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6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6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
县间还有将个别进士重复记载的情况。
为真实、准确、清晰地展示明代徽州进士的全貌，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首先，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和考证工作。除了翻检安徽省志（江南通志）、徽州府志、徽州各县县志等本省、本府、本县的地方志文献外，笔者还翻阅记载有关徽州进士情况的其他各地区的地方志，尤其认真考察了徽州进士主要寄籍、寄居地区的地方志。同时，将地方志与记载明代进士及徽州进士的相关文献，如登科录、题名碑录、新安名族志等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地考证。在这些文献中，还没有一个最权威的文献，可以证明某个人是徽州的，或某个人不是徽州的。关于进士记载的最权威的两部文献，一是明代每科考试后所立的《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题名碑录》），二是当时编撰的《进士登科录》（以下简称《登科录》）。但两种文献目前都不完整，而且对于进士籍贯的记载是以户籍所在地为准的，即没有体现出进士籍贯的变动情况，因该而两种文献只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但却不能作为断定某进士情况的准绳。在确定一个进士籍贯的时候，往往综合运用各种文献，而没有把某一文献或某类文献为作为教条。
比如《成化五年进士登科录》中记载了休宁进士叶亨，在其他各文献中都没有他是徽州进士的记载。不过关于叶亨这个人名的记载却也屡见不鲜：其一，《名族志》说：“亨为休宁南街叶氏，叶万硕之子。以族大派迁，恭其久而离也，则建宗祠，春秋而聚之。世多逐末，恐其不知反也，则建书院延师儒以训导之。”[10]并没有提及中进士的事情。其二，《题名碑录》有叶亨的记载，说是闽县军籍。其三，《漳州府志》的职官志提及休宁叶亨，曾任漳州知府。这三处叶亨其实都是一个人，他的具体情况是：休宁人，闽县军籍。
其次，确定一个统一的尺度。对特赐出身的情况怎么处理，对移籍、寄籍进士的籍贯如何归属，笔者是这样对待的：
其一是区分特赐进士与特用铨选的差别。明代恩赐、特用之例共有两次：
1、天顺八年的特赐进士。据《续文献通考》：“七年二月，礼部试日，火死者九十余人，英宗命俱赠进士出身。”[11]
2、崇祯十三年的“史惇榜”。关于该榜的开设宗旨，谈迁《国榷》中记载了崇祯皇帝的上谕：“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12]
这两例中，前者未经考试而赐进士出身，具有进士的称号，并享受其待遇；后者是经过考试未被录取，而特赐予官员身份的。这相当于在副榜中选拔人才，是铨选官员的途径，而不是授予进士身份的举措，即皇帝所赐的是官，而不是进士。[13]以此之故，天顺八年死于大火者被作为进士来对待，而将崇祯十三年的所谓“史惇榜”排除在进士群体之外。
其二是根据移籍、寄籍的情况确定进士籍贯的归属。明代徽州的社会水平流动性很大，有大量的徽州人移籍、寄籍、占籍外地的情况，也有外地人迁入徽州的情况，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他们到底是哪里的进士，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崇祯四年进士韩如愈，其籍贯上说：“兴化籍，黟县人。”[14]这是说，他是徽州府黟县人，但入了兴化籍，乡贯在兴化，这样他就有了两个籍贯。种情况被当代学者称作“双籍进士”。[15]所有占籍、寄籍外地的徽州人或占籍、寄籍徽州的外地人，都有双重的籍贯。寄籍、占籍外地者，带有暂时性，未必要久居于占籍、寄籍地，或可迁回原籍，而移居外地的情况则又不然，洪武二十一年状元任亨泰，就是迁移外地的一个例证。《新安名族志》（以下简称《名族志》）中记载：“其祖任念四，由徽州休宁邑东之鼓楼下迁到襄阳。”[16]笔者认为，他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属于“双籍”的例证，可称：襄阳人，祖籍徽州。但如果移籍外地时间太长了，则不应作为徽州进士了。笔者认为：对于“双籍”的进士，他们既应该计入其乡贯所在地，也应该计入其户
籍所在地，如韩如愈，他既是兴化进士，也是黟县进士；对于移籍的进士，要看时间，应以三辈为限，如任亨泰，应作为一个双籍进士来对待。
再次，运用一套科学而便捷的研究方法。对于数百个徽州进士整理和考索，要梳理大量的历史文献，这是一项非常繁复的系统性工作，仅凭简单的算术方法，显然不够精确，也颇费功夫。笔者通过建立徽州进士数据库的方法可以简化这一难题。这种方法，需要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积累丰富的、全面的数据资料，建立徽州进士数据库，并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对于统计分析方法之运用，李开元先生在对汉帝国军功集团的研究中颇有心得。他说：“在电脑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中，统计数字和图表之简洁明了，详尽有力，使笔者深深体会到其对史学论证之重大意义。” [17] 对此，笔者深有同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统计的明代徽州进士是指文进士，武进士因其考试程序、方式方法和录取原则与文进士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考试，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二
对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统计结果的差异，不但在研究者那里是个难题，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也出入颇大。笔者根据《题名碑录》、《登科录》、《乾隆江南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道光徽州府志》、《乾隆歙县志》、《乾隆婺源县志》、《道光休宁县志》、《同治祁门县志》、《嘉庆绩溪县志》、《道光黟县志》等文献中的徽州进士记载进行了统计，见表1。其中，记载人数最多的是徽州府各县的县志。需要注意的是，县志所载的徽州府进士总数并不等于各县县志记载数目之
和，这是因为在徽州府各县之间，也存在着郡内移籍、寄籍的情况。比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罗尚忠，为婺源人，占籍休宁。[18]移籍和寄籍，会导致一个人被重复记载，这样所得出的进士总数就会高于实际记载的数目。笔者得出县志中所记载的数目是446人，并以此为底本，通过与安徽通志、江南通志进行比照，确定徽州进士的基数，进而查找其他文献中除了这些人之外的徽州进士。
表2 徽州府各县志未记载的徽州进士
表1 各文献记载的徽州进士数量
18名，分别为：《安徽通志》2名、《江南通志》1名、《名族志》3名、《题名碑录索引》3名、《两淮盐法志》2名、《两浙盐法志》2名、《登科录》2名、《广东通志》1名、《贵州通志》1名、《温州府志》1名。具体情况见表2。
