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大宗与进士家族

明代徽州的进士大姓、进士大宗与进士家族

——兼谈家族背景对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影响

宋长琨

摘要：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他们在不同姓氏、宗族和家族中的分布是不平均的：出10名进士以上的“进士大姓”有15姓，共出进士333人，占总数的73%；出3名进士以上的“进士大宗”有42支，共出进士197人，占总数的43%；出进士2人以上的“进士家族”有45个，共出进士124人，占总数的27%。454个明代徽州进士中，有129人成为三品以上高官，其平均高官几率为0.28，来自“大姓”进士的高官几率，略低于这一均值，而“大宗”进士和“家族”进士，其高官几率则高于这一均值。197名“大宗”进士中，有103人同时为“家族”进士，如果减掉彼此交叉的这103人，则其余94名非“家族”进士的“大宗”进士，其高官几率反而低于均值。可见，在以上三个因素中，是家族背景，而非姓氏或宗族，对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徽州；进士；家族；高官几率；明代

进士是传统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进士群体在科举考试尚处起步阶段的唐代即已崭露头角，并在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主要构成和主导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致。明代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关于传统之宗族社会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宗族社会传统与官僚政治文化之间，有一个最好的纽带，就是进士。明代徽州进士背后有其深刻的宗族文化印记，而他所面对和投身的则是明代官僚政治和皇权政治的舞台，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背景进行研究，无疑是贯通明代徽州社会与明代政治文化之间的桥梁，使得彼此悬隔的两个领域由天堑变为通途。时下，进士研究已经开始从宏观领域转入微观层面，对于不同地域进士的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尤其对于徽州进士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本文作者运用史料考据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分布状况

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这种分布状况对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传统宗族社会和官僚政治文化研究积累一点素材，并进而对不断深化的徽学、科举学以及刚刚勃兴的进士研究有所裨益。

（二）宗与族——宗族概念的界定

由各姓氏所组成的徽州人群，以一个个不同的宗族纽带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宗族社会。血缘的远近，决定了人与人关系的亲疏。明代徽州人对于亲疏远近非常在意，他们嘲笑山西人“不分族从”，而对“亲—从—族—宗”的次序守之甚笃。费孝通先生在论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时，用“差序”概念来表达传统中国人对社会关系的认同，并用“波纹理论”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样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开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这个经典的描述用来形容明代徽州社会的宗族社会和宗族观念再恰当不过了。

同宗本是是一种疏远的关系，为了把业已疏远的关系重新连结起来，徽州人的做法是通家谱、联宗族、叙昭穆，形成有条不紊的宗族支派，结成一个个庞大复杂的宗族系统。正是通家谱、族谱，到联宗谱，使得他们本已疏离的关系密切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此种作用，如徽州族谱中所说的：

一本之义不明，则世系不可考。世系不可考，则昭穆不可叙。昭穆失叙，则尊卑之分不定。夫分不定，则称谓之名不正。名分既泯，则彼此相视皆为路人。……是以君子必明始祖以来之世系，详五服既穷之昭穆，使服虽穷而尊卑之分在，世虽远而称谓之名存。[2]

族至千百，称为故旧。然必喜庆相贺，忧戚相吊，疾病相问患难相扶。[3]

与同宗的疏远相比，同族则是一种亲近的关系。班固说：“上凑高祖，下凑玄孙”，“谓之族”。[4]当代学者瞿同祖说：“以世代言之，包含高祖至玄孙的

九个世代，所谓九族是。” [5]（参见图1）所以，“族非疏远之称。” [6]明代徽州人对族的界定，与上述说法是一致的：

一家之人，高曾祖考，子孙玄庶，门分户别，众而为族。[7]

所谓“门分户别”，指的是家庭，而家族虽有家庭的“分”与“别”，但亲缘关系没有中断，而且也很容易区分。我们把同族中的由高祖而下的“九族”分成直系血亲和同族两大类，而同族关系中又以“从曾祖”至“从玄孙”的“从亲”系列更为亲近，即“从”比“族”更密切一层。在同族中，就又形成了亲—从—族的亲疏分野。

宗族这个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把同宗和同族混淆加以混淆，而使得远近亲疏的关系无法界定。这与重视亲缘关系的传统社会的情况颇不相符，也明代徽州的实际情况不一致。

概念的清晰界定对于我们考察徽州进士之间的关系是大有助益的。在徽州进士中，绝大部分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族背景，而来自同一宗族的进士有的关系很进，有的则很疏远，我们需要通过界定概念进而使得这种关系被准确地反映出来。比如，图2所显示的绩溪龙川胡氏，在明代出了4名进士，他们是成化十四年的胡

富、成化二十年的胡光、正德十二年的胡宗明和嘉靖十七年的胡宗宪。在这4个进士中，胡富是龙川胡氏三十世，胡光是三十三世，胡宗明和胡宗宪是三十四世。胡富、胡宗宪的共同祖先要上溯到该宗的第二十二世胡震，他是胡富的上九世祖，是胡宗宪的上十三世祖。[8]虽然，朝廷有“奕世尚书坊”表彰他们二人，但他们不是近亲，也不是同族。四人中，胡光和胡宗明是叔侄，是紧密的“从亲”关系，而他们二人与胡富、胡宗宪的关系，则比胡富、胡宗宪之间的关系更疏远一层。这是一个同宗同派同支的宗族关系，其疏远的程度尚且如此。

故如果我们不进行概念的准确界定，我们很容易把胡宗宪与胡宗明看成同族，或者把胡宗明和胡光当作了同族，都会把远近亲疏的关系紊乱了。正象何炳棣先生所批评海姆斯时所说的，把“百年及百年以上同姓同乡同里者都认可为同族”。[9]这种紊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基于此，我们应该也必须区分徽州的宗与族，区分徽州进士中的同宗者与同族者。从徽州的情形来看，宗族的总体构建，是由“宗”而分“派”，由“派”而分“支”，“支”下面可能还有更小的“分支”，其下，是家族和家庭。为了能够清晰地通过亲疏关系来界定同一宗族内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宗族分解为“宗派”和“家族”两个概念，用宗派表示同宗关系，用家族表示同族关系。这里所定义的宗派虽为同宗之义，但所取的是狭义的概念，指的是同一宗派分支，而不是联宗、通谱后形成的广义上的同宗。因为宗本来已经较为疏远，如果再联宗，则其关系的亲近程度和联系的紧密程度都很松散了。

