露出了自身的短处，这短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缺欠，是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

但他话锋一转，认为“短处正从长处来”。“中国今日的失败正从他过去的成功而来；中国人的短处，正从他的长处来；……飞得愈高，跌得愈重。”(30)梁漱溟认为中国“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的背后“隐伏着一种优越的精神

在内，散漫的背后隐伏着一个人理性的申张，智慧的睿发”。(31)这种精神是儒家传统价值的集中体现，是非功利的，是天人合一的，是对生命智慧地体悟。(32)那么，梁漱溟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文化的短处并非真正的缺欠，而是原来的长处在今日面对西洋文明的攻势下已不合适宜了呢？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在今日失败的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什么资格称之为“长处”？还有什么值得梁漱溟留

恋呢？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话锋又一转——中国社会的破坏是由内力和外力共同造成的。外力指外交、军事和国际经济竞争上的失败。“惟自觉地破坏，我认为是更有力的。”“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面包含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33)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各种救国图强运动都没有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没有把握救国的正确方法，因此“自救适成为自乱”。西洋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强，固有文化已由事实证明其弱，那么为什么追趋模仿西洋，厌弃反抗固有文化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西洋文化的长处该不该学？中国固有文化到底是长处还是短处？是否应厌弃和反抗？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梁漱溟。但他仍未马上回答，话锋再一转。

最后，他否定了中国文化的短处是不合时宜的说法。他将中国文化之真缺陷归纳为“老衰性”、“幼稚性”。在这里，他认为“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其社会中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但后来，中国文化衍生出来的习惯制度漫漫机械化了、老衰化了，形成“吃人的礼教”，因此引起了厌弃与反抗。另外，“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其所走之路，并不十分反德谟克拉西，转而长保其不德谟克拉西的形迹。”如果中国文化“老衰性”成立，那么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论断还站得住脚吗？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是吃人礼教的社会，还是伦理和谐的社会？若机械的礼教是“后来”形成的，那么中国的哪一段历史属于“后来”呢？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中所占的比重是否足以抹杀中国社会伦理和谐、自力向上的特点？梁漱溟将中国文化的成熟性定位于精神层面，幼稚性定位于现实的实用层面，“短处正从长处来”，一定程度上既为中国当时的落后找到了理由，又为中国文化保留了面子，可谓用心良苦。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种种分析所暴露出来的矛盾表明他一直处于深深的紧

张之中。他所提出的是“现代化”与“儒家价值”如何才能统一的问题。按照列文森的理论，就是一种历史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梁漱溟的这种紧张可分为三个方面：在分析西方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认同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一方面又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实质。不想让中国重蹈覆辙。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梁漱溟一方面推崇“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中所体现的自力向上的儒家价值取向，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那并非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

真实面目。老衰性，即吃人的礼教才是儒家的历史形态。在面对中国的现代走向时，梁漱溟一会儿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作为现代化方式的判断标准，指出中国文化缺乏使国家富强的现实功能，即“幼稚性”；一会儿又以在他看来体现了人类本质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价值为判断标准，认为中国若为了富强而走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也会导致人性毁蚀和价值失落的后果。梁漱溟左右摇摆、展转不定，竭力阐述得不偏不倚。最终他用实际行动选择了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以上矛盾的方法。实际上，他的乡村建设还是逃不出“中体西用”的模式。其根本原则是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的同时，根本的人生态度仍须以儒家准则来修正。梁漱溟相信，这样即可维系儒家的价值理念保持人性，又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三、乡村建设的实质及评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将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在内的文化问题作为改革的对象。“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不得不然之势在。”梁漱溟所说的“不得不然之势”是由他所分析的中国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得出的。西洋风气引起我们“厌弃反抗”固有文化，因此，提高内部文化使其“渐得挤于外而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成为“不得不然之势”。“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亦可概括政治经济在内。”(34)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以社会为本位走社会运动之路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