这样得出了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是464人。也就是说，在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464名徽州进士的记载。然而这些记载是否可靠呢，这464人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是进士，他是否又如文献中记载的，是徽州进士呢？笔者所采用的是排除法。即：对每个见于文献的徽州进士进行考察，如果找不到准确、清楚的证据证将一个进士排除掉，那么还是要尊重历史记载，把他作为徽州进士或者暂作徽州进士来对待。经过考证，在464名徽州进士的记载中，有10人是可以被排除的。见表3。
表3 非徽州进士表
为什么要把这10人排除在外呢，现分述之。
1、仇秉忠、汪德元、吴文帜：为崇祯壬午特用，如前文所述，该科不作为进士，故三人把排除。
2、程道隆：仅见于《名族志》，称正统甲子进士。正统九年甲子无进士科目，是秋闱，十年乙丑为春闱。故道隆可能是甲子举人，而不是甲子进士。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他是进士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3、汪镗：省志及府志均非进士，县志。
《道光徽州府志》中有汪镗的传记，是这样的：
歙瞻淇人，字汝和。以太学生出留都司北城，获巨猾赵应举、巨盗张汉等，都城慑服。别驾楚雄，摄郡事。时北胜州、马刺二司有违言，劫杀数年，当道不能平其议。镗奉檄单骑往，两言而质成。又请命于督学以逢掖诸夷乡学者，称化夷生，遂著为功令。岁饥，移粜境内外，无饿。殍寻命提学白盐井。乞归，以孝友为家政。[19]
府志中所记载的汪镗行状，与汪道昆的《明故奉政大夫云南盐课提举章岐汪次君墓志铭》大致相合。[20]《乾隆歙县志》中的汪镗，则不但是进士，还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这显然与汪道昆和府志中所记载的不是一个人。查考《登科录》、《题名碑录》、《浙江通志》、《鄞县志》等文献，所谓进士汪镗本是浙江鄞县人，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本名汪镗孙。
不过，当我们翻检《献征录》的时候，在沈一贯所写的《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远峰汪公镗形状》一文中，有个意外的发现，这个尚书汪镗，本来与徽州有关，他家在元代的时候从徽州迁到了鄞县。那么，这个汪镗的祖先也是徽州人，不过以他家迁居外地的时间早已超过三代的缘故，我们不能将他列入徽州进士中。
4、方瓘：见于《道光府志》、《乾隆婺源县志》和《乾隆桐城县志》，为婺源人桐城籍，《题名碑录》是没有此人的，而成书于成化以后的《弘治府志》和《新安名族志》也没有任何记载。《道光府志》等三志的记载，可能源于同一出处，《乾隆婺源县志》将其列入了《儒
林传》，其传记则是万历间与洪垣一起从湛若水游学的方瓘，这个方瓘不可能是成化二年的进士，因为《儒林传》中的方瓘不可能比他的同学洪垣的及第时间（嘉靖十一年）早50年，更不可能比他的老师湛若水的及第时间（弘治十八年）早39年。显然，或者成化二年登第的进士方瓘另有其人，或者方瓘的及第时间被搞错了，而更大的可能是，这个进士方瓘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此进士未必有，出处又不详，故暂列于非徽州进士的行列。
5、毕效钦：仅见于《安徽通志》，年份未详。既然不能说出成进士的时间和榜号，而没有其他任何史志的佐证，这本身就很成问题了。而省志的传记也与府志的传记是一样的，都没有提及中进士的事情，并且明明白白地写着“举人”字样。毕效钦是进士的材料仅见于《安徽通志》的《选举志》，没有说服力，相反，但他是举人的证据却具体翔实，还有《道光府志》、《同治南昌府志》等多种史料的支撑。看来，此人不是进士，而是举人，似无疑义。
5、程楷：《题名碑录索引》说天启五年的合肥进士程楷，被地方志列入休宁，但没有说明是哪一部地方志。笔者所查找的各省志、府志、县志中，均无该记载。
6、王晃、王注：《乾隆温州府志》的《职官志》中，有祁门进士王晃，弘治间任永嘉知县；《乾隆贵州通志》的《职官志》中，有歙县进士王注，曾任贵州佥事。因为二人的任职、及第时间均不详，而《题名碑录》等其他重要文献中也没有这两个名字，只能当作非徽州进士来对待了。
各文献所记载的464名徽州进士，去掉以上的10个非徽州进士，则为454个。当然这454个人，是否每个人都是进士，以及是否每个人都是徽州进士，仍然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准确度。不过，笔者可以比较自信地说，这个数字已经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了。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3页；国家、科举与社会，钱茂伟著，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另，人口基数字为洪武二十六年的数据。
徽州进士的数量在全国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以及，徽州进士数量背后所体现的地区科举的竞争能力如何呢？钱茂伟先生利用了吴宣德先生在《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对各地进士数量进行的统计成果，在他的《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对明代28个府进士与人口数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徽州进士数量在各府中位居第15位。[21]显然，由于徽州商人的崛起及其大量寄籍、移籍情况的出现，使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科举竞争力都被大大地低估了。据笔者考证，在454名徽州进士中，涉及寄籍的进士共114人，其中：有2人是寄籍在徽州的外地人，有79人是寄籍在外地的徽州人，其余33人不详。（关于徽州进士寄籍、移籍、寄居情况的考察，见本人所撰写的另一篇文章《明代徽州双籍进士考》）这说明，明代徽州进士寄籍于外地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外地人寄籍徽州的数量。寄籍在外的徽州进士在上述类型的比较中往往被忽略了，进而使徽州进士的数量和徽州的科举潜能被打了折扣。
在注重绝对数量的同时，我们还要根据人口的数量，按照平均的比重来计算一个地区
进士的相对数量，并把他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科举竞争能力的另一个标尺。美籍华裔学者何炳
棣先生在对比明代各省进士分布的时候，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使用的是各省百万人进
士数，以进士总数与该省的人口基数之比来加以确定之。[22]我们不妨根据各地的人口数量，
确定其人口基数，求出该地区的万人进士数，并在此基础上来加以对比。统计结果见表4。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徽州在绝对数量上，居于第11位，在相对数量上，徽州府排在兴
化、泉州、常州、福州之后而位居第5名。
可见，明代徽州进士在绝对数量上虽然没有苏州、吉安等地为多，在相对数量上也比