二、进士大姓、进士大宗与进士家族

现在，我们分别用“进士大姓”、“进士大宗”和“进士家族”三个标准，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姓氏、宗派和家族分布进行考察。

表1 明代徽州进士的姓氏分布

姓氏人数姓氏人数

汪82 潘12

程52 郑11

吴33 江11

方28 黄10

胡23 余10

王16 叶10

洪13 谢10

（二）进士大姓

徽州聚族而居，其姓氏并不多，《新安名族志》所载的徽州姓氏共81个，在这81个姓氏中，以人口而论，汪、程、吴、黄等大姓占据了人口的相当比例。徽州历来就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和孙诸姓，则为“新安十五姓”。我们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姓氏进行考察后发现，徽州进士的姓氏与徽州大姓的分布是大体一致的。

明代徽州共出454名进士，他们分属于62个姓氏，其中共出进士10人以上的姓氏依次分别是：汪、程、吴、方、胡、王、洪、张、潘、郑、黄、余、叶、谢、江，共15姓。（各姓氏的进士数量见表9）这15姓共出进士333人，占明代徽州进士总数的73%。（见表1）其他47姓合计出进士121人，占明代徽州进士总数的27%。

表面看，徽州进士的姓氏分布，虽然在姓氏上有着很大的不均衡性，比如：汪氏所出进士为82人，程姓52人，吴姓33人，方姓28人，这四个姓堪称徽州进士的“超级大姓”，其进士数合计占了明代徽州进士总数的42%，那么，能否由此得出其分布不均衡的结论呢？我们可以把上列的出进士最多的15个姓氏称作“进士大姓”，看它与徽州大姓是否一致。在“徽州八大姓”中，只有李姓不足10人；在“新安十五姓”中，有李、鲍、戴、曹四姓所出进士少于10人。这四姓的进士数量分别是：戴姓9人；李姓8人；曹姓7人；鲍姓6人；孙姓1人。虽然，这几个“新安大姓”不是我们所界定的“进士大姓”，但该四姓除孙姓外，所出的进士数量，亦相差不远。而所谓的“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不是根据精确的人口数字统计出来的。比如，就人口数量而言，入选了

大姓的孙姓在当时未必就一定比没有入选的郑、张、谢、叶、潘诸姓为多。总的看，“新安大姓”与“进士大姓”是大体一致的。

从比较我们可以得出，明代徽州的进士在各姓氏间的分布，不均衡只是表面的现象，就徽州人口的姓氏结构来看，这种姓氏分布恰恰是均衡的、合理的。比如，汪姓为徽州第一大姓，“新安郡望首汪”，[10]“黟、歙之人，十姓九汪”，[11]那么，汪姓占据了徽州进士的相当比例，当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李林琦先生看到“明清徽州进士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姓之中”的现象，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姓宗族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其子弟具备了较强的科举竞争力”的结论，[12]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

（二）进士大宗

接下来，看明代徽州进士在各宗派间的分布情况。笔者以《名族志》的宗派分支为主要依据，对明代徽州进士按照宗派进行了统计，得出了以下结果：出进士3人以上的宗派分支共42支。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进士大宗”。42支“进士大宗”共出进士197名，占明代徽州进士总数的43%。（见表2）

（续上表）

虽然，徽州进士各姓氏间的分布是相对均衡的，但在各姓氏内部，不同宗派分支间的分布则是不均衡的。我们现在以《名族志》中不同姓氏的宗派分支数量分布为准，考察一下几个姓氏的进士数量在不同宗派分支中的分布情况。其中，唐、何、罗、游几姓，其宗派分支较少，故进士数量相对集中，则是比较正常的，但其他几个大姓的宗派分支数和进士数的分布就很不对称。

明代，徽州汪姓进士共有82人，这82人就很不均衡地分布在各汪姓分支中。《名族志》中开列了徽州汪氏分支121支，[13]其中有35支出了进士，占汪氏分支的29%。在这35支中，表2所列的9个汪姓宗派分支所出进士的数量是50人，占徽州汪姓进士的61%，而这9支中，大畈汪氏一支就出了14个进士，占徽州汪姓进士的17%。《名族志》记载徽州余氏共宗派11支，[14]这11中，出进士的只有1支，即婺源沱川余氏，共出进士7人支；另有1支《名族志》未载的祁门城南余氏（移籍于江宁）出进士3人。这是说，徽州余氏至少有12支，但出进士的只有2支。徽州戴氏有12支，[15]共出9名进士，而休宁隆阜和婺源桂岩2支就囊括了其中6名，占67%。徽州洪姓宗派有20支，[16]出进士13人，其中9人出在歙县桂林一支，占69%。其余的如：曹姓宗派11支，[17]出进士8人，歙县雄村有3人，占43%。潘姓宗派13支，[18]出进士12人，11人为婺源桃溪潘氏，占92%。（各姓进士中“进士大宗”所占的比例见表3）这些数据显示，有的宗派分支能够惊人地创造出几个乃至十几个进士，而大多数宗派分支则在几百年间一无所获。看来，徽州固然是宗族社会，大部分徽州进士都有其宗派背景，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派都能创造出进士来，只有极少数宗派具有培养进士的持续潜能。换言之，宗派土壤未必就是孕育和产出进士的温床。

（三）进士家族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社群”，“承担着相当特殊、相当重要的使命”，“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庭来担负”。[19]一般的小家庭是由直系血亲关系组成的，而一般的大家庭往往包含了“亲”和“从”两个系列，甚至更大些。这类大家庭介于小家庭或严格意义上的直系血亲家庭（亲—子结构）和家族之间。费孝通先生称这样的家庭为“扩大了家庭”或“小家族”。他说：“为了要经营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中国家庭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 [20]科举是一个重大的事业，这个事业非一般意义的小家庭所能承担，往往需要一个大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共同努力。