况决定的。从政治上说，“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35)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走暴力革命的路。中国向来无阶级，即便在旧社会构造崩溃后，农民“散漫”，“工商业者的力量虽可见，而在中国大社会里还是太小”(36)，军人更不是阶级，他只是“无根的势力”。“中国没法子机械的不自觉地演成一个组织（即此一句已够）。因其缺乏阶级的集团的一个大势力；社会中如有那么一个大的机械力量，便可走机械的路。可是中国就找不出来一个大的机械的力量在哪里。”(37)暴力革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梁漱溟认为革命的对象是秩序，帝国主义属于国际问题，军阀是人，不是秩序。他们“只是消极的存在，完全有待于新的秩序的起来以代替之。”(38)从经济上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两下纠缠的特别紧”，无论是“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还是“社会本位统制计划”的模式，都因国家权力建不起来而走不通。所以“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而难靠政府”。

(39)总之，“唯社会有权，国权乃立”。(40)

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礼俗。”(41)梁漱溟所说的“新礼俗”正是以儒家人生态度为根本，“全盘承受”西方“民主、科学”的礼俗。它的可能性建立在中西文化的“沟通融合”上。概括说来，儒家人生态度有两点：“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42)西洋人的长处有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的生活会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43)“沟通融合”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人治的多数政治”或称“多数政治的人治”。根据这种新礼俗组织起来的社会“少数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

人的主动二者可以调和，并不冲突。如能运用得越好的时候，越可以同时并有，完全不冲突。”(44)团体中的多数分子都“主动有力地参加”，对团体的事情，“能把力气用进去，能用心思智慧去想”，这样必能理解贤智之士的意图。如此，既照顾了“人生向上”，“伦理情谊”，又实现了团体组织。“虽不必取决多数，可是并不违背多数。”(45)这一点“沟通融合”了中国尚贤尊师精神与西方少数服从多数之意。“人治的多数政治”遵循“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即每一方推己及人，互以对方为重。社会成员应尊重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也应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这一点又“沟通融合”了中国伦理情谊和西方崇尚自由的精神。“一点是：自由是团体给你的，团体为尊重个人才给你自由，——自由是从对方而来的，此合乎伦理之义；一点是：团体给你自由是给你开出一个机会，让你发展你的个性，发挥你的长处，去创造新文化，此又合乎人生向上之意。”(46)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以学包事，把人生向上之意放在里面。乡学、村学又称“乡农学校”，是一个政教结合体。由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组成。乡长是乡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作用是监督教训，联络、调解教员（知识分子）与乡民的关系。乡农学校是核心组织，由教员组成，设计乡村发展的具体方案并领导实施。教员提出方案后，大家都同意才算团体的意见。这就要求乡民的自觉领悟了，否则无法体现“人治的多数政治”。照梁漱溟的看法，乡民只要用心思去理解就必能体会领导者的良苦用心。同时，教员又不能强制乡民服从自己，应以教育、说服的方法循循善诱，从而引导他人生向上。乡公所是办事机关。乡民会议是协调领袖意见和乡民意见的场合。乡民应积极参加，体现人生向上的要求。乡民与教员若产生了矛盾应让乡长进行协调，不应当面顶撞。这正是伦理情谊的要求。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它的核心：以“人治的多数政治”为内容的新礼俗实为“圣王论”的翻版。在新礼俗里，道统和政统纠葛在一起，政治组织中充满了伦理教化的色彩——教员和乡长似乎是现代“圣王”，对于乡民的“人生向上”的要求又属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大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以外，“圣王”的理想几乎从未实现过。按照杜维明的观点，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以达到“圣王”是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47)既然儒家的这种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实际影响，那么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能在乡村建设中实现呢？既然儒家的人生态度从未开出过“科学

民主”的精神，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在乡村建设中能保证形成民主政治制度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包括梁漱溟在内）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的理想是一个假逻辑！“内圣”属伦理学的范畴，面对价值世界，处理价值判断；“外王”属于政治学范畴，面对现实世界，处理事实判断。前者回答应然问题，后者回答实然问题。两者分属两个领域，互不交融。而“人治的多数政治”、“政教合一”的模式正是伦理学与政治学混同的产物。它虽经过了民主政治组织形式的包装，内里却仍是一个伦理模式而非政体模式。梁漱溟所要唤起的乡民的主体意识是一种道德自觉而非政治主体的觉醒。

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复兴儒家传统的实践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失败恰恰由于自身的社会使命感太强。这样的心态在道德上十分值得尊敬，但