兴化、泉州等地较少，但仍然在明代科举考试中处在领先的地位，毫无争议地成为江南乃至
中国的科举重镇。
三
表1 明代徽州各县的进士数量
进士数量及其在本府进士中所占的比重见表1。徽州
府的歙县、婺源的进士数量都超过了百人。我们不妨
把全国超过百名进士的县，称作科举大县或进士大
县，这样的县或县级行政单位共有34个。在全国的
34个进士大县中，歙县位居第13位，而婺源位居第
29位。（见表2）
明代的454名徽州进士中，在本府的六个县中的
分布很不平衡，最多的歙县是187人，而最少的黟县
只有13人，前者是后者的14倍之多。相比之下，休宁、祁门处在全国中上游的水平，有明
一代共出了73名和51名进士，而绩溪、黟县的进士数量，则处在全国中下游的水平。
第四卷，吴宣德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503页。
其实，府各县进士分布的不均衡，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徽州府各县人口分布的不均
衡。我们以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目为基数，可以计算一下徽州府各县进士的相对数量（万
人进士数）。具体情况见表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万人进士数进士数进行比较，出进士
最多的是祁门，而出进士最少的县则是休宁，祁门、歙县、婺源高于均值，而黟县、绩溪、
休宁低于均值。
徽州各县间数量的不平衡，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时人所察觉。汪舜民在《送胡进
士归省序》中说：
新安为郡，大好山水，豪杰俊伟，代不乏人。我国家垂统百年余，郡之士以进士起家者，
绳绳相望。然属邑有六，绩溪界在东北，士非不学也，而不与进士者。
绩溪之山水人物，古今不异，何寥寥百年一无所遇？[23]
正如汪舜民所发的感慨一样，成化十四年，明代绩溪第一个进士胡富及第，在此前的各榜中，徽州进士共有75人登第，而其中没有一个是绩溪进士，可谓一无所获，颗粒无收。 徽州进士在地域分布上的这种不平衡性，不但在各县之间有所显现，而且在一个县之内的不同乡、镇、
村间也有所反映。笔者统计，徽州进士有共有62人（表4中没有包含1名家住黟县县城的进士）居住在县城或郡城中，这个数目占全部明代徽州进士的14%。除县城郡城外，歙县的岩镇、桂林、潜口、槐塘、溪南，休宁的上溪口，婺源的桃溪、沱川、段莘、大畈、济溪，祁门的查湾、善和，黟县的黄陂，绩溪的坑口等地，都是徽州的重要集镇，是经济文化繁荣、
人文鼎盛的地区，也成为徽州进士的重要孕育和催生之地。
歙县岩镇，在整个徽州府中，可谓出产进士的大镇，明代共有20名进士出自这个镇，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笔者没有详查其他地区乡镇进士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说，即使这个数字在全国乡镇中虽然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但必定是十分罕见的。其实，岩镇进士数量之多，实与其在徽州府特殊的经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岩镇的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岩镇志草》所说：“歙在万山中, 西乡特开平阳, 周环百里, 直接休宁。 各乡巨室, 棊布星罗, 岩镇适当其中。”[24]岩镇在宋代即为经济重镇，政府在此“设官收酒税之榷”。[25]到明代，岩镇已经成为歙县和徽州的一个重要经济、文化中心。如韩国学者朴元熇所描述的：
歙县岩镇位于与休宁县联结的干线交通路, 由于商品的集散和流通，嘉靖年间起开始繁徽州进士数据库；人口基数为洪武二十四年的统计，见弘治徽州府志卷二。
荣。并且，随着人口从乡村移住到城镇的大趋势，到了万历年间人口也猛增。同时，嘉靖以来，一大批商人和士大夫从徽州各乡村移居到岩镇，只是一个市镇的岩镇，教育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称为“当一郡人才之盛”。[26]
汪道昆在《太函副墨》中称“岩镇什七贾而什三儒”之说，可见此地多徽商，教育蔚然成风。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带来岩镇经济社会的全面鼎盛。
从大的地域上来说，徽州府的歙县处在徽州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因此具有更强的科举竞争力，在各县的进士中处在领先的位置；每个县之内，又以县城和重要集镇为重心，是进士分布的集中地域。
注释：
[1] 嘉靖婺源县志[M]，卷四。
[2] 万历歙县志[M]，卷五。
[3] 乾隆绩溪县志[M]，卷三。
[4] 道光徽州府志[M]，序言。
[5]赵汸：东山存稿[M]，卷四。
[6] 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7] 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J]，史林，2004年第2期。
[8] 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9] 黄崇惺：徽州府志辨证[M]，道光活字本。
[10] 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M]，黄山书社2004年标点本，第420-421页。
[11] 钦定续文献通考[M]，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五。
[12] 谈迁：国榷[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卷九七。
[13] 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3期，2006年5月。
[14]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M]，卷三十九。
[15]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C]，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版。
[16] 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M]，黄山书社2004年标点本，第253页。
[17]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M]，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页。
[18] 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志[M]，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七。
[19] 道光徽州府志[M]，卷十二之二。
[20] 汪道昆：太函集[M]，四库全书本，卷五十一。
[21] 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
[22]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29.