一个进士，不是凭空孕育和产出的，往往需要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成果，一个家族的进士仿佛在一座金字塔的顶端，而下面有相当数目的举人和各类生员作为支撑。比如，弘治九年进士程琯出自歙县郡城程氏家族，在他成为进士以前，他的家族中已有6个举人，其中官至都御史的程富，是程琯的从祖。[21]象这样的例子，在徽州进士中屡见不鲜。我们分析一个进士家族背景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进士获得功名以前，他家族的科举成果，即是否有前人获得了科举功名。在明代徽州的454名进士中，有303人家族背景可考，这303人中，至少有178人，在他们本人获得科举功名（成为生员）以前，他们的家族中已经有人具有至少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也就是说，家族中前人有科举功名的徽州进士，占59%。其具体情况是：有78人，前人的最高功名为进士；有51人，前人的最高功名是举人；有37人，前人只有生员身份；还有12人，他们或来自有生员的家族，或来自出过举人的家庭。在303名家族背景可考的徽州进士中，在他们本人获得科举功名以前，家族中出过举人或进士的，共有129人，占43%。

进士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是相当稀缺的产品。有鉴于此，我们把培养了2名以上进士的家族称作“进士家族”。我们考察徽州“进士大宗”的时候，在发现这些宗派分支具有较强的进士出产潜力的同时，也发现，在这些宗派分支中，往往主要担当产出进士任务的是这些宗派中的一些“进士家族”。

明代徽州的“进士家族”及其所产进士的数量见表4。（按：在表4和表3中，直系血亲关系，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亲传关系，亲兄弟亦同。）此表中标明同族者，有的可能也是直系血亲，但尚不能确定。另外，本表中所列的未必是徽州进士家族的全部，因为有些疑似同族的例子因不能确定而没有计入，出于同样的原因，有的家族中的进士数量也要多于表中的数字。

（续上表）

因为资料所限，表中所列的45个进士家族未必是徽州进士家族的全部，表4中的124个进士也未必是徽州进士家族培育出来的所有进士，来自进士家族的徽州进士的比重肯定要大于27%。在徽州的进士家族中，以婺源桃溪潘氏和大畈汪氏两个家族最为成功，在这两个家族中，进士绝非稀缺之物。桃溪潘氏家族，在明代至少出了10名进士。这个家族在嘉靖初，同朝为官者竟有8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潘士藻的墓志铭有这样的话：“世居婺源之桃溪，家为仕族。嘉靖间鼎盛一门。”

[22]到潘士藻时，已经持续科第繁荣一百二十余年，历经六代人左右了。可见，一个家族，能否培养出进士来，是和这个家族的科举背景密切相关，前人的科举功名，对于一个人成为进士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在197名来自“进士大宗”的进士中，有103个是同时来自进士家族，占52%。由于历史材料所限和研究工作的缺失，我们对很多来自“进士大宗”的进士间的关系还没有象龙川胡氏那样清晰地考证和梳理出来，表3中很多同宗者，可能是同族，来自进士家族的进士占来自“进士大宗”的进士的实际比重，要大大高于52%。可以说，支撑着“进士大宗”之主体的，是其中的一个又一个包括“进士家族”在内的科举世家。

三、家族背景与徽州进士的政治升迁

我们将进士的品秩最高品秩，作为衡量其政治地位升迁的尺度，把官秩三品以上者，成为高官，通过各类别进士成为高官的几率，分别测量一下“进士大姓”、“进士大宗”和“进士家族”三个因素对徽州进士政治地位升迁所产生的影响。

在454名明代徽州进士中，共有三品以上高官129人，高官人数占徽州进士总数的28%。这样，我们把徽州进士的平均高官几率确定为0.28。

姓氏是否会对进士成为高官构成影响呢，我们看表5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徽州出10名进士以上的15个“进士大姓”中，程、洪、潘、余等8个姓氏的进士官高几率高于徽州进士的平均几率，与而汪、张、黄、郑等7姓的进士高官几率则低于平均几率。333个来自“进士大姓”的徽州进士，他们的平均高官几率不足0.28，而121个来自非“进士大姓”的进士，其平均高官几率为

0.31，高出“进士大姓”0.03。

那么，宗派的影响力又如何呢？在明代徽州进士的129名高官中，有63人来自“进士大宗”，占49%，其余66人来自非“进士大宗”，占51%。在197个个来自“进士大宗”的进士中，成为三品以上高官者有63人，高官几率是0.32；非“进士大宗”的徽州进士257人，他们中有66人成为高官，高官几率是0.26。来自“进士大宗”的进士，成为进士高官的几率高于非“进士大宗”者。看来，宗派背景对于徽州进士的高官几率是有正影响的。

接着，继续考量“进士家族”进士的高官几率。在明代徽州进士的129名高官中，有46人来自徽州“进士家族”，占36%，其余83人来自非“进士家族”，占64%。124个“进士家族”的进士中出了46个高官，其进士高官几率是0.36，而330个非“进士家族”的出了83个高官，其高官几率是0.25。（均见表5）二者间的差距，是比较悬殊的。

仅从以上测量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徽州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过程中，他们的姓氏基本没有产生作用力，如果有一点影响的话，是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

来自“进士大姓”的进士，其成为高官的几率反而略低于来自“进士小姓”的进士。宗派与家族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来自“进士大宗”和“进士家族”的进士，他们的高官几率要大大高于非“进士大宗”和非“进士家族”的进士。明显地，来自“进士大宗”和“进士家族”的进士，具有更强的政治升迁能力，使得他们更容易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中出人头地，而成为高官。

然而，如果匆忙地作出以上的结论，我们就误入歧途了。我们在对徽州“进士大宗”对徽州进士政治地位升迁发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时候，不能忘了，构成徽州“进士大宗”进士的一半以上来自“进士家族”，徽州的“进士大宗”与“进士家族”的进士是彼此交叉的，而其中相互重叠的部分，正是“进士家族”对“进士大宗”的高官几率的提高发生影响的部分。

我们现在分别对来自“进士家族”和非“进士家族”的“进士大宗”进士成为高官的情况进行分析。在来自“进士大宗”的进士中，有103人来自“进士家族”，这103人就是双方交叉的部分。我们去掉了这103人，专门计算其余94个来自“纯”“进士大宗”进士的高官几率，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这94人中，有25人成为高官，其高官几率是0.27，比徽州进士的平均高官几率还低0.01。这说明，“进士大宗”如果不同时是“进士家族”，其对于徽州进士能否成为高官是基本没有影响的。