往往导致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不能深入探究中西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复杂性。他所处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的两难选择其实是一个幻象。儒家价值和西方科学民主并不在一个层面。梁漱溟沿用了儒家以道统代替政统的思维，所以陷于困境。但，梁漱溟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如何接纳传统价值的命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这不是一个如何选择与舍弃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在现实结构中怎样架构传统优秀精神价值，即，怎样重新定位传统价值呢？走儒家“圣王”的老路肯定是不行了，现代化和传统的二元对立也应打破——“现代”应有足够的深度容纳“传统”的惠顾。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祝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 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

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 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姓名：申宣成 学号：52080105002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系别：课程与教学系 2008年12月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08级博士生 摘要：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直觉和自省；家庭教育，求学和从教等人生经历是他的生命哲学形成的基础；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和乡村改造的活动中并对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有巨大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生命哲学自省形成原因教育实践当代教育启示 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个人和社会两大问题，既有对文化和生命的独特思考，又不遗余力地献身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志道鸿毅，知行合一。本文仅从其生命哲学的命题入手透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一、梁漱溟生命哲学的内涵 梁漱溟强调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他认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1]。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人要认识宇宙生命，不能靠感觉，也不能靠理性，而必须依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人由此与宇宙大生命和为一体，契合无间，没有主体与客体，能观与所观的区别，从而真正体悟到宇宙生命。因此对宇宙生命体悟也就是对于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如果认识到了人心也就体悟到了宇宙生命。 这一体悟来自于他对儒家的独特的理解。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 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

2 祖父的园子课外阅读训练带答案解析

2 祖父的园子课外阅读训练带答案解析 一、部编版五年级下册语文课外阅读理解 1．课外阅读。 晏子使楚 春秋末期，齐国和楚国都是大国。 有一回，齐王派大夫晏子去访问楚国。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想乘机侮辱晏子，显显楚国的威风。 楚王知道晏子身材矮小，就叫人在城门旁边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洞。晏子来到楚国，楚王叫人把城门关了，让晏子从这个洞进去。晏子看了看，对接待的人说：“这是个狗洞，不是城门。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的人立刻把晏子的话传给了楚王。楚王只好吩咐大开城门，迎接晏子。 晏子见了楚王。楚王瞅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说：“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严肃地回答：“这是什么话？我国首都临淄住满了人。大伙儿把袖子举起来，就是一片云；大伙儿甩一把汗，就是一阵雨；街上的行人肩膀擦着肩膀，脚尖碰着脚跟。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打发你来呢？”晏子装着很为难的样子，说：“您这一问，我实在不好回答。撒个谎吧，怕犯了欺骗大王的罪；说实话吧，又怕大王生气。”楚王说：“实话实说，我不生气。”晏子拱了拱手，说：“敝国有个规矩：访问上等的国家，就派上等人去；访问下等的国家，就派下等人去。我最不中用，所以派到这儿来了。”说着他故意笑了笑，楚王只好赔着笑。 楚王安排酒席招待晏子。正当他们吃得高兴的时候，有两个武士押着一个囚犯，从堂下走过。楚王看见了，问他们：“那个囚犯犯的什么罪？他是哪里人？”武士回答说：“犯了盗窃罪，是齐国人。”楚王笑嘻嘻地对晏子说：“齐国人怎么这样没出息，干这种事？”楚国的大臣们听了，都得意扬扬地笑起来，以为这一下可让晏子丢尽脸了。哪知晏子面不改色，站起来，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哇？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吗？同样的道理，齐国人在齐国能安居乐业，好好地劳动，一到楚国，就做起盗贼来了，也许是两国的水土不同吧。”楚王听了，只好赔不是，说：“我原来想取笑大夫，没想到反让大夫取笑了。” 从这以后，楚王不敢不尊重晏子了。 （1）短文写了楚王三次侮辱晏子和齐国，分别是： ①________ ②________ ③________ （2）“只有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按照晏子的说法，只有访问“狗国”才钻狗洞。 B.如果他们让晏子从洞进去，就等于承认了楚国是“狗国”。 C.因为晏子的身材矮小，所以只好这样回答。 （3）文中多处写了人物的“笑”，请你选一选。 A.得意地笑 B.嘲笑 C.轻蔑地笑 D.无可奈何地笑 E.不怀好意地笑

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什么叫“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

五年级语文下册《 祖父的园子》阅读理解练习题含答案

类文阅读-2 祖父的园子 呼兰河传（节选）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 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下来用帽兜子（）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草，我就给他（）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天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 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地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就被祖母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