[23] 汪舜民：静轩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六。
[24] 岩镇志草[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5] 罗愿：新安志[M]，四库全书本，卷三。
[26] 朴元熇：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 古徽州府 什么是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是时间概念，即从1121年至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 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从宋置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或称路或称府。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留县，徽州这一名称随之也就不复存在。1949年以后设立的徽州专署或仃署，由于管辖范围不同，已不屈于徽州府这一概念。 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原徽州府属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州文化的现存及其原因和价值 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安徽是因江北有安庆，江南有徽州，取二地之首字而称安徽。徽州，公元前２２２年就有歙县、黟县两个大县，明清时更为昌盛。徽州文化，以其广博深邃的内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青睐，同时也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这三年中，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一次全国徽学研讨会，四次国际徽学研讨会。各地、各国专家学者踊跃参加研讨，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老徽学研究者对我说："我三十年前就加入了徽州籍了。一些教授专家，几乎一生精力倾注于徽学。一种地方文化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如此重视，足以见其存在的重要和价值。研究徽州文化，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州文化的内涵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 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
梦回徽州
梦回徽州 人杰地灵，俊采星驰，无数的名人志士，英雄豪杰诞生在我的家乡徽州大地。让我们梦回徽州，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力图创新的洋务运动，不论是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多少徽州人走在解放名族，争取独立的最前端。 正当英国人想要用鸦片敲开中国国门，想要用枪炮轰击古老的中华大地。但是安徽人并没有屈服，即便封建王朝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时期，尽管当时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凋零。但是当英国侵略之时，安徽人以及大的热情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之中，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爱国篇章。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率1200官兵驰援江浙抗英前线，才参加了著名的定海保卫战。战斗之中，王锡朋壮烈牺牲，他用自己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个动人篇章。 诚然，抗争是主旋律，但是风流人物亦不胜数。当洋务派领袖合肥人李鸿章，也许人们看到的是他签了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但那何曾又是他所愿？当中华大地饱受国难之时，他同样也能做出少许突破，兴办洋务运动，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等企业，利用海关税收购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主持向海外派遗留学生活动，建立北洋海军。没有他，谁又能说清朝能够继续苟延残喘？这便也是徽州之魂。 历史的车轮轰轰转过，时间回到了南海之上，当北洋舰队遇上日本舰队，作为安徽人的丁汝昌率舰队护送运兵船只到鸭绿江口，回程时于大东沟海面突遭日舰队截击，发生黄海海战，他指挥应战，重创日寇两舰，1895年日寇以海陆两军围攻威海卫，他因力战失利拒绝投降而自杀。他用生命证明了安徽人的精神。当侵略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之时，便有法国人借天主教神父之名，兴建教堂，然而干的却是拐卖儿童之行。当人们群众包围教堂之时，要求教堂放出被拐卖的儿童，却遭到了教堂的拒绝。愤怒的人们群众冲进教堂将侵略者的建筑物付之一炬。然而清政府却软弱无能，做的是逮捕当时的反抗群众，向侵略者妥协，签合约，加以残酷镇压。然而安徽的人们不会屈服，尽管芜湖一地的民众被逮捕，被处死，但是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爆发的确实更多的反抗洋教的斗争，轰轰烈烈，永不停息，用生命证明了安徽人的血型。 然而除了不停息的反抗斗争，安徽的文化与经济亦不可忽略。然而多年领先的农业经济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却是手工业经济与近代工业经济。徽商的辉煌早已远去，靠盐和丝绸致富的徽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只能靠茶叶和对外营销农产品来获取微博的利润，直到1978年的小岗村，安徽的经济才重新焕发生机。安徽的文化却并不落后，当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倡导民主革命与解放，提倡实业，兴办学堂，大力传播科学知识。号召了安徽各界的爱国人士为自己的家乡而奋斗，在安徽地区埋下了辛亥革命的火种，更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做好铺垫。在艺术领域安徽更是不落人后，徽班进京与其他地方特色相结合终成京剧。 再多的苦难也无法掩盖安徽人的血型，安徽人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不屈精神。不论是侵略者，还是残酷的清王朝，割据军阀，安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从未停止。数风流人物，不论是安徽绩溪县人胡适，提倡文化改良和白话文。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与日军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冯玉祥。无不是安徽人的骄傲。 时光流转，留下的是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的是一段段振奋人心的动人历程。也许更多的安徽人并没有被历史所记录，而是默默做一个徽州人应该做的
探究徽州古建筑门楼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城市与建筑考察实习报告实习题目徽州古牌坊、门楼的演变
学生姓名：黄琪钶学号：201403325 班级：建学142 专业：建筑学指导教师：郝赤彪许从宝解旭东程然耿雪川日期：2016.9.4
徽州古牌坊、门楼的演变 摘要 徽州古民居建筑博大精深，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位于显眼的入口出的造型多变、雕工繁复精妙的门楼部分。门楼作为徽派建筑装饰的重点部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装饰物，而是成为了包括徽州特有的艺术、文化、审美意味、哲学思想在内的综合体，所以门楼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徽州的文化、艺术的发展。 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宏村等徽州古建筑村落以及书籍收集并基于徽州地区的 地域文化、艺术特征和人文思想，结合了徽州地区的习俗、经济条件、艺术特征、文化脉络和徽商的影响，对门楼的装饰特色、由简到繁的艺术风格的演变以及功能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 关键词 徽州建筑；门楼；砖雕；渊源 一、序言——徽州建筑序幕 我在徽州大地实习的时候，见到一座座村落，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如果将徽州建筑比作一曲凝固的音乐，耳畔就好像听到了音乐的回声，历史的交响乐章，在思想荧光屏上浮现出来，觉得徽州建筑的宏观体系都十分契合音乐的旋律，感到徽州建筑的结构都激扬着音乐的和声。