在姓氏、宗派、家族的比较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影响徽州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关键因素是家族，如果没有“进士家族”的背景渗透其中，不管来自“进士大姓”，还是“进士大宗”的进士，他们的姓氏和宗派背景，对他们政治地位的升迁基本没有构成影响。

四、结语

宗族是一个容易被泛化的概念，因而其功用也很容易被夸大。许多看似宗族的功能，实际上是家族的功能。正如一个徽州进士的产生，和他在官场中的成长一样，如果我们把他的成功归于宗族力量的支持，实际上是夸大了宗派的作用，而低估了家族的效能。一个进士的成功，支持力量主要来自他的家族，来自他的家族成员，而不是来自他的同宗者。因而，对于徽州进士的家族背景进行分析，要远远比分析其宗派背景更为重要。

何炳棣先生在论家庭的经济功能时说：“尽管在宋代新儒家崛起后，宗族组织得到了提升，但由父系所有男性苗裔所组成的家庭，而非宗族，充当着社会经济基本单位的职能。” [23]徽州固然为宗族社会，但家庭依然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依然承担着从经济到其他事业的经营使命。以家族形式出现的“扩大了的家庭”，在科举事业和官员仕宦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婺源桃溪潘氏、婺源大畈汪氏、祁门善和程氏为代表的“进士家族”，是孕育进士的母体，同时也是培育高官的孵化器。是家庭，通过其最扩大化了的组织形式家族，来完成这一使命的。科举和从政都是非常宏大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对小家庭来说，是相对困难的，而对于扩大了的而又组织得法、工作有力的大家庭或家族而言，则是可以从容承当的任务。在明代徽州，家庭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社群”的任务和使命，并没有因为家族作用的发挥而失去其自身的功能，相反，在家庭为其特殊使命而扩大其组织规模以后，则更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和使命，其功能更因之得到了强化。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 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M]，卷八。

[3] 歙县方氏族谱[M]，卷七。

[4] 班固：白虎通[M]，卷三。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 古徽州府 什么是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是时间概念，即从1121年至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 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从宋置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或称路或称府。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留县，徽州这一名称随之也就不复存在。1949年以后设立的徽州专署或仃署，由于管辖范围不同，已不屈于徽州府这一概念。 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原徽州府属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州文化的现存及其原因和价值 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安徽是因江北有安庆，江南有徽州，取二地之首字而称安徽。徽州，公元前２２２年就有歙县、黟县两个大县，明清时更为昌盛。徽州文化，以其广博深邃的内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青睐，同时也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这三年中，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一次全国徽学研讨会，四次国际徽学研讨会。各地、各国专家学者踊跃参加研讨，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老徽学研究者对我说："我三十年前就加入了徽州籍了。一些教授专家，几乎一生精力倾注于徽学。一种地方文化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如此重视，足以见其存在的重要和价值。研究徽州文化，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州文化的内涵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 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

浅析徽州传统民居的特色

浅析徽州传统民居的特色 徽州古民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成熟的建筑流派。徽州古民居以清新淡雅为其基 本色彩，马头墙和漏天之井别具风味，木质结构的梁架构件坚固稳定、造型奇巧、雕刻精美，室内装饰和陈设古朴雅致，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及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 在皖南的徽州，大部分地方都保留着或多或少的古民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徽 州地区黟县境内，于2000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村与宏村的古民居。除此之外， 在绩溪、歙县、屯溪、祁门、婺源等地，也有很多古民居建筑聚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 期一个成熟的建筑流派，徽州民居空间布局与结构合理，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粉墙 黛瓦、马头墙最具特色，集中反映了徽州的风土民情和地域审美倾向。 一、色彩美 徽州古民居的色彩，以清新淡雅为基本风格。它采用当地的自然材料，充分发挥其本 身的不同色泽、质感和特征来构筑，房舍都是白色粉墙、黑色瓦片和灰色青砖，墙脚多采 用灰色的条形青石或鹅卵石堆砌，黑、白、灰组成了古民居建筑的主色调。徽州古民居建 筑没有艳丽的色彩，白墙、黑瓦这样单纯质朴的颜色，与当地清幽秀丽的山川景色，丰富 多样的自然植被，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融为一体，给人一种特有的人性的美感。 新年来临之际，这里的人们为了祛邪纳福，家家户户贴对联。红色的楹联，象征着来 年吉利喜庆、平安幸福，也将古朴的民居建筑装扮得有声有色，充满生机。民居建筑的色 彩之美，不是单一的，除了民居自身之外，还包括四周的天地山川、植物绿化、人物服饰、民俗风情等，而这些环境因素也正是美的灵魂所在。 徽州传统民居，一般都是青瓦白墙和褐红色的木质构件，给人以淡雅明快之美感。虽 然这种简单朴素的色调重复复重复，但却并不使人感到厌倦，反而给人以整体统一和典雅 美的总体印象，就像在观赏一幅幅意境隽永的水墨画一样，渲染出徽州传统民居那极具地 域性的基本风貌。 二、形式美 （一）别具风味的马头墙 传统徽州民居的特色，很多来自屋顶。屋顶很讲究，连接的也很复杂，随着平面的不同，屋顶形式也会不同。为了避免山墙檐距屋面高差过大，采取向屋檐方向逐渐跌落的方式，既节约材料，又使马头墙面高低错落有致，富于变化。 传统马头墙是一种防火墙，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人们为了美观，为马头墙点缀了各 种装饰。而现在的徽派新建筑的马头墙，已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符号。 马头墙的运用，打破了墙壁的单调重复感，增加了建筑整体的美感。一些大型的院落 由数间或数十间不同朝向的房屋组成，马头墙也就随之形成交错不同的朝向。再加上房屋 所处地势的高低不一，房间进深的不同，马头墙的高低也随之有所变化，形成了更为丰富 变化的空间。 马头墙从建筑群到村落，再从村落到集镇，形成一组组交错、连续、渐变、跌宕起伏 的“优美乐章”，成为皖南古民居所特有的“主旋律”；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 用在这里则是再恰当不过了。马头墙是徽州民居最具象征性的建筑造型。 （二）实用、美观的漏天之井