为，而是。 他把帽子放下，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想起来，又笑了。 ——萧红《呼兰河传》 1.把表示动作的词语按顺序填入短文中合适的括号里。 拔戴盛脱 2.“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是说闻得到，这里用了的手法。 3.根据上下文把短文横线上补充完整。 4.用“”画出两个描写笑的句子。 5.用自己的话概括短文讲了一件什么事？ 1.脱盛拔戴 2.玫瑰花的香味夸张 3.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4.画：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5.“我”在园子里给祖父戴花。 井里捞上来的“美食” 记得大门洞子东边那家是养猪的，一个大猪从前边走，一群小猪跟在后边。有一天一个小猪掉井里了，人们用抬土的筐子把小猪从井里吊了上来。吊上来，那小猪早已死了。井口旁边为了很多人看热闹，

梁漱溟终身教育思想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的终身教育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观点，大多数都是对个人的要求或者对少数人的规范，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人提出过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能为全体民众都接受的终生教育思想。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与后人很多的启示。梁漱溟先生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前人思想的启示而提出自己的终生教育思想的，并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修正。比前人有很大进步，并且他是为全民设想，这一点更符合现代终身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 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须深究内部病因。中国是乡村社会，文化的根子在农村，农村的破坏又最严重，中国的出路唯有乡村建设，而建设必寓于教育，归于教育。 实验乡村教育必须借助乡农学校，乡村教育的开展必须通过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相统 一。1927年在广东开办“乡治研究所”，1929年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又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兼邹平实验县县长。梁漱溟认为民众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成人教育形成互相连结和融合的关系。民众教育应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教育，它的教育对象应包括所有的成年人，而这种教育又应是贯穿一生的。兹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梁漱溟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 1、“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 梁漱溟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命脉，也秉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提出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5](P395)的对民众实行终身教育的观点,并提出了三个重要理由： 一是“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者遂以倍增，率非集中童年一期所得尽学，由此而教育延及成年之趋势，日益重迫”。二是“社会生活既繁密复杂,而儿童较远于社会生活，未及参加，在此种学习上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有唯需要为能启学习之机，而唯成人乃感需要，借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图费经历与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

第七课 祖父的园子课内阅读练习题

7、祖父的园子 一、填空。 1、花开了，就像___________似的。鸟飞了，就像在___________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________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________的。读着这些句子，我的体会是：。 2、祖父的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______、有______、有______、有________、有________、有________、有________…… 课文还写了作者跟着祖父在园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当然这些都是童年游戏的内容，并不是真正的劳作。至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更是孩童的游戏了。玩闹累了就在园子里_______，作者过着___________的童年生活。 二、阅读片段 ①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②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③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④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⑤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⑥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⑦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瓜，就结一个瓜。⑧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⑨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10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11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12太阳也不知道。 1．在作者的心中，园子里的倭瓜、黄瓜、玉米、蝴蝶等都是怎样的？它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2．作者这样写，表达了自己怎样的心情？ ——————————————————————————————————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往事回眸 2006-08-18 10:39:33 □本报记者武宗义本报通讯员夏应禄 早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亮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而早在1931年， 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来到我省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从此与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营邹平城设茶会乡绅 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为稳定局面、笼络人心，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 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梁先生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之后，又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几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梁邹美棉“花”开上海滩 梁漱溟自称是“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座谈”的人，就像那发誓填海的精卫鸟，一旦认定了行动方向，便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信念。 办学事宜确定后，在组织民工修建办公、教学用房等的同时，当年4月28日，研究院派出多路人马分赴济南道属27县，开始招生。生源除研究部学生不分县别，以有山东籍为限，一律在济南报考，其他训练部学生分设济南、邹平、泰安等5个考点报考。5月28日，各考区统一考试，最后，乡村建设研究部第一届录取新生30人，学制两年，学生在院期间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破产，农村经济更加凋敝，中国的乡村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富国安民之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几个县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其乡村建设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并最终导致失败，但是它仍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梁漱溟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当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注重农村文化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为主旨，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诚然，梁漱溟将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归纳于文化的创新未免失之偏颇，但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作用。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就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一言以蔽之，就