当在黟县西递、宏村等村落探古寻幽时，见到的路亭、牌坊，好似音乐的前奏曲（序幕、开端）；驻足观赏的廊桥，仿佛音乐的协奏曲（衬托）；精心考察的居室，恍如音乐的主体歌（发展、过程）；凝视的宗祠，像是音乐的主题歌（高潮）；悠然闲步的庭院，可比作音乐的终场曲（尾声）。你的耳畔，仿佛奏响由无数砖瓦木石组合而成的交响乐。这便是建筑的音乐性，也是徽派建筑音乐性。 当然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泛指，是广义的，是针对建筑的音乐物质而言。作为徽派建筑而言，它那凝固的音乐性还别具一种特指的意义。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突出一个“徽”字。“徽”字，是它的个性特征。它那凝固的音乐性，不能离开徽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古雅淳朴，凝重深厚，隐僻幽邃，清淡简洁。 在宏村等古民居实习的时候，常常会在进村之前首先会看到的是牌坊——作为门楼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它仿佛是乐章的序幕，开场时就以昂扬的声调，激越的情调，去扣动观众的心弦，给我造成强烈的印象，使得我怀着憧憬的心理，经过牌坊，跨进村口，并期待着下面的场景的到来。这是一切艺术的共同点：开头要吸引观众，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所以，牌坊以及门楼作为建筑群的入口和各个建筑门口的精彩装饰值得深入研究。 二、门楼的实用功能 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门楼？”这里的门楼不是指“古代供瞭望、射敌之用的城楼。”而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为一户人家起到围护、分隔内外空间及交通疏散，并兼有采光、通风和装饰等作用之物；它还是住宅规模的标识、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户籍·籍别·乡贯移民史 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 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专题课程考查 《论徽州文化的生成与价值》 院部： 班级： 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提交日期：2014年6月18日（14:30-17:00）
一.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1、社会基础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徽州人中大部分是中原世家大族，他们一部分是避难迁徙到徽州，还有一部分人是来徽州做官，后因社会变动或个人原因而留居徽州，这些人直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另外这些人从外面来，知道徽州外部的世界也很精彩，就下决心要打出去，创立新事业开辟新天地。再加上徽州山多地少，“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徽州人被迫离乡背井，当时就有徽谣流传：“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州人走出去主要通过做官和行商，两者都必须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风兴盛，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无徽不成镇”。科举入仕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 7位状元。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人，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2000年初，黄山市曾评出三十位杰出徽州历史文化名人，理学家朱熹、新安医学创始人之一汪机、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理财家王茂荫、哲学家戴震、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曙、著名学者胡适……名列其中。就连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他们的祖籍也分别在徽州的旌德和绩溪。由于外出人数之多，当时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说。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不仅使他们自身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开放的性格和品质带回了桑梓故里，从而直接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和推动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其他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和发展。2．经济基础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作为位居明清两代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拥有一种良好的传统，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投入。他们虽投身茫茫商海，却贾而好儒，是名副其实的儒商。在徽州人的内心深处，“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徽商经营致富后，不仅对自己子孙的教育舍得投资，而且不忘回报乡里和社会，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尤其格外关注。为此，他们不惜斥巨资用来兴办学校和书院，鼓励读书，培养人才。如清代大盐商歙县棠樾人鲍志道一次就为该县紫阳书院膏火捐资8000两白银。在徽州，有一句谣谚，即“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娇子不娇书，娇书变养猪”。徽商对徽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3．思想基础 中原地区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地举家南迁和徽州山环水绕、相对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宗族的大量存在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其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逐渐使徽州形成了聚族而居之势。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仅造就了徽州同姓血缘家族的凝聚力，而且由血缘而地缘，形成了浓郁的乡土观念。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已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性格，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持家风气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徽州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由朱熹所
徽州古老的水利工程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a14589547.html, 徽州古老的水利工程 作者： 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2016年第11期 汲水灌溉堨应运而生 徽州山环水绕，山多田少，号称“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徽州河流大都在山间蜿蜒，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清顺治《歙县志》卷中这样描述：“地隘斗绝，厥土驸刚而不化。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 “堨”就是徽州人民长期与大自然做斗争，于生产实践中的产物。堨，在徽州方言中读“褐”（ hè）或“辉”（huī），为吴楚方言。“堨”相当于堰、坝，多指山区或丘陵地区在河流上人工横斜修建的一种挡水坝式的水利工程。为汲水灌溉，当地民众利用河流之间的自然落差，在河的上游筑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开挖沟渠，引导河水从沟渠中流入田地之中，省时省力。用时关闭水闸，疏浚沟渠；不用时关闭沟渠，除去水闸，于农业生产十分的便利。 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堨”与堤、坝又略有不同。民国《歙县志》记载：“凡叠石累土截流以缓之者曰坝；障流而止之者曰堤；决而导之，折而赴之，疏而泄之曰堨；潴而蓄之曰塘；御其冲而分杀之曰射。”由此可见，“堤”是用土石等材料修筑的挡水的高岸，主要用于截流蓄水；“坝”是拦截水的建筑物或者是河工险要处巩固堤防的建筑物；“堨”则是蓄水以流，疏而导之，重在利用。 初始，堨的建设十分简单，在河流中选一处相对狭窄的处所，将松木砸入土中为经，以荆条、竹条为纬，上面再覆以沙石、杂草，就可以起到蓄水的作用。但当山洪暴发时，土堨往往容易被冲塌，需要经常修复，劳民伤财。后来堨的修筑工艺改进，开采山石进行修筑，并修有泄洪口，水位可根据需要予以调节。而且在一些财力允许的地方，开始设置专门人员负责堨的日常维护，称为“堨甲”。据《沙溪集略》记载：本里富堨设堨甲一名，工食谷每年十八斗；隆堨设堨甲一名，工食谷每年十八斗；本里皇呈堨设堨甲一名，工食谷每年二十斗。 管理严格订有管理条例 历代府县对堨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奉府宪示禁”碑，其主要内容为加强歙县西乡鲍南堨、八官堨的管理：“如届春夏水满，不得在该石磅往来，恐防失足；亦不得在于堨内钓取鱼虾，损害石堤，侵挖堨磅；至秋冬水涸之际，近堨居民不得倾倒瓦砾，致塞水道。倘有前弊及簰夫、地棍抽窃堨口木坝，害载水源，许各堨示印，行赴府呈禀，以凭立拿严究，断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