梦回徽州

梦回徽州 人杰地灵，俊采星驰，无数的名人志士，英雄豪杰诞生在我的家乡徽州大地。让我们梦回徽州，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力图创新的洋务运动，不论是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多少徽州人走在解放名族，争取独立的最前端。 正当英国人想要用鸦片敲开中国国门，想要用枪炮轰击古老的中华大地。但是安徽人并没有屈服，即便封建王朝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时期，尽管当时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凋零。但是当英国侵略之时，安徽人以及大的热情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之中，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爱国篇章。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率1200官兵驰援江浙抗英前线，才参加了著名的定海保卫战。战斗之中，王锡朋壮烈牺牲，他用自己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个动人篇章。 诚然，抗争是主旋律，但是风流人物亦不胜数。当洋务派领袖合肥人李鸿章，也许人们看到的是他签了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但那何曾又是他所愿？当中华大地饱受国难之时，他同样也能做出少许突破，兴办洋务运动，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等企业，利用海关税收购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主持向海外派遗留学生活动，建立北洋海军。没有他，谁又能说清朝能够继续苟延残喘？这便也是徽州之魂。 历史的车轮轰轰转过，时间回到了南海之上，当北洋舰队遇上日本舰队，作为安徽人的丁汝昌率舰队护送运兵船只到鸭绿江口，回程时于大东沟海面突遭日舰队截击，发生黄海海战，他指挥应战，重创日寇两舰，1895年日寇以海陆两军围攻威海卫，他因力战失利拒绝投降而自杀。他用生命证明了安徽人的精神。当侵略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之时，便有法国人借天主教神父之名，兴建教堂，然而干的却是拐卖儿童之行。当人们群众包围教堂之时，要求教堂放出被拐卖的儿童，却遭到了教堂的拒绝。愤怒的人们群众冲进教堂将侵略者的建筑物付之一炬。然而清政府却软弱无能，做的是逮捕当时的反抗群众，向侵略者妥协，签合约，加以残酷镇压。然而安徽的人们不会屈服，尽管芜湖一地的民众被逮捕，被处死，但是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爆发的确实更多的反抗洋教的斗争，轰轰烈烈，永不停息，用生命证明了安徽人的血型。 然而除了不停息的反抗斗争，安徽的文化与经济亦不可忽略。然而多年领先的农业经济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却是手工业经济与近代工业经济。徽商的辉煌早已远去，靠盐和丝绸致富的徽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只能靠茶叶和对外营销农产品来获取微博的利润，直到1978年的小岗村，安徽的经济才重新焕发生机。安徽的文化却并不落后，当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倡导民主革命与解放，提倡实业，兴办学堂，大力传播科学知识。号召了安徽各界的爱国人士为自己的家乡而奋斗，在安徽地区埋下了辛亥革命的火种，更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做好铺垫。在艺术领域安徽更是不落人后，徽班进京与其他地方特色相结合终成京剧。 再多的苦难也无法掩盖安徽人的血型，安徽人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不屈精神。不论是侵略者，还是残酷的清王朝，割据军阀，安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从未停止。数风流人物，不论是安徽绩溪县人胡适，提倡文化改良和白话文。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与日军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冯玉祥。无不是安徽人的骄傲。 时光流转，留下的是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的是一段段振奋人心的动人历程。也许更多的安徽人并没有被历史所记录，而是默默做一个徽州人应该做的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户籍·籍别·乡贯移民史 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 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专题课程考查 《论徽州文化的生成与价值》 院部： 班级： 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提交日期：2014年6月18日（14:30-17:00）

一.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1、社会基础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徽州人中大部分是中原世家大族，他们一部分是避难迁徙到徽州，还有一部分人是来徽州做官，后因社会变动或个人原因而留居徽州，这些人直接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另外这些人从外面来，知道徽州外部的世界也很精彩，就下决心要打出去，创立新事业开辟新天地。再加上徽州山多地少，“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徽州人被迫离乡背井，当时就有徽谣流传：“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州人走出去主要通过做官和行商，两者都必须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风兴盛，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无徽不成镇”。科举入仕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 7位状元。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佳话频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人，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2000年初，黄山市曾评出三十位杰出徽州历史文化名人，理学家朱熹、新安医学创始人之一汪机、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理财家王茂荫、哲学家戴震、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曙、著名学者胡适……名列其中。就连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他们的祖籍也分别在徽州的旌德和绩溪。由于外出人数之多，当时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说。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不仅使他们自身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开放的性格和品质带回了桑梓故里，从而直接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和推动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其他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和发展。2．经济基础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作为位居明清两代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商，拥有一种良好的传统，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投入。他们虽投身茫茫商海，却贾而好儒，是名副其实的儒商。在徽州人的内心深处，“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徽商经营致富后，不仅对自己子孙的教育舍得投资，而且不忘回报乡里和社会，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尤其格外关注。为此，他们不惜斥巨资用来兴办学校和书院，鼓励读书，培养人才。如清代大盐商歙县棠樾人鲍志道一次就为该县紫阳书院膏火捐资8000两白银。在徽州，有一句谣谚，即“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娇子不娇书，娇书变养猪”。徽商对徽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3．思想基础 中原地区世家大族源源不断地举家南迁和徽州山环水绕、相对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宗族的大量存在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其生存的土壤和基础，逐渐使徽州形成了聚族而居之势。徽州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不仅造就了徽州同姓血缘家族的凝聚力，而且由血缘而地缘，形成了浓郁的乡土观念。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已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性格，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持家风气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徽州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由朱熹所

徽州古村落布局及建筑特点分析

名字：特伦斯 学号：2008326660067 徽州古村落布局及建筑特点分析 ——以西递、宏村为例 【摘要】中国古村落建设自古重视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意识。在徽州无论是整个村落的布局,还是单栋建筑的空间、结构,无不体现着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相地构屋的营建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古村落;风水理论；宏村、西递、建筑 1.引言 中国古民居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类型。徽派民居群体的村落更是中国古村落建筑中最有特色的村落之一。徽州地区现保存着许多风貌古朴、个性鲜明的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极高的文化、历史、地理、美学、建筑、艺术、旅游等学术价值。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古村落研究。 2. 徽州古村落天人合一的布局 2.1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徽州古村落是指位于安徽省长江以南山区地域范围内,以呈坎、棠樾、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古村落,是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有强烈的徽州文化特色。 皖南古村落地处古徽州，自古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在古徽州所属黟县境内，黟县是古徽州地区有名的县份，现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县内群山怀抱，峰峦奇绝。北接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黄山，南连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的“白岳”————齐云山。素有“黄山白岳甲江南之誉”。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崛起皖南群山之中，横亘于歙县、黟县、休宁县和黄山区、徽州区三县两区之间。黄山古称黟山，因峰岩苍黛