是经济落后。但是，这仅仅是用经济视角去俯察“三农”问题而得出的表象，却忽略了文化的影响，忽略了生活在广大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的人文素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与否；而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则直接影响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影响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值此“三农”问题大会战之际，重温梁漱溟以文化建设乡村的观点必将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进一步认清“三农”问题的实质。 二、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 梁漱溟认为，无论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的重建，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实施，一定要以乡村人为主力，如果乡村人自己不动手，那么，乡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摆脱不了国民政府的影响，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结果遭到农民的冷遇。梁漱溟曾悲哀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过来和我们闹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启示

姓名:杜宝伟学号：200801072 班级：社科政教二班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教育与社会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今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教育则相对落后，社会是一个长跑健将，教育则是一个小脚女人，不是教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变迁拖动着教育发展，二者甚至在前进中背道而驰，教育在与社会发展反向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最近关于教育这个怪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讨论又在积聚升温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就象封建社会一个失去贞洁的妇女一样，谁都可以站出来骂它一下，可见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既然如此，则结论只有一个：教育必须变革，否则必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教育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变革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制。教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休克疗法。将原有的教育体制全盘摧毁，引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使其彻底改头换面。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每做出一小步变革前后都要反复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实验，最终找到一种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从这一点并结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是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考察来看，后一种方法似乎更切合今日中国之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摆脱内外两大束缚，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具体到广大农民则首先需要将其政治化而非科学化和文化化，而乡建学派则企图通过将农民科学化（以晏阳初为代表）和文化化（以梁漱冥为代表）来谋求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是如此，就教育思想来看，乡建学派明显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面，与今日的情形正好相反，乡建学派的教育是一个长跑健将，社会的发展在它面前则如同一个小脚女人。乡建运动是在一个发育严重不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尚不健全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乡建运动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乡建学派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综述 （一）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 乡建运动并非仅指晏阳初与梁漱冥二人的一系列实验活动，它是一场在乡建学派思想指导之下的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造运动。“据1935年统计，全国共有实验区139处，著名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冥在山东邹平、菏泽，江苏省力教育学院在无锡等地进行的实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内部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活动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小的派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主张乡村教育并以此作为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工具，既教育的工具化。譬如，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目的“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此外他还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隔绝和对立。梁漱冥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姓名：申宣成 学号：52080105002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系别：课程与教学系 2008年12月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08级博士生 摘要：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直觉和自省；家庭教育，求学和从教等人生经历是他的生命哲学形成的基础；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和乡村改造的活动中并对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有巨大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生命哲学自省形成原因教育实践当代教育启示 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个人和社会两大问题，既有对文化和生命的独特思考，又不遗余力地献身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志道鸿毅，知行合一。本文仅从其生命哲学的命题入手透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一、梁漱溟生命哲学的内涵 梁漱溟强调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他认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1]。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人要认识宇宙生命，不能靠感觉，也不能靠理性，而必须依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人由此与宇宙大生命和为一体，契合无间，没有主体与客体，能观与所观的区别，从而真正体悟到宇宙生命。因此对宇宙生命体悟也就是对于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如果认识到了人心也就体悟到了宇宙生命。 这一体悟来自于他对儒家的独特的理解。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 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孔

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祖父的园子》课后同步练(含答案)

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祖父的园子》课后同步练（含答案） 第一课时 一、读拼音，写汉字。 春天到了，爷爷把我家院子后面的空地上的杂草bá（）掉，用来种菜。我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地溜平，还东一脚西一脚地xiā（）闹。几天后，爷爷种的菜发芽了，我和爷爷一起chǎn（）地，我往往把菜苗当做野菜gē（）掉，把野菜留着。 爷爷浇菜，我拿着水piáo（），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玩累了，我又缠着爷爷陪我去guàng（）街。 二、照样子，写词语。 例：胖乎乎 圆明白 亮笑热 三、小萧红为我们介绍院子里的景物时，我们可以看出她怎样的神态？