徽州建筑结构构造与材料
徽州古建筑概述 ——建筑结构、构造与材料 目录： 建筑结构类型 一、建筑结构 混合式体系特征 大木作 二、建筑构造小木作 瓦作 室内材料 三、建筑材料 室外材料 四、总结
一、建筑结构： （一）、抬梁式构架 抬梁式构架是在台基上立柱，柱上沿房屋进深方向架梁，梁上立短小的矮柱，矮柱上再架短一些的梁，如此叠置若干层，后在最上层架上立脊瓜柱，这就是一组梁架。在相邻两组梁架之间，通过枋把两组梁架组合起来。每层梁的两端上面，垂直于梁架方向放置檩(lǐn)。檩(lǐn)不仅加强了梁架间水平方向的联系，构成稳固的组合构架，而且承受上部屋顶荷载。 抬梁式可使室内柱子较少甚至是无柱，内部有较大的使用空间，同时还可以形成美观的造型和宏伟的气势。但是，抬梁式构架用料较大，耗费木材较多，结构复杂。而且这种构架基本上不采用三角形这种最稳定的构件组合形式，所以稳定性较差。大型、富丽的住宅，用抬梁式梁架。
（二）、穿斗式构架 穿斗式构架是由柱距较密，直径较细的落地柱（或与不落地的短柱相间布置）直接承檩(lǐn)，在柱与柱之间沿房屋进深方向不设架空的梁，而是用一种叫做“穿”的枋木，把柱子组成排架，并用挑枋(fāng)承托挑檐。排架与排架之间用牵子、斗枋(fāng)和檩(lǐn)作横向连接。这种构架因使用较细小的木料，所以节省木材；因柱距较密，所以作为山墙，抗风性能好。但是，柱距较密，使室内空间局促。小型住宅多使用穿斗式梁架，或者是局部使用双步梁架。 抬梁式穿斗式混合式（三）混合式 徽州建筑多采用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即在中部厅堂使用抬梁式构架，以扩大室内空间；在两端山墙，使用穿斗式构架，以提高抗风性能。
明代徽州进士表
明代徽州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字号年号及第年份县份乡里户籍行实出处江崇时洪武四年辛巳歙县牌头乾隆县志 胡昌龄太冲洪武十八年乙巳歙县歙城典故纪闻 程善复初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在城江南通志 程源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江南通志 任亨泰古雍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休宁鼓楼下明史吴伯宗传郑道同好问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歙县长龄弘治府志郑潜传汪回学颜洪武三十年丁丑休宁万安弘治县志 唐吉祥彦祯建文二年庚辰歙县槐塘民籍弘治府志 朱元贞粹夫建文二年庚辰婺源香田民籍弘治府志 金辉士辉永乐二年甲申休宁珰溪康熙府志 汪献惟臣永乐二年甲申休宁洪方新安名族志 俞士真还白永乐二年甲申婺源汪口江南通志 汪良士时彦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大畈新安名族志 王士真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城北江南通志 汪景明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横冈江南通志 汪彦纯永乐二年甲申黟县南屏江南通志 胡文郁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潭口民籍江南通志 汪善存初永乐四年丙戌歙县潜口江南通志 汪澍汝霖永乐四年丙戌黟县黄陂江南通志 方勉懋德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潜口上市民籍弘治府志 郑行简汝敬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郑村民籍江南通志 张文忠季立永乐十三年乙未婺源甲道民籍江南通志 王俊得大本永乐十三年乙未黟县东珠川民籍弘治府志 胡永兴彦隆永乐十六年戊戌祁门赤桥康熙府志 谢志道士先永乐十六年戊戌休宁安岐新安名族志 王圭永乐十六年戊戌黟县丰溪江南通志 周昌文昌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祁门南门道光府志 叶蓁永茂宣德二年丁未歙县新州弘治府志 杨宁彦谧宣德五年庚戌歙县歙城民籍明史本传 吴宁永清宣德五年庚戌歙县莘墟民籍明史于谦传 程宪伯度宣德五年庚戌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汪敬益谦宣德八年癸丑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方贵文本忠正统元年丙辰歙县中塘民籍江南通志 程思温叔玉正统元年丙辰婺源种德坊民籍明史王佐传 康汝芳仲实正统元年丙辰祁门曲坞民籍康熙府志 程信彦实正统七年壬戌休宁陪郭民籍明史本传 许仕达廷佐正统十年乙丑歙县许村民籍明史曹凯传 李友闻进明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北隅民籍弘治府志 胡深文渊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城东民籍江南通志 杨宜彦理正统十三年戊辰歙县歙城民籍江南通志
明代广东进士表(1)
明代广东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县份及第 年号 年份甲第名次 府（罗定 州归入 肇庆府； 连州归 入广州） 何子海番禺洪武四年三甲93 广州陈玄东莞洪武四年三甲38 广州梁临新会洪武四年三甲9 广州梁安高要洪武四年三甲69 肇庆张寿龄保昌洪武四年三甲23 南雄陈绶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28 广州劳士宽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106 广州张观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49 广州朱革庆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28 广州姚观文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44 广州周尚文香山洪武十八年三甲130 广州戴云连州洪武十八年三甲158 广州李文善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36 肇庆谭彦芳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101 肇庆卫善初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45 肇庆陈迪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143 肇庆黄敬中曲江洪武十八年三甲54 韶州甘友信保昌洪武十八年三甲109 南雄蔡福南海阳洪武十八年三甲 3 潮州林逊潮阳洪武十八年三甲176 潮州黄子平茂名洪武十八年二甲26 高州林昶吴川洪武十八年三甲83 高州林宗浦徐闻洪武十八年三甲113 雷州顾諟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郑镕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廖谟海康洪武十八年雷州米稚清远洪武二十一年三甲25 广州张广扬德庆州洪武二十四年三甲 5 肇庆杨壁海阳洪武二十四年三甲10 潮州何测文昌洪武二十四年二甲11 琼州谭源番禺洪武二十七年三甲 2 广州梁熙新兴洪武二十七年三甲40 肇庆蒋资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二甲10 高州李瑹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三甲25 高州符铭琼山洪武三十年春三甲26 琼州
余存谅高要建文二年三甲62 肇庆梁成信宜建文二年二甲11 高州李仲芳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1 广州潘帱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2 广州罗亨信东莞永乐二年二甲84 广州翟溥福东莞永乐二年三甲229 广州孔泰初高要永乐二年三甲26 肇庆谢升高要永乐二年三甲92 肇庆梁致恭高要永乐二年三甲173 肇庆萧九成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27 肇庆罗英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40 肇庆冯高新兴永乐二年三甲106 肇庆张昌罗定永乐二年三甲107 肇庆陈哲曲江永乐二年三甲296 韶州邓得麟乐昌永乐二年三甲370 韶州翟彦荣归善永乐二年三甲356 惠州陈玄海阳永乐二年三甲50 潮州黄嘉海阳永乐二年三甲206 潮州陈季芳潮阳永乐二年三甲207 潮州容善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6 高州周益茂名永乐二年三甲71 高州李祐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77 高州颜宝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73 高州伍玉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82 高州吴志盛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16 高州张贞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24 高州梁瑶化州永乐二年三甲264 高州黄本固海康永乐二年三甲72 雷州吴谦海康永乐二年三甲113 雷州林现海康永乐二年三甲223 雷州林文亨海康永乐二年三甲313 雷州陈颖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3 廉州林森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5 廉州周英合浦永乐二年三甲312 廉州唐舟琼山永乐二年三甲85 琼州陆普任琼山永乐二年三甲275 琼州石祐琼山永乐二年三甲347 琼州洪溥澄迈永乐二年三甲221 琼州陈日新高要永乐四年三甲84 肇庆陈道同四会永乐四年三甲8 肇庆黎常新兴永乐四年三甲63 肇庆梁智德庆州永乐四年二甲20 肇庆黄斌曲江永乐四年三甲47 韶州周岐後博罗永乐四年三甲22 惠州