而得名，相传轩辕黄帝曾在此修炼成仙，唐玄宗信奉道教，于747年敕改黟山为黄山。“巧石、奇松、云海、温泉”，被称为黄山“四绝”。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的赞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次登黄山，认为“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遂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说。 徽州古村落地图 2.2 独特的风水布局——以宏村为例 宏村，古称弘村，位于黄山西南麓，距黟县县城11公里，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整个村落占地30公顷，枕雷岗面南湖，山水明秀，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

徽州古老的水利工程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6714531999.html, 徽州古老的水利工程 作者： 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水与中国》2016年第11期 汲水灌溉堨应运而生 徽州山环水绕，山多田少，号称“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徽州河流大都在山间蜿蜒，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清顺治《歙县志》卷中这样描述：“地隘斗绝，厥土驸刚而不化。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 “堨”就是徽州人民长期与大自然做斗争，于生产实践中的产物。堨，在徽州方言中读“褐”（ hè）或“辉”（huī），为吴楚方言。“堨”相当于堰、坝，多指山区或丘陵地区在河流上人工横斜修建的一种挡水坝式的水利工程。为汲水灌溉，当地民众利用河流之间的自然落差，在河的上游筑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开挖沟渠，引导河水从沟渠中流入田地之中，省时省力。用时关闭水闸，疏浚沟渠；不用时关闭沟渠，除去水闸，于农业生产十分的便利。 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堨”与堤、坝又略有不同。民国《歙县志》记载：“凡叠石累土截流以缓之者曰坝；障流而止之者曰堤；决而导之，折而赴之，疏而泄之曰堨；潴而蓄之曰塘；御其冲而分杀之曰射。”由此可见，“堤”是用土石等材料修筑的挡水的高岸，主要用于截流蓄水；“坝”是拦截水的建筑物或者是河工险要处巩固堤防的建筑物；“堨”则是蓄水以流，疏而导之，重在利用。 初始，堨的建设十分简单，在河流中选一处相对狭窄的处所，将松木砸入土中为经，以荆条、竹条为纬，上面再覆以沙石、杂草，就可以起到蓄水的作用。但当山洪暴发时，土堨往往容易被冲塌，需要经常修复，劳民伤财。后来堨的修筑工艺改进，开采山石进行修筑，并修有泄洪口，水位可根据需要予以调节。而且在一些财力允许的地方，开始设置专门人员负责堨的日常维护，称为“堨甲”。据《沙溪集略》记载：本里富堨设堨甲一名，工食谷每年十八斗；隆堨设堨甲一名，工食谷每年十八斗；本里皇呈堨设堨甲一名，工食谷每年二十斗。 管理严格订有管理条例 历代府县对堨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奉府宪示禁”碑，其主要内容为加强歙县西乡鲍南堨、八官堨的管理：“如届春夏水满，不得在该石磅往来，恐防失足；亦不得在于堨内钓取鱼虾，损害石堤，侵挖堨磅；至秋冬水涸之际，近堨居民不得倾倒瓦砾，致塞水道。倘有前弊及簰夫、地棍抽窃堨口木坝，害载水源，许各堨示印，行赴府呈禀，以凭立拿严究，断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

探索文房四宝,领略徽州风情

毕业设计（论文） 课题名称：“探索文房四宝，领略徽州风情” 指导教师：朱小龙老师 系别：旅游管理系 专业：旅游管理 班级：旅游管理1班 姓名：姚玉凤组

毕业设计—— “探索文房四宝，领略徽州风情”三日游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 指导老师：朱小龙老师 11旅游管理（1）班 姚玉凤盛万友李惠妹余美丽 伍琴鲍玉孙晓龙张琪王慧 目录

摘要-------------------------------------------4 绪论-------------------------------------------5 第一章背景分析---------------------------------------6 第二章线路的价值及需求分析---------------------------7 2.1线路的市场占有率 2.2旅游线路的价值 第三章线路内容--------------------------------------9 3.1线路设计 3.2成本核算 第四章线路的市场营销及宣传-------------------------12 第五章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法-----------------------15 附录问卷调查-------------------------------------17 总结语---------------------------------------19 成员安排及参考文献---------------------------20 摘要

中国文房四宝文化历史悠久，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而安徽作为文房四宝的主要生产基地，更是体现了徽州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制作工艺的巧夺天工。2004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州被授予了“中国文房四宝之乡”的荣誉称号。这项光荣称号更是奠定了徽州在文房四宝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徽州特有的自然风光和众多的文化遗产成为人们向往的精神家园，而文房四宝集中体现了徽州传统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缩影。 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房四宝早已不作为书写工具供人使用，更多的是作为人们的爱好和兴趣继续流传。青少年把学习书法和国画当做一项才艺或用来陶冶情操，而老人们则更多的是因为兴趣爱好，为单调的老年生活寻找乐趣。正因如此，我国的这项传统文化才能源源不断的流传下去，在我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大放异彩，屹立不倒。本条路线的设计，将从多方面、多角度以及独特的方式表现徽州文化，引领游客一同感受徽文化的内涵与奥秘，为游客呈现一个多姿多彩、触手可及的徽文化。 关键字：徽文化、亲身体验、精神享受