【答案】 一、拔瞎铲割瓢逛 二、圆滚滚明晃晃白花花 亮晶晶笑嘻嘻热乎乎 三、可以看出孩子极满足和得意的神态，显示出她的富有。（意思对即可）

第二课时 一、给黑体字选择正确的读音。 蚌壳（bàng bàn）樱桃（yīng yīn）啃吃（kěn kěng） 倭寇（wōwēi）水瓢（piáo páo）玩腻（mìnì）） 二、在括号里填上恰当的词。 一（）花园一（）李子树一（）大草帽 一（）谷穗一（）狗尾草一（）倭瓜花 一（）果园一（）白蝴蝶一（）大蜻蜓 三、判断下面句子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在相应的括号里打“√”。 1.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 （）比喻（）夸张（）拟人 2.蜻蜓飞得那么快，哪里会追得上？ （）拟人（）夸张（）反问 3.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 （）比喻（）排比（）拟人 4.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带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比喻（）夸张（）排比 四、阅读《祖父的园子》片段，回答问题。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 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2)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 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4)中国社会又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5)梁漱溟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乡村破坏这一事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6)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在各种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压力下，农民负担日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抓住了时代主题，但他却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文化的冲击。他认为西洋风气启发了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厌弃与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7)他的这一观点将在下文中分析。总之，乡村破坏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疗救的注意，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非暴力的建设的方法，以“立”为“破”。 挽救乡村虽是梁漱溟的出发点，但他的乡村建设却志在全国。尽管他本人也曾多次说过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可事实上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8)“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只积极建设的运动。”(9)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依据——对中国的分析 那么，是什么使梁漱溟为中国社会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呢？对中国传统社会和

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历史与社会学院历史学（师范类）2009级朱力 指导教师易斌 摘要:卢作孚作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三杰”之一，其自1927年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后对重庆北碚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及其取得的成就，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卢作孚；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Abstract：As one of the three excellent person in country education movement.,a series of reformings acted in Beibei Chongqing and its contribution made a huge reference effects in new socialism country construction, since1927 Lu Zuofu served as leader in Gorge Protection Bureau. Key words：Lu Zuofu;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乡村建设运动，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中国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特别是农村，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生活状况亟待改善。当时有很多有远见的人意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尝试。最终，发轫于“五四”时期的平民教育思潮和乡村教育思潮在多年的宣传和实践中汇合成为深入中国乡土生活的乡村建设运动。①但是，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且又符合地方实际的农村发展道路，成为时代精英们的共同追求。 这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他们被世人称为“乡村教育运动三杰”。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其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验相比成就尤为卓著。 ①刘来兵，卢作孚北碚乡村教育建设探析，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2008。

梁漱溟中山大学哲学系演讲

梁漱溟中山大学哲学系演讲梁漱溟，蒙古族，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是“嘹亮清楚”的一生，是真正堪称“勇敢者”的一生。与梁漱溟先生大约同时代的郭沫若和冯友兰，都是大才子，大学问家。就才气、学问讲，与梁先生难分伯仲。但是，郭、冯二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遗憾，就审辩式思维而言，都有可议之处。相比之下，梁先生确实活得“顺适通达”。 以下分享梁漱溟先生1928年应邀在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演讲的部分内容 世界上的学问，在深层其实是相通的。不同的思考者往往是异途同归，异曲同工。《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生前正式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学术著作。这本书共7章，这句话是作为全书结论的第7章中仅有的一句话。梁漱溟先生在这次演讲中说：“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哲学问题的解决每存于个人主观，不能与人以共见。古人早都解决，而后人只能从头追问”。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讲：“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智者们

的言说何其相似呀。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校学习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掌握一些特定的知识，不是那些可以很容易通过移动互联借助“百度”、谷歌等工具搜索到的特定知识，而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在世界快速变化的21世纪，审辩式思维是最重要的核心职业胜任力和职业竞争力。 怎样进行思考？怎样提高自己的思维层次和水平？对此，梁漱溟先生确实有所体悟，他的看法确实值得我们品味，确实可以带给我们启示。 哲学不是人人所能够学得的。没有哲学天才的人，便不配学哲学；如果他要勉强去学，就学一辈子，也得不到一点结果。哲学这项学问，只是少数人所能享的一种权利，是和艺术一样全要靠天才才能成功，与科学完全不同。学科学的人，只要肯用功，多花些时间，总可学个大致不差。 与科学不同，学哲学不仅要有天才，并且还要下功夫，才有成功的希望。 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寻常随处遇到，深远难知究竟。 因此，各种科学都有进步，独哲学自古迄今不见进步。 实则哲学问题并非没有进步，只是进步无法与人共享。科学问题的解决可以摆出外面与人共见，哲学问题的解决每存于个人主观，不能与人以共见。古人早都解决，而后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