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2019年文档资料
论徽州 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On Cultural Power and Rural Autonomy of Huizhou Gentry TANGLixing (China Center for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 China ) ：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ral society in Huizhou had maintained a long-time stability. Clan was an organization form of rural aotonomy ， which was economically based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led by the gentr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key elements in Huizhou society ca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of gentry was omni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is intellectuals' parties and rural public's judg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genealogy. The gentry also madefriends with the officials gentry were the leading power in rural aotonomy with considerable credibility. 16至 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徽州乡村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曾指出： 徽州特定的自 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 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 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三要素 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明清时期，徽商数百年间执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州科举与苏州并驾齐驱， 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 而徽州宗 族“千年之冢，不动一 ？g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 毫不紊” [1] 卷 11，《泛叶寄》， 872。本文拟从徽州社会系统 aspects ： one and got involvd in lawsuits ，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
徽州古村落布局及建筑特点分析
名字：特伦斯 学号：2008326660067 徽州古村落布局及建筑特点分析 ——以西递、宏村为例 【摘要】中国古村落建设自古重视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意识。在徽州无论是整个村落的布局,还是单栋建筑的空间、结构,无不体现着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相地构屋的营建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古村落;风水理论；宏村、西递、建筑 1.引言 中国古民居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类型。徽派民居群体的村落更是中国古村落建筑中最有特色的村落之一。徽州地区现保存着许多风貌古朴、个性鲜明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极高的文化、历史、地理、美学、建筑、艺术、旅游等学术价值。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古村落研究。 2. 徽州古村落天人合一的布局 2.1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徽州古村落是指位于安徽省长江以南山区地域范围内,以呈坎、棠樾、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古村落,是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有强烈的徽州文化特色。 皖南古村落地处古徽州，自古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在古徽州所属黟县境内，黟县是古徽州地区有名的县份，现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县内群山怀抱，峰峦奇绝。北接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黄山，南连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白岳”————齐云山。素有“黄山白岳甲江南之誉”。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崛起皖南群山之中，横亘于歙县、黟县、休宁县和黄山区、徽州区三县两区之间。黄山古称黟山，因峰岩苍黛
而得名，相传轩辕黄帝曾在此修炼成仙，唐玄宗信奉道教，于747年敕改黟山为黄山。“巧石、奇松、云海、温泉”，被称为黄山“四绝”。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的赞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次登黄山，认为“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遂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说。 徽州古村落地图 2.2 独特的风水布局——以宏村为例 宏村，古称弘村，位于黄山西南麓，距黟县县城11公里，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整个村落占地30公顷，枕雷岗面南湖，山水明秀，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
徽州古建筑和古村落
黄山市不仅以神奇美妙的自然景观名播中外，更以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著称于世。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前称新安郡）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然。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风骚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国内外学者注意对徽州问题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进入80年代后，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或“徽州学”）概念广为传播，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原徽州地区及国内不少城市及美、日、朝、新加坡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或机构。90年代后，徽州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徽学”被誉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 徽州建筑 南宋迁都临安，大兴土木，筑宫殿，建园林，不仅刺激了徽商从事竹、木、漆经营，也培养了大批徽州工匠。