明代徽州进士表

明代徽州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字号年号及第年份县份乡里户籍行实出处江崇时洪武四年辛巳歙县牌头乾隆县志 胡昌龄太冲洪武十八年乙巳歙县歙城典故纪闻 程善复初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在城江南通志 程源洪武十八年乙巳婺源江南通志 任亨泰古雍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休宁鼓楼下明史吴伯宗传郑道同好问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歙县长龄弘治府志郑潜传汪回学颜洪武三十年丁丑休宁万安弘治县志 唐吉祥彦祯建文二年庚辰歙县槐塘民籍弘治府志 朱元贞粹夫建文二年庚辰婺源香田民籍弘治府志 金辉士辉永乐二年甲申休宁珰溪康熙府志 汪献惟臣永乐二年甲申休宁洪方新安名族志 俞士真还白永乐二年甲申婺源汪口江南通志 汪良士时彦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大畈新安名族志 王士真永乐二年甲申婺源城北江南通志 汪景明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横冈江南通志 汪彦纯永乐二年甲申黟县南屏江南通志 胡文郁永乐二年甲申黟县潭口民籍江南通志 汪善存初永乐四年丙戌歙县潜口江南通志 汪澍汝霖永乐四年丙戌黟县黄陂江南通志 方勉懋德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潜口上市民籍弘治府志 郑行简汝敬永乐十三年乙未歙县郑村民籍江南通志 张文忠季立永乐十三年乙未婺源甲道民籍江南通志 王俊得大本永乐十三年乙未黟县东珠川民籍弘治府志 胡永兴彦隆永乐十六年戊戌祁门赤桥康熙府志 谢志道士先永乐十六年戊戌休宁安岐新安名族志 王圭永乐十六年戊戌黟县丰溪江南通志 周昌文昌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祁门南门道光府志 叶蓁永茂宣德二年丁未歙县新州弘治府志 杨宁彦谧宣德五年庚戌歙县歙城民籍明史本传 吴宁永清宣德五年庚戌歙县莘墟民籍明史于谦传 程宪伯度宣德五年庚戌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汪敬益谦宣德八年癸丑婺源城西民籍弘治府志 方贵文本忠正统元年丙辰歙县中塘民籍江南通志 程思温叔玉正统元年丙辰婺源种德坊民籍明史王佐传 康汝芳仲实正统元年丙辰祁门曲坞民籍康熙府志 程信彦实正统七年壬戌休宁陪郭民籍明史本传 许仕达廷佐正统十年乙丑歙县许村民籍明史曹凯传 李友闻进明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北隅民籍弘治府志 胡深文渊正统十年乙丑祁门城东民籍江南通志 杨宜彦理正统十三年戊辰歙县歙城民籍江南通志

明代广东进士表(1)

明代广东进士表 宋长琨 姓名县份及第 年号 年份甲第名次 府（罗定 州归入 肇庆府； 连州归 入广州） 何子海番禺洪武四年三甲93 广州陈玄东莞洪武四年三甲38 广州梁临新会洪武四年三甲9 广州梁安高要洪武四年三甲69 肇庆张寿龄保昌洪武四年三甲23 南雄陈绶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28 广州劳士宽南海洪武十八年二甲106 广州张观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49 广州朱革庆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28 广州姚观文南海洪武十八年三甲144 广州周尚文香山洪武十八年三甲130 广州戴云连州洪武十八年三甲158 广州李文善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36 肇庆谭彦芳高要洪武十八年三甲101 肇庆卫善初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45 肇庆陈迪四会洪武十八年三甲143 肇庆黄敬中曲江洪武十八年三甲54 韶州甘友信保昌洪武十八年三甲109 南雄蔡福南海阳洪武十八年三甲 3 潮州林逊潮阳洪武十八年三甲176 潮州黄子平茂名洪武十八年二甲26 高州林昶吴川洪武十八年三甲83 高州林宗浦徐闻洪武十八年三甲113 雷州顾諟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郑镕吴川洪武十八年高州廖谟海康洪武十八年雷州米稚清远洪武二十一年三甲25 广州张广扬德庆州洪武二十四年三甲 5 肇庆杨壁海阳洪武二十四年三甲10 潮州何测文昌洪武二十四年二甲11 琼州谭源番禺洪武二十七年三甲 2 广州梁熙新兴洪武二十七年三甲40 肇庆蒋资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二甲10 高州李瑹化州洪武二十七年三甲25 高州符铭琼山洪武三十年春三甲26 琼州

余存谅高要建文二年三甲62 肇庆梁成信宜建文二年二甲11 高州李仲芳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1 广州潘帱南海永乐二年三甲172 广州罗亨信东莞永乐二年二甲84 广州翟溥福东莞永乐二年三甲229 广州孔泰初高要永乐二年三甲26 肇庆谢升高要永乐二年三甲92 肇庆梁致恭高要永乐二年三甲173 肇庆萧九成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27 肇庆罗英高要永乐二年三甲340 肇庆冯高新兴永乐二年三甲106 肇庆张昌罗定永乐二年三甲107 肇庆陈哲曲江永乐二年三甲296 韶州邓得麟乐昌永乐二年三甲370 韶州翟彦荣归善永乐二年三甲356 惠州陈玄海阳永乐二年三甲50 潮州黄嘉海阳永乐二年三甲206 潮州陈季芳潮阳永乐二年三甲207 潮州容善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6 高州周益茂名永乐二年三甲71 高州李祐茂名永乐二年三甲177 高州颜宝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73 高州伍玉茂名永乐二年三甲282 高州吴志盛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16 高州张贞茂名永乐二年三甲324 高州梁瑶化州永乐二年三甲264 高州黄本固海康永乐二年三甲72 雷州吴谦海康永乐二年三甲113 雷州林现海康永乐二年三甲223 雷州林文亨海康永乐二年三甲313 雷州陈颖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3 廉州林森合浦永乐二年三甲125 廉州周英合浦永乐二年三甲312 廉州唐舟琼山永乐二年三甲85 琼州陆普任琼山永乐二年三甲275 琼州石祐琼山永乐二年三甲347 琼州洪溥澄迈永乐二年三甲221 琼州陈日新高要永乐四年三甲84 肇庆陈道同四会永乐四年三甲8 肇庆黎常新兴永乐四年三甲63 肇庆梁智德庆州永乐四年二甲20 肇庆黄斌曲江永乐四年三甲47 韶州周岐後博罗永乐四年三甲22 惠州

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2019年文档资料

论徽州 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On Cultural Power and Rural Autonomy of Huizhou Gentry TANGLixing (China Center for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 China ) ：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ral society in Huizhou had maintained a long-time stability. Clan was an organization form of rural aotonomy ， which was economically based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led by the gentr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key elements in Huizhou society ca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of gentry was omni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is intellectuals' parties and rural public's judg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genealogy. The gentry also madefriends with the officials gentry were the leading power in rural aotonomy with considerable credibility. 16至 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徽州乡村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曾指出： 徽州特定的自 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 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 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三要素 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明清时期，徽商数百年间执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州科举与苏州并驾齐驱， 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 而徽州宗 族“千年之冢，不动一 ？g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 毫不紊” [1] 卷 11，《泛叶寄》， 872。本文拟从徽州社会系统 aspects ： one and got involvd in lawsuits ，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