徽州是“文化之邦”，徽商致富还乡，也争相在家乡建住宅、园林，修祠堂，立牌坊，兴道观、寺庙，从而开始和形成有徽州特色的建筑风格。本县现存的古村落雄村、江村、许等地的明清民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徽州建筑风格。古村落选址一般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臻天时、地利、人和和诸吉咸备，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村落一般依山傍水，住宅多面临街巷，粉墙黛瓦，鳞次栉比，散落在山麓或丛林之间，浓绿与黑白相映，形成特色的风格。同时有大量的文化建筑，如书院、楼阁、祠堂、牌坊、古塔和园林杂陈其间，使得整个环境富有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趣。站在高外望村落，只见白墙青瓦，层层叠叠，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在民居的外部造型上，层层跌落的马头墙高出屋脊，有的中间高两头低，微见屋脊坡顶，半掩半映，半藏半露，黑白分明；有的上端人字形斜下，两端跌落数阶，檐角青瓦起垫飞翘。在蔚蓝的天际间，勾出民居墙头与天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徽州文化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徽州文化 --浅谈徽州人的贫与富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本土的徽州文化。她的内容广博，深邃，包括徽州教育、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菜等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 研究徽文化的学者以及沉醉于徽州美景的游客对徽文化的璀璨总是赞叹不绝。然而，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徽州大地上，可以说，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里，可利用的生活资源极其贫乏。徽州处于丘陵地带，在徽杭高速歙县段路两旁，透过车窗，你总能看到在高高的深山上几至山顶，是被人们开垦的大片大片的耕作地。地里的植作并不茂盛，即便隔着那样宽的山沟依然可见泛黄的土地。而你也总能时不时见到一个老妇，肩上扛着一把锄头，一个五，六岁的孩童跟在身后田间地头转悠。而生活在“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人，则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如黄山松一般艰难生存，千百年来孕育出勤劳，踏实，敢于开拓和坚韧的品质，并将这种品质传给她的子子孙孙。 当走进他们的住宅，和贫瘠的土地资源相契合的是白墙灰瓦，矮窄门楼的古朴建筑风格。然而，不同的是，随处可见的是充满智慧和情趣的应景。且不说那些达官贵族与经商致富的大户人家，即便是只有两间厢房的小门小户，院子里也一定会用花花草草和几个雕刻着花纹的石凳布置一个简单的园林小景，供主人闲暇时玩赏。央视的一个纪录片曾就徽州人的园艺做过一个专访。在歙县，即便是现在，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种满了观赏的花草。一个几近倒闭的盆景小店，哪怕已无人问顾，老板依然坚持，不为挣钱，只为自己喜爱。 人们为徽州文化的璀璨而倾倒，我也同样为之倾倒，但不仅仅是因其璀璨，而是为其不易。在这样一个土地贫瘠，古时难有与外界通达的山区，古徽州人不是为满足于裹足口腹之饥而蝇营狗苟，而是在这样艰苦，贫乏的环境里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那份超然和豁达，赋予这里的一山一水于之世外桃源之恬淡。而他们自己，比之陶公而无愧。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6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6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
存世明代进士题名录汇总表
存世明代进士题名录汇总表 原文地址：存世明代进士题名录汇总表(上)作者：古文獻學習_王紅序号名录年份版本馆藏地1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1371明洪武刻本天一阁、《艺海珠尘》本2洪武四年会试纪录1371明洪武刻本天一阁3洪武十八年会试录1385钞本，版本年代不明，不同于一般的会试录摘录自《汇编》的《皇明进士登科考》4建文二年殿试登科录1400明陈迪等编，明乌丝栏本国图、《汇编》（清钞本）、上图（清钞本）5建文二年会试录"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font-size: 12px; font-family: Verdana, 宋体, sans-serif; line-height: 18px; border-color: windowtext; border-bottom-width: 1pt; border-bottom-style: solid; width: 150pt; border-right-width: 1pt; border-right-style: solid;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建文二年会试录1400清钞本国图、《汇编》6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1411明刻本上图7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1412明永乐刻本《汇编》、南图8永乐十三年会试录1415明嘉靖十一年礼部刻本上图9宣德五年进士登科录1430明宣德刻本天一阁10宣德五年进士会试录1430明宣德刻本天一阁11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1433明宣德刻本天一阁、国图（清黄宗彝跋）、《中国科举录汇编》12宣德八年会试录1433明宣德刻本天一阁13正统元年进
徽派古建筑的形成及风格特点
徽派古建筑的形成及风格特点 徽州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世人关注，当是基于它的风格特色以及形成这些特色的原因。徽州古建筑本身就是生活在黄山市的大部分地域和江西婺源及宣城地区的绩溪在内的多少代人民所写下的另外一种文字形式与文化符号的大块文章。歌德赞誉“建筑为凝固的音乐”。它可以像音乐那样唤起人们的美好情感，其本身即具有形体组合的和谐与韵律美，又同时具有可因体现技艺的创新性而产生的新奇美。这就足以说明作为“凝固的音乐”的建筑，能使设汁思想、技术于段和艺术形象结合为—个整体，并为其实用的设施功能服务。徽派建筑有着高超的建造技艺和浓厚的文化内涵以及独有的地方特色，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显示出较鲜明的区域特恒，从布局到色彩都给人一种较为统一的格调和风貌。 徽派古建筑的形成及风格特点 到中叶以后，随着徽州商帮和官绅的势力日益增强，徽派建筑也逐渐形成自己特殊风格的建筑体系，数百年来—直为当地人们所安居乐住，并且也为外来人所交口称赞，还跨川本土，在大让南北各大城镇扎根落户。徽派建筑在今天仍然充满生机，作为一个传统建筑体系，融古雅、简洁和富丽于一体，保持着独有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和开发使用价值，而且具有科技工艺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乃至旅游观赏价值。
徽派建筑的风格特色上要体现在村落的民居建筑上，从设汁、选址、造型、结构、布局到装饰美化都集十地反映了徽州的土地特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所谓民居是指古时遗存的、相对于“官式做法”的民间居住房屋，它与宫殿、府邮、坛庙、陵园建筑不同，一般都采用较经济的手段，囚地制宜，因材致用，以满足生活及生产上的需要，其功能、形式、构造和用材相互适应，巧妙结合，各地民居又带有不同的人文特征，风格迥异，丰富多样而又淳朴自然。徽州建筑之所以为世人关注，当是基于它的特色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因素。 首先，徽州村落民居建筑的选址和设计，体现出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格局，即利用天然的地形、地貌进行规划设计，通过适量采用花墙、漏窗、楼阁、天井等建筑手法，沟通内外空间，以使房屋群落都达到与环境巧妙结合的意境。由于徽州丘陵山地结构特殊，群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岩谷数倍于土田．正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因此，徽州村落视野都富有这种特殊的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凝固的中国山水画和一曲中华民间音乐，正如有识之士所认定的那样，兼有山之静态与水之动态的交汇、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的互补。这就使得徽州民居村落，大都以天然山水为依托，重视地理环境的选择，充分认识自然，服从：厂自然以至利用自然，而后源于自然，融入自然及改造自然。徽州丘陵地带，万山丛立，山就必然成了村落选址的主要构成要素；民俗认为“山厚人肥，山清人秀，山驻人宁”，所以，山之厚、清、驻等也就成了民居选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