徽州文化的发展

徽州文化的发展与“瓶颈”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作为古老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一条重要支流，徽州文化能够延续至今，且依然让无数人为之吸引，的确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现代的徽州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徽文化中有着许多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人们在徽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已获得了甜头，并从文化旅游开发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从中积聚了继承发展这种文化体系的信心。比如，其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可以在黄山市的发展中窥见一斑。黄山市以旅游立市，以“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作为其发展战略。区区一个地级市，有两处世界遗产，世所罕见，这不能不说是徽州文化的功绩。 世世代代的徽州人在这片不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挥洒汗水，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通转楼、马头墙、天井、美人靠和谦让墙，创造了徽菜、徽戏、徽雕、徽墨、歙砚等文化符号，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刻书、徽州漆器、徽州造纸等文化技艺，孕育出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宗族意识、庙会文化，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其独特的书香韵味、山野情调，是其它文化流派无法比拟的。 如今，在古徽州的土地上，仍有随处可见的民风淳厚的古村落，可以看到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到处仍是清一色的方言土语，充满了与现代都市迥然不同的人文韵味，在婺源、绩溪的乡间山村，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桥流水的静谧，依然是这片天地的主色调。 但是，在徽文化的开发和发展中，我们正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瓶颈”问题。一方面，现在的徽州人一味守旧，只懂得把老徽州的传统文化拿出来反复折腾。这种“啃老本”的发展模式，也许现在还能赚到荷包满满，但是这样的徽州文化，失去发展的活泉，只会日渐枯竭、腐朽，成为一滩死水。另一方面，现代徽州人往往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本着盈利最大化模式进行徽文化旅游开发。过度的旅游开发对徽州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有些地方把古宅、古祠、古牌坊等拆迁集中为旅游景点，损害了其最宝贵的历史价值；有的村落拆墙开门、大量开店设铺、兴办旅馆饭馆，破坏了古宅的建筑风貌和古村落的宁静氛围；低水平模仿性开发，普泛化的徽州文化旅游开发严重地伤害了徽州文化的真正内涵。 徽州文化要开发、要发展，但这种开发、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就如一位徽学研究学者所说，徽州文化的发展必须基于这样三个前提：一是保持文化的传统性。如果徽文

徽州古建筑和古村落

黄山市不仅以神奇美妙的自然景观名播中外，更以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著称于世。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前称新安郡）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然。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风骚已约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领域，有的虽然没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则如秋空繁星，不可胜数。 国内外学者注意对徽州问题的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进入80年代后，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或“徽州学”）概念广为传播，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原徽州地区及国内不少城市及美、日、朝、新加坡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或机构。90年代后，徽州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徽学”被誉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 徽州建筑 南宋迁都临安，大兴土木，筑宫殿，建园林，不仅刺激了徽商从事竹、木、漆经营，也培养了大批徽州工匠。徽州是“文化之邦”，徽商致富还乡，也争相在家乡建住宅、园林，修祠堂，立牌坊，兴道观、寺庙，从而开始和形成有徽州特色的建筑风格。本县现存的古村落雄村、江村、许等地的明清民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徽州建筑风格。古村落选址一般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臻天时、地利、人和和诸吉咸备，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村落一般依山傍水，住宅多面临街巷，粉墙黛瓦，鳞次栉比，散落在山麓或丛林之间，浓绿与黑白相映，形成特色的风格。同时有大量的文化建筑，如书院、楼阁、祠堂、牌坊、古塔和园林杂陈其间，使得整个环境富有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趣。站在高外望村落，只见白墙青瓦，层层叠叠，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在民居的外部造型上，层层跌落的马头墙高出屋脊，有的中间高两头低，微见屋脊坡顶，半掩半映，半藏半露，黑白分明；有的上端人字形斜下，两端跌落数阶，檐角青瓦起垫飞翘。在蔚蓝的天际间，勾出民居墙头与天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徽州文化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徽州文化 --浅谈徽州人的贫与富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本土的徽州文化。她的内容广博，深邃，包括徽州教育、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菜等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 研究徽文化的学者以及沉醉于徽州美景的游客对徽文化的璀璨总是赞叹不绝。然而，除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徽州大地上，可以说，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里，可利用的生活资源极其贫乏。徽州处于丘陵地带，在徽杭高速歙县段路两旁，透过车窗，你总能看到在高高的深山上几至山顶，是被人们开垦的大片大片的耕作地。地里的植作并不茂盛，即便隔着那样宽的山沟依然可见泛黄的土地。而你也总能时不时见到一个老妇，肩上扛着一把锄头，一个五，六岁的孩童跟在身后田间地头转悠。而生活在“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人，则在这贫瘠的土地上，如黄山松一般艰难生存，千百年来孕育出勤劳，踏实，敢于开拓和坚韧的品质，并将这种品质传给她的子子孙孙。 当走进他们的住宅，和贫瘠的土地资源相契合的是白墙灰瓦，矮窄门楼的古朴建筑风格。然而，不同的是，随处可见的是充满智慧和情趣的应景。且不说那些达官贵族与经商致富的大户人家，即便是只有两间厢房的小门小户，院子里也一定会用花花草草和几个雕刻着花纹的石凳布置一个简单的园林小景，供主人闲暇时玩赏。央视的一个纪录片曾就徽州人的园艺做过一个专访。在歙县，即便是现在，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种满了观赏的花草。一个几近倒闭的盆景小店，哪怕已无人问顾，老板依然坚持，不为挣钱，只为自己喜爱。 人们为徽州文化的璀璨而倾倒，我也同样为之倾倒，但不仅仅是因其璀璨，而是为其不易。在这样一个土地贫瘠，古时难有与外界通达的山区，古徽州人不是为满足于裹足口腹之饥而蝇营狗苟，而是在这样艰苦，贫乏的环境里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那份超然和豁达，赋予这里的一山一水于之世外桃源之恬淡。而他们自己，比之陶公而无愧。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6